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事务工作是一个特殊的敏感系统

第一节　敏感地带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高等神经系统’”^［1］，这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判断。它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它不只是知识创新意义上的，或者说经济意义上的功能扩张，而且也是精神、文化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在这个“高等神经系统”中，学生事务工作又是一个特殊的敏感系统。这是因为，学生是大学校园中最不“稳定”而又占大多数的社群。

回顾中国现代大学百年的风风雨雨，能够清晰地看到学生运动为中国政治运动史所涂抹的一道道浓重而鲜亮的色彩，也能看到学生运动在百年间积极的或消极的潮涌。有人认为，学生运动就是中国政治的精神晴雨表，看学生运动，就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气候。这话虽有些夸张，却不无道理。其实，“高等神经系统”的敏感不只是中国现象，乃是世界普遍之现象，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卷寰宇的学生运动就是一个明证。

大学生们的“不稳定”，不只是政治上的，我们不要过分夸大这一因素。其实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敏感”，而且这种“敏感”有着客观必然性。作为一个不断成长、思维活跃的青年群体，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激情，且视野宽广、思想开放、求知欲强、崇尚自由、挑战传统、勇于批判。但与此同时，正处于思想“断奶期”的他们，却又不谙世事、缺乏社会经验、易于逆反、容易偏激、自律性不强。由于生理和心理成长的特点，他们既有着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愿望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强烈需求，但又极富脆性，容易偏于一隅，走上极端——其本身就是一个在激荡的矛盾中寻求发展和认同的矛盾集合体。具体来讲，这种敏感性主要在以下内、外两个方面有所体现。

对于外部世界而言，青年学生正处于世界观、社会观和政治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进入大学之前接受的初、中等教育为其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其政治和社会理想也处于朦胧形成的时期。但进入大学校园后，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大和社会实践的增多，思维活跃的他们对于外界的新生事物往往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希望能够一探究竟，但同时存在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也往往让很多学生感到无所适从。他们开始对社会、对世界进行大量的思考，希望能够找到解释心中疑团的钥匙。在此过程中，多种变量影响着他们最终选择的结果——既有自身的成长背景、个性、经历的因素，也有老师的引导、朋友的帮助，甚至所处的历史环境等外界影响。有些学生在自我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能够以冷静的头脑来分析和对待理想与现实的种种差距;有的虽然能够把握基本的行为和思想原则，但却容易产生急躁不安的情绪，缺乏艰苦奋斗的准备;另有少数学生剑走偏锋，对社会不满，容易产生偏激的思想和行为。

对于个体本身而言，敏感性则主要表现为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和情感认知。刚刚步入成人行列的青年学生，通常对于自己思想和言行较有自信，并且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同学、朋友、老师和家人的认同;他们向往情感，但对情感经历过程中的某些挫折却又害怕畏惧。在个体身心成熟的过程中，学生在遭遇不同的情感经历后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性格，除了积极的人格完善之外，还有一些学生自我意识过于膨胀，听不得反对意见，刚愎自用、离群索居;一些人思想感情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差，沉默寡言、自我封闭;一些人在经历挫折之后，则玩世不恭、不思进取。

总的说来，青年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成型时期。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激荡，却常常使他们在寻找个体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处于斗争、矛盾的十字路口。面对这样一个敏感而富有朝气的群体，面对他们具有明显分层的社会政治和个体意识，大学学生事务在学校的管理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管理体制之下，人们对学生社群、对学生事务的理解是不同的。

在美国这样一个倡导“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国家，对于大学生这样一个充满热情和敏感细胞的群体，大学也是高度重视的，只不过重视的方式不同，价值标准与我们不同。他们对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视丝毫不亚于中国，这是不少中国大学学生工作者到美国考察后得出的结论。美国大学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个特点，按照有的说法是“无名有实”，即没有响亮的口号，但却“润物细无声”，通过精心设计的服务项目和教学内容进行了大量的实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它不仅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广泛性，而且具有良好的实践性。大学里，不仅通过课堂讲授美国的历史、政治、哲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课程，向学生宣传美国的核心政治和价值观念，更有形式丰富、内容充实的各种社团活动、宗教活动、慈善活动、义工劳动、专业实践活动和心理咨询服务，来丰富学生生活、拓展社会视野、培养健康人格，没有空洞的理论与说教。这种方式却让学生在行动中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作为世界和美国的一员所应该具备的品质。而它最明显的成效，就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民意测验会会员组织进行的一次八国青年动向调查中^［2］。在那次调查里，认为“国家生机依靠青年，青年不为国家出力就意味着背叛”的青年比例美国居第三，占81%;而认为“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利益”的青年比例占了70%，居于最高——这与我们想象中美国青年学生只注重个人自由、忽视他人和国家利益的印象具有如此鲜明的反差。以上所述并非认为美国的学生事务管理是完美无缺的模范——事实上，关于美国大学校园内暴力枪杀的种种丑闻依然不绝于耳。但美国同行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所持有的理念，却值得我们每一位高校学生管理者认真思考。

在我国，“学生事务”是近几年来才开始为人们所使用的概念，向来把有关学生的管理工作视为“政治思想工作”，学生管理人员被称为“政治思想工作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在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一直被置于整个学生管理工作的中心，统率并影响其他所有的学生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事实上就几乎等同于学生管理工作，因为“抓好思想政治教育是搞好一切工作的根本”。改革开放以后，极“左”的思潮受到批判，人们对学生工作逐渐从高度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解脱出来，遗憾的是，由于几次政治风波的发生，“稳定压倒一切”，传统的学生工作的价值观念总体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当然，人们在不断地进行反思，以学生为本的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接受。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高校办学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信息传播方式的急剧变化，学生工作面临着许多的新问题，传统的观念和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这迫使人们去重视审视学生工作。“以前的学生工作使教育成了说教、管理成了管制，因此本着以学生为本的精神，应该把学生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学生提供辅导和服务上来，这就意味着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关注学生的需要，以学生的需要来确定辅导和服务的内容。”^［3］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趋势。

蔡国春认为:“中美两国的学生观和学生事务观是迥然不同的，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就目前典型的情况而言，美国的学生观和学生事务观是以个人主义和存在主义为基础的，倾向把学生当作独立的个体和平等的公民看待。在学生工作中，重视学生参与，以服务学生为价值导向，以学生发展为终极目标。我国当前的学生观和学生事务观在政策法规层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践工作中也已发生部分转变。但总体而言，学生观和学生事务观仍较大程度地受到传统文化的等级观念影响，倾向于把学生看作被教育和管理的对象。学生工作满足于不出事、不闹事，工作重点侧重于规范和约束，管理过程缺乏民主和学生参与。”^［4］

实际上，从更高层面上的政治论角度来看问题，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社会体制的不同，决定了学生观和学生事务观的价值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仅仅从个体价值和地位去分析，很多问题就无法解释。在中国，政教向来是统一的，知识分子笃信“士不可不弘毅”、“以天下为己任”。东林书院那幅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能反映这种文化心理。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对留苏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种政治期待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也成为“集体的有意识”。追求真理与兼治天下，本身就蕴含着冲突性。而在西方现代政治体制中，政教是分离的，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是在学术中立的价值基础上成立的，虽然学术中立是否能做到大可怀疑，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也具有相对性，但是西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要淡漠得多，在社会政治安排上也有制度规约。所以从政治控制来看，西方的学生似乎更容易叫人“放心”。

另一个方面，从更深层面上的教育论角度来看问题，两国的教育哲学不同、教育文化传统不同，也是学生观和学生事务观区别的价值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一些教育行为就难以透彻地理解。美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提倡“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从做中学”，美国的教育文化深深地渗透着这种教育哲学。学生的主体性在知识论、道德论、教育目的论上都充分体现了杜威的哲学思想。中国教育传统笃信的是“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强调师之“传道、解惑、授业”。在这种教育哲学之下，学生的主体价值是十分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