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

钱穆尝言，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9]此论只合适明清，从西汉至宋元，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城市，其中尤以唐宋最为强盛。

东西方在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上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也是比较研究中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欧洲在古希腊和西罗马时期是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后，大小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庄园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续下滑，到14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有四个“巨型城市”，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和热那亚，但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人。欧洲城市化率的重新提高，则与工业革命有关。而中国，从西周到宋元，一直处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状态中。根据赵冈的研究，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达到了15.9%，西汉时为17.5%，唐时为20.8%，这一数据已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相当。中华早期文明的发达与人口大量聚集于城市有关。到了唐朝，城市管理的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10]

中国历代城市化率列表

（赵冈制表，吴晓波增补）

西汉时，首都长安的人口约为25万人，到了唐朝，常住居民62.6万人，如果加上驻军、僧尼以及往来客商，其人口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100万，其旧址面积约80多平方公里，大于明清时的北京城，是当时世界上的最大城市（到清末，西安人口只有11万）。^[11]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赞曰:“全城坊市，棋罗星布，街衢宽直，制度弘伟，自古帝京，曾未之有。”从流传至今的图册可见，宫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全城南北中轴线两侧东西对称。东半部设万年县，有东市，西半部设长安县，有西市。

《唐律》规定，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须在政府划定的“令市”中进行，县城之下不得有“草市”。这一方面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大中城市在商品交易中的聚集作用。长安城的商业交易中心为东西两市——后世的“东西”一词由此而来。东西两市的四面各开两门，各有两条东西街、两条南北街，构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分为九个方块。每方的四面都临街，店铺就设在各方的四围，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称之为行。东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荣，除了店铺，还有平准局、衣肆、典当行等。

政府对两市的交易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训，中午时分，催鼓而聚，一到黄昏，击钲（一种与钟形似的铜制乐器，可执柄敲击）而散；商贾带进两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经过市场管理机构（市司）的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规定价格，然后方可出售。^[12]政府还特别对店铺租金进行了规定，唐玄宗曾特别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过五百文。^[13]从这些规定中可见，长安城里的商品交易，与其城市规划一样，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干预之下，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以长安为起点，朝廷修筑了七条驿道，通往帝国的各个城乡，沿途每15公里设立一个驿站，全国共有1639处之多。这些驿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长期性的建筑及常驻的管理人员，在一片旷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标志，于是，它们很自然地成为当地交易的最好场所。

首都长安还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公元640年，唐军攻灭西域的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由长安向西，可自由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直驱地中海东岸的安都奥克，全长约7100公里。正是通过这条漫长的贸易走廊，东西方文明进行了一次大沟通，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贩销到欧洲市场。当时，罗马城里的多斯克斯地区有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其价值约与黄金等重，造纸术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东地区。而西方的动植物和新技术也传入中土。《唐六典》记载，唐王朝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王朝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罗马）、大食（阿拉伯帝国）等大小国家不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长安，他们大多住在西市，几乎垄断了珠宝行业，长安城里有专门的波斯邸（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之处）、波斯酒店等。

除了长安，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样十分繁荣。东都洛阳的城市规模仅次于长安，人口也超过了50万。在南方，最繁华的城市是扬州、成都、苏州和杭州，长江中游则是益州（今四川成都），时称“扬一益二”。杜甫有诗说“城中十万户”，益州市井之盛仅次于扬州。

盛唐气象就是这样被营造出来的。前所未见的轻税简政，促进了工商业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更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商人在国境之内经商，数十里便有酒肆客栈，每个店铺均备有代足的驴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铁自卫，这当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