三个阶段的文化演变过程

三、三个阶段的文化演变过程

以斯拉列将上述“主体（主文化）—少数（客文化）”关系的分析框架运用于对中国汉人与穆斯林关系的分析。以斯拉列认为，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以“主体—少数”的关系形式在中国的遭遇，衍生出的包括从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到文化冲突（confrontation）的问题，可以分解为三阶段的文化演变过程（Israeli 1980：4）。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是两种文化间表面上的和平共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两种文化都自信其优越性，但都避免正面冲突。一方面，由于汉文化要素向伊斯兰共同体的不断扩散，另一方面，由于伊斯兰本质上的排外性，中国穆斯林将会遭受来自两个相反方面的压力：即一方是推动他们适应中国主体文化的压力，另一方是将他们拉回保持作为穆斯林的文化和认同核心的文化特殊性压力。以斯拉列认为，为了保持一种平衡局面，中国穆斯林采用一种特殊的机制将这种长期的压力保持在一定可容忍的限度内。

但是，当来自“主文化”的外部压力增大，并与同样增大的来自“客文化”的内部的压力相遇时，二者的关系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过程更可能发生在少数群体比例最大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由于“少数”对“主体”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地位构成了主要的威胁，因而，针对“少数”的歧视和迫害会更为严重，“主体”与“少数”之间相互的歧视和偏见的最终结果是相互的不信任和仇视。在这种情形下，“少数”的反应可能包括三种情况：避免接触、接受现实和反抗。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以斯拉列认为，第一种反应行不通，而第二种反应在第一阶段已经存在，因而，中国内地穆斯林采取第三种反应形式：反抗或起义。在云南的例子中，伴随着杜文秀起义的暂时胜利而出现了第三阶段，因而，以斯拉列预设中的第三阶段是中国内地穆斯林谋求独立、建立伊斯兰国家的过程（Israeli，1980）。

因此，以斯拉列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7世纪到17世纪，以斯拉列称为不稳定的共存阶段（uneasy co-existence）；18～19世纪为第二阶段，由文化的冲突导致穆斯林的反抗与分裂；第三阶段是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建立，其引用清末咸丰、同治年间云南回民起义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