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的热望

一、空前的热望

如果说英、美、法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期望上或价值取向上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么,对待“平等”这一信条的不同态度便是这种差异的集中表现。

索布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作为争取平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历次革命。无论在英国或美国,贵族和资产阶级既已分享了政权,革命的重点便没有放在平等上面。而贵族的反抗、反革命和战争则迫使法国资产阶级把权利平等放到了首位。

这就是说,尽管英、美、法三国的革命都打着“自由与平等”的旗帜,然而真正重视“平等”的价值、表现出对“平等”的炽烈追求的,却只有后来的法国革命。

历史也正是这样告诉人们的。

从英国革命中曾产生了弥尔顿和洛克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等伟大思想,然而这场革命却恰恰是最忽视“平等”价值的革命。革命中虽然也出现过主张政治平等、取消特权和实行普选制的平等派,甚至出现过激烈反对土地私有制、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掘地派,可这些激进的派别总显得极其孱弱,被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始终成不了什么气候,以致使他们争取权利平等的斗争一直不曾对革命成果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英国革命因此带有突出的保守性色彩。实际上,英国革命极力弘扬的只是自由的精神,在权利平等问题上它毋宁说是讳莫如深、毫无建树的。“光荣革命”后英国国会于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确认了英国人自古以来应该享受的十三条权利与自由,其内容基本上只是为了限制王权、保证议员言论自由和国会的主权,对于权利平等却不置一辞。英国著名政论家伯克在《法国革命感想》(1790)一书中就这样承认:从大宪章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我们的宪政主张历来都是把我们的自由作为先辈传给我们的、并应由我们传给后代的遗产和遗物去要求和争取。可见,由于忽视了“平等”,连英国革命所肯定的“自由”都显得极为狭隘:它在这里指的只是英国人的传统权利,并不是所有人的权利。

革命时代的美国人则比英国人潇洒得多。北美殖民地以自由契约论为依据来争取独立,即争取与母国平等的地位,由此自然既要打破自由的国界限制,又要明确地提出平等这一天赋人权。所以,北美殖民地《独立宣言》(1776)能够开诚布公地庄严宣布“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原则,从而成为马克思所盛赞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可惜的是,“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原则还不能说是对权利平等信条的彻底承认,它具有浓厚的抽象性色彩,其中不可避免地暗含着一种对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默认。聪明的美国资产阶级发现,对权利平等的普遍性作这样抽象肯定看起来危险,实际上有百利而无一害,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承认的仅仅是人人一生下来就有参加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平等权利这一事实,至于每个人有无竞争的条件和手段、能否在竞争中获胜,那就得看他的命运和本事如何了。结果,资产阶级既可以运用这一原则去消灭贵族特权,为自己的发展开辟自由的天地,又可以迫使劳苦大众俯首贴耳地作他们的雇佣奴隶,何乐不为!可见,美国革命虽然用公法的形式规定了普遍的自由和平等,实质上它真正热心追求的仍然只是自由,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平等。

法国革命迷人的魅力,正在于它对美国人的求实精神不屑一顾。它显然感到美国人作出的那种“激进”姿态还远远不够味、不过瘾,因而必须再向前跨出一步。这一步果然也就在理论上被法国革命者轻而易举地跨出去了,于是在1789年8月26日,全人类第一次有了一个用这样一句气吞山河的名言开头的《人权宣言》: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引文中的着重号是笔者加的。应该认为,这个“始终是”,决不是一个漫不经心的措词。它以雷霆万钧之力冲破了美国人在“平等”价值观上所设置的藩篱,集中体现了法国人在这方面显著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期望。通过这个措词,法国革命人士第一次赋予平等一种丝毫不亚于自由的绝对价值,而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激进性、彻底性都不过是这种绝对平等观的派生特征。

英、美、法三国的革命之所以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平等观,显然是由三国国情的不同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英国贵族的地位远逊于欧洲大陆各国的贵族,主要表现在他们并不享有多少特权,尤其是必须像其他人一样纳税,而且只有获取了爵位的贵族才是合法的特殊等级,他们的爵位只传给长子,其他子女仍属平民。另外,经过1455-1485年的红白玫瑰战争,旧的军功贵族(封建诸侯)已经自相伐绝,因而自都铎王朝(1485-1603)以来,英国的贵族基本上都是出身和资产阶级十分相近的新贵族,其中一部分是因忠于国王而获得被没收的旧贵族土地的高级官员,一部分是称为乡绅的中小地主,他们在经济利益上已经同资本主义发展发生了密切联系。由此又带来了英国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即那里不存在门阀偏见,法律和习俗都不妨碍贵族经商,贵族做生意丝毫不影响自己的加官晋爵,这就更进一步促进了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化的进程;同时,航海事业和殖民征服的发展,同西班牙和法国的争战,也加强着英国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认同感,一旦推翻了专制王权,这两个阶级便自然而然地分享的政权。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当然没有提出权利平等的迫切愿望。

而在北美各殖民地,人们虽然必须打出平等的旗号来争取独立,但一旦实现了独立,对于平等也就不再需要加以特别强调了。其缘由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新大陆从未有过欧洲的封建制度与传统,根本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封建特权,充其量只有一些从欧洲带来的、不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残余,如代役租和长子继承制之类,整个殖民地社会是“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上的”(恩格斯语)⁽¹⁾。既然不存在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特权制度,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当然不可能凭空产生出什么追求权利平等的热情。

法国的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中世纪的法国曾经是封建制度的典型国家,各大封建主雄踞一方,俨然是一个个土皇帝,王权长期衰微。尽管自12世纪中叶起,贵族阶级随着王权的强化而不断受到削弱,但它依然在社会阶梯中傲居首位,仍享有异常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特权:既可以免交大部分捐税,又独占宫廷、军队和教会中的高官显职。而且,贵族阶级愈往旧制度末期愈显得封闭和僵化: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挤入贵族圈子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贵族即使负债累累也不能像英国贵族那样去经商赚钱,因为法国贵族阶级的传统偏见历来视工商业活动为下流,不惜辱没自己的身份去从事这种活动的贵族会因此丧失贵族特权,首先是免税的特权。显而易见,法国没落贵族这种基于特权的寄生性,势必日益加重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首先是农民的负担,而资产阶级要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首先必须克服的也正是封建特权的羁绊。法国大革命对于权利平等的空前的热情,就是以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贵族特权的深恶痛绝为基础的。

所以,法国革命人士那种独特的平等观,正是作为旧制度封建特权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也就是说,是旧法国封建特权的典型性和顽固性,导致了法国革命平等观的异乎寻常的绝对化。应该说,这种绝对化的平等观不仅极其虚幻,而且相当危险,很容易危及资产阶级本身的安全,可当时的革命资产阶级并没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只是在五年之后,在经历了恐怖统治的浩劫之后,通过痛定思痛,他们似乎才终于明白了过来。共和三年获月5日(1795年6月23日),国民公会议员、热月党人布瓦西·当格拉慨叹:“绝对的平等是一种空想。”热月26日(8月13日),另一位热月党分子梅埃开始公然向1789年《人权宣言》的平等观发难:

说在权利方面人人生而平等,我赞成。但在权利方面人们始终是平等的吗?这我就不敢苟同了……⁽²⁾

梅埃还强烈呼吁停止在宪法中这样危险地“滥用词语”。同一天,议员朗瑞内进一步明确指出:如继续承认“一切人在权利方面始终平等”,便无异于号召“已经被剥夺公民权或停止了公民权之使用权的”雅各宾派分子起来反对宪法。结果,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一条终于被共和三年宪法的《人权宣言》郑重地抹去了,平等在那里仅仅剩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义(第3条)。

事实上,早在1789年,革命者中某些头脑比较冷静的人也曾预感到这种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平等的危险性。他们觉得,为了增加保险系数,至少应对《宣言》的内容做一些补充。西哀耶斯提出明确写上在财产问题上没有平等可言的规定,以防止有人趁机鼓吹社会平等;格雷古瓦教士则希望,在列举公民权利的同时,也应列举公民的义务。当时的贵族反革命派也曾警告过资产阶级:如果他们为废除贵族特权而否认出身的优越,他们迟早会看到这个论据会掉过头来反对他们自己,因为通过财产继承,出身同样保证着富人的事实上的特权。⁽³⁾然而所有这些忠告对于制宪议会的大多数议员都成了耳边风。在1789年立志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法国资产阶级似乎冲破了自身阶级的局限,他们充满超阶级的狂热,摆出全人类代言人的姿态。正如勒费弗尔所指出的:当时的“资产者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特权阶级,他们甚至以为,随着等级被废除,阶级也将被消灭,资产阶级的大门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同时他们还坚信,由他们设计的、符合自然法规和上帝合理意志的新秩序将永远保证人类的幸福。1789年《人权宣言》正是怀着对未来的充分信心所写下的作品,其中每一条原则在他们看来都是“无可争辩的”绝对真理。在谈到这种平等热望的缘由和它对大革命所产生重大影响时,勒费弗尔还这样告诉我们:

当资本主义集中尚未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时,所有缺少竞争条件的人开始并不都对前途丧失信心。何况面对贵族的阴谋,第三等级内部还保持一定的团结和友爱,从而部分地掩盖了阶级对抗。因此,自由和平等对人们的想象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法国人民以为他们的生活将能改善,他们的子孙将生活得更加幸福,他们甚至希望其他各国人民也将有同样的命运,自由和平等的各国人民将永远和睦相处。那时候,世界将从压迫和贫困中解脱出来,和平的阳光将普照大地。革命的幻想犹如鲜花盛开。许多人为着这个如此崇高的事业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它所激起的热情鼓励其他人继续英勇奋斗,把革命的光辉洒向全世界。⁽⁴⁾

由此看来,法国革命的特殊性还不仅仅是法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性所致,它还反映了一种对启蒙时代理性思维逻辑的贯彻。同带有经验主义深刻烙印的英、美革命比较起来,法国革命无疑具有更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它是人类大同理想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宣示和实践。这种炽烈的追求平等的热望固然是法国人的骄傲,然而它在18世纪毕竟只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任何被不合时宜地付诸实施的幻想,不论其闪烁着多么眩目的光芒,终究总是要归于破灭的。尽管法国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拒不承认这种幻灭的必然性,还要前赴后继地力争把幻想变成现实,并把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的革命派别推向前台,可是谁又能否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无时不在为一种不祥的幻灭预感所困扰、所折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