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庆商帮研究
赵启燕
前 言
鹤庆位于滇西北交通沿线，南接迤西商贸中心和商品中转枢纽下关，北经丽江、中甸，直达康藏，向东经下关可以到达省城昆明，向西经保山、腾冲到达缅甸。清末民初，鹤庆商人走南闯北，到各地经营贸易，逐渐发展成为滇西白族地区的一大商帮——鹤庆帮。鹤庆商帮与喜洲帮、腾冲帮一起形成迤西商帮，在民国初年以后日益发展壮大，控制着迤西商品市场，成为云南商帮中的佼佼者。鹤庆、喜洲、腾冲、丽江、中甸等地的汉、白、纳西、藏等各族商人，不仅在西南边疆与内地的商贸交流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他们还以商业贸易为纽带，推动了近代中缅、中印国际贸易和中外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包括鹤庆在内的迤西商帮各民族商人群体还利用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积极参与地方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他们组建商会、兴办学校、捐资公益、造福桑梓，借助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介入到各种地方事务和活动中。迤西各帮商人在经商过程中，还将各种新思潮、新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带回故乡，改良社会习俗、引领生活时尚，对于近代滇西、滇西北等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在近代滇西民族地区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商业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鹤庆商人不仅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且还直接带动了鹤庆本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从道光三十年（1850年）李恒春创办同兴德商号始，到1956年恒盛公商号实行公私合营止，鹤庆商帮存在了一百多年，先后共有近百家商号从事滇缅、滇藏印贸易，在川、黔、康、藏、沪以及缅甸、印度设号经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兴德、日心德、兴盛和、怡和兴、文华号等十八家，而同兴德、兴盛和、福春恒、恒盛公四家大商号则是鹤庆商帮各发展阶段的核心。作为白族地区较早形成的一个商帮，鹤庆商帮在清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20世纪初白族地区，乃至迤西一带资本最雄厚的第一大商帮，它的兴起影响到了周边地区，带动了周围各地商业活动的发展。鹤庆各商号积累的资本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成为我省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滇西白族地区，尤其是振兴鹤庆县的经济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 鹤庆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
鹤庆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地跨东经100°01′～100°29′，北纬25°57′～26°42′，东有金沙江与永胜县分津，南临鸡坪关与宾川接界，西连马耳山与剑川、洱源两县接壤，北望玉龙雪山与丽江毗连。鹤庆古属泽国，原名蒙统罗。唐贞观时，有圣僧耯哆尊者卓锡开辟，初来时，远望群鹤翔集，因命名为鹤庆，亦名鹤拓。《禹贡》梁州徼外地，东汉为永昌郡西北境，唐为越析诏地（地名鹤州，又名漾弓川）。天宝中属于南诏，太和中置谋统郡，宋时段氏因之。元初置鹤州，寻改为二千户，仍称为谋统（属大理万户府）。至元十一年（1274年）又改为鹤州，二十三年（1286年）升为鹤庆府，后又改为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复为鹤庆府，旋改为军民府。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为州，属丽江府。民国元年（1912年）改为三等县。[1]
云南的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沾益为蔽；南以元江为关，车里为蔽；西以永昌为关，腾越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丽江为蔽”[2]。隋唐时期，吐蕃势力强大，常自西北而来，进攻铁桥，入侵四川，唐中央王朝招抚南诏地方政权，以“丽江为蔽，而以鹤庆为关”[3]，将鹤庆、丽江视为抗御吐蕃的堡垒。由于鹤庆“左丽江、右剑湖，南带洱水，北枕石门，列岫环连，平川弥望，峦嶂明秀，彝罗外捍，雪销春水，遥连西蜀之偏鳞，次碉房直，接吐蕃之宇，天堑则金沙漾水，地利则铁桥石门，形据上游，势雄边徼”[4]，明清统治者也重视对这一地区进行控制和经营。明开滇之后，在鹤庆府设哨戍十二、铺舍十六，清代以绿营兵丁广置汛塘关哨，在鹤庆州置关二、哨卡十、塘三十九。于是鹤庆渐成为滇西北交通沿线的一个重要通道，北通丽江、中甸，直达康藏，南经大理，与滇西的交通枢纽和经济贸易中心——下关相连接，东至省城昆明，西经保山、腾冲，进而至缅甸，还可以经永胜直达四川建昌、叙府一带。相对于云南的其他一些地方而言，具有十分便利的交通条件。
鹤庆地属山国，县境内大部分为山区、半山区和峡谷区，其间有较大的鹤庆、黄坪、松桂、北衙等坝子。土质约分三种：一白土、二黑土、三红土，以红土为主，土壤贫瘠。民国《鹤庆县志》，载：“既予以瘠土，使不得比于膏腴之壤”，又载：“夫鹤壤地瘠薄，无鱼盐蚕桑之利”。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时既极其和平”[5]。当地农作每年两种，夏作以水稻为主，此外尚有少数玉米及豆类；冬作以小麦、蚕豆为主，辅以菜子之类。由于地近雪山，自然资源也十分有限，“百族各安其本业，虽极贫不致乏资生之术，虽巨富尚冺相耀之形”，[6]当地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生活条件自不能与膏腴沃土之地相比。
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鹤庆又是一个灾荒较多的地区。据民国《鹤庆县志》卷十一《杂纪志·灾异》记载，有清一代，当地地震、瘟疫、饥荒频频，尤以水患较为严重。县境东部的漾弓川，自“前明以来，诸洞日见淤塞，每当岁涝，水患叠兴。我朝嘉庆丙子，漾河涨发，淹损田庐，加以年谷不登，饥溺交警。……”[7]明清两代多次泛滥，致使田地淹没，房屋倾圮，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
“商帮的兴起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至为密切。十大商帮所在的地区大多土地贫瘠、地少人多。……可见，区域性的不利地理环境与该地农民弃本逐末以及商帮的兴起是直接相关的。”[8]由于鹤庆地处交通沿线，有十分有利的地理优势，同时，自然环境的不利又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而，造就了当地人民俗尚简约又喜治商业的特点。
清代中后期，中央王朝统治日益腐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全国各地人民纷纷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咸丰六年（1856年），杜文秀领导回民掀起了反清斗争，建立大理政权，控制了迤西大理、洱源、邓川、鹤庆、剑川、宾川、巍山，以及保山、腾冲等大部分州县，给清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然而，战火绵延十余年，给整个滇西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鹤庆在战争中亦遭到重创，城池几易其手，破坏严重，人口骤减，土地荒芜，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呈现一片凋敝的景象，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因此而无法正常的进行，“自咸丰初年至同治年间，回族构乱，迤西沦为贼窟，鹤邑兵厄尤甚，商业停止，为商业黑暗时期”[9]。
战乱爆发之后，鹤庆有相当一部分人为避乱移居到金沙江沿岸的丽江塔城、巨甸、石鼓、龙盘及对岸属于中甸的金江、下桥头一带。其中有一部分定居当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另一些人则从事手工业或做小生意维持生活，贮备了一定资金后，就绕道永宁、浪渠、盐源等地，到四川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据民国《鹤庆县志》卷九《人物志》所载：“张致铭……字景文，性纯孝，喜读书，业儒不成，改习贾。……鹤乱，极友约避难，出蜀，从之。承平归，拥巨资，睦族和邻，置田产”，“赵根润，字玉田……游于永昌，会滇乱兴，永昌亦陷于贼，乃孑身逃出蜀。同里赵应云故与相差，因循管鲍故事，各出资设恒昌和商号，以会川为枢纽，维西、下关、叙府各埠俱设庄焉”，而鹤庆大商号兴盛和的创始人舒金和“当云南省城之乱，杜逆据大理十八年，鹤城两次失陷，或游腾越、永昌，或走川边炉城，或历中甸蛮地，或接良弼母子，同叔母孙氏，避居江边吾竹，困苦流离，不堪设想”[10]。这一部分鹤庆商人为谋生计，在避乱过程中仍从事商品经营活动，并在这时期开通了入川贸易路线。商人在川滇边界从事贸易往来时，还有许多人进入中甸、阿墩子一带，据李永兴《鹤庆商务绪言》称：“……然犹有多数人民，避乱迁往中甸、阿墩，经营商业，厚立基础，中间杨武愍玉科兵复鹤城，绅商献策，以兵力保护经营，川道商务直接剑南，迄于重庆，此为黑暗室中开放一线光明也”，他们的贸易活动，为后来鹤庆商帮从事大宗滇藏贸易奠定了基础。清末民国初年，由于鹤庆商人在中甸、阿墩子等地从事商业贸易的太多，以至于批准成立商会时，清政府实业道和民国云南省民政厅都将这两地的商会设为鹤庆商会的分会，归属鹤庆商会管辖，有二十三家鹤庆商号的商人出任当地商会会董等职务，约占中甸、阿墩子商会职员总数的一半多。[11]
杜文秀大理政权建立后，推行鼓励和保护手工业、商业的政策措施，是滇西大理、鹤庆等地的商业活动在这一时期仍得到缓慢发展的原因之一。而在这一时期，也有一部分鹤庆人从事腾冲、永昌商贸活动，如民国《鹤庆县志》卷一之下《地理志·邱墓》载：“（张光庭）……值乱兴，通奉命儒从贾，时伪大司马诚据腾越，久有归正意，未发。见君英姿勃勃，兴语异之，聘为商务主任，君受事，综复精密，运筹决策，措置裕如焉，益奇之。”后来合资建立兴盛和商号的股东之一的舒程远在当时不仅“沿博南古道足迹腾越、永昌至缅甸八莫”，在咸丰中期还“以重金受聘于杜文秀义军经商，于缅甸瓦城建立‘元兴’‘元发’商号，往返炉城至缅做黄丝、茶叶、石磺、棉纱、棉花、陕布、川绸生意”[12]。
1874年，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以“赏功”的方式将大理政权的土地财产赏赐给“立功”的军官和地方统治者，当地回族人民的财产也被视为“叛产”受到掠夺。在镇压杜文秀起义的过程中，有一批鹤庆籍军官投效清王朝，参与镇压起义，事平后，也因军功获得官爵，并在大理、永昌、腾冲等地吞并了大量的“逆产”。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将资产投入商业，开设商号。大军功丁槐开设丁氏敦和堂商号，在保山、下关、鹤庆、昆明、武汉、北京等地都设有分号，又在腾冲、保山开设庆昌堆店；蒋宗汉在下关开设福庆堆店，又于光绪二年（1876年）与腾冲商人明树功及董益三合组福春恒商号，开展滇缅出口贸易，运销土特产及花纱布匹，兼营玉石。
川滇藏商贸路线的开辟和由官入商的商人的出现，使鹤庆商人的实力得到极大加强，在滇西地区的商业优势地位得到增强。
第二章 鹤庆商帮兴衰史
清代中后期，鹤庆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外出经营商贸。外出经商者除小商小贩外，还有流动经营和开设字号、坐地为贾的。这一时期，鹤庆商号中以李恒春创办的同兴德商号较大，发展也最快。李恒春，字小斋，鹤庆甸南金翅禾人，其先世曾从事康藏茶叶贸易，民国《鹤庆县志》称其“以资雄里中”。咸丰初年，由于鹤丽镇总兵张正泰统军驻防鹤庆，向富商之家强逼军需，李恒春遂到打箭炉一带，专营药材生意，并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创立同兴德商号。同兴德主营药材，从打箭炉、中甸、维西、阿墩子、丽江收购麝香、虫草、贝母、熊胆等名贵药材，运销武汉等地，兼营土杂和生丝，以麝香的销售为大宗，每年销售达数十百斤。李恒春对麝香的拣选、提制、加工摸索出一套完整的经验，成为密传。由于商品质量较高，李氏“德”字号麝香驰名国内外，被国内商人和洋商争相抢购，挤垮了许多从事药材生意的商人，成为巨富，资银积累十余万两。随着药材生意日渐发展，同兴德又先后在鹤庆、下关、西康、成都、重庆、汉口、上海等地设分号。后来，由于掺假冒牌麝香出现，加之其子孙经营不利，该商号于1880年倒闭。民国初年，李恒春的长孙李鸿康曾借助军政界财力再度兴起，创办信丰商号，并出任昆明商会会长，但因李鸿康染时疾而殁，财产终被瓜分。
从清末鹤庆商人创办的同兴德、恒昌和、德昌隆等商号的经营可以看出，由于当时洋货尚未大规模涌入迤西地区，因而商业贸易主要围绕滇川藏一线展开，以土特产品的贩运与销售为主。是时，也有一部分鹤庆商人在滇缅沿线从事贸易活动，但总起来说，他们是各在一方，在各自的商品领域之内进行贸易活动的。李恒春作为鹤庆商界的先驱者，他所创办的同兴德商号以及其他鹤庆商人开设大大小小的商号，对鹤庆商帮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同兴德商号亦被人们称为鹤庆商号的鼻祖。
19世纪末，滇西已形成四川、临安、迤西三大商帮，其中以迤西帮和临安帮的经济实力更为强大。迤西商帮包括鹤庆帮、腾冲帮和喜洲帮，其业务主要是采购内地的黄丝、黄金及生银等运销缅甸，办回棉花、棉纱、布匹、洋杂货物，销于内地各县。民国初年，川帮与临安帮渐自衰落，而迤西商帮却大大发展起来。鹤庆帮经济实力超过腾冲帮和喜洲帮，是当时迤西第一大商帮，而舒金和创设的兴盛和商号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舒金和，字丽春，早年曾到腾冲、永昌一带学习经商之法。杜文秀起义爆发后，遂携家避乱金沙江边的乌竹，自赶马匹贩货于会理、永北、丽江、维西、阿墩子一带，将会理布贩运到金沙江沿岸城镇出售，又收购虫草、麝香、贝母等药材和皮革到会理与川陕商人交易，并贩烟返还打箭炉一带，积累了一定资本。当时陕西帮、湖北帮的商人在打箭炉做期盘生意，由于舒金和讲究信义、勤苦节俭，因而“陕商颇信之，咸乐以期与交易”，炉城大商号世丰合也“乐与之交”[13]，于是舒氏的生意日益扩大，几年内资金就达数万金。1875年，舒金和与同族舒卓然、舒程远共同创立兴盛和商号。
兴盛和商号的总号最初设在鹤庆。后来，随着商号经营日益发展，货源不断增多，就将总号迁到迤西商贸中心下关，并开设兴盛花店，又在昆明、腾冲、保山设立分号。
腾越开关后，迤西商人纷纷转向经营滇缅进出口贸易，兴盛和也适时开拓商业领域，把经营重点转移到滇缅国际贸易上来，将四川的蚕丝大批运到腾冲，转销缅甸。为了打开黄丝销路及收购洋纱、洋布、瓦花的便利，不受中间商人转手渔利，兴盛和商号于宣统年间在瓦城设立恒通裕字号，“这是中国商人第一家进入缅甸瓦城设号。以前虽有腾冲商人进入，但都属于行商”[14]。这一时期，滇缅贸易主要进出口货物基本上为鹤庆、腾冲、喜洲几个商帮垄断，如下关有50%～70%的花、纱、布被洪盛祥、茂恒、兴盛和、福春恒、永昌祥等十多家商号所操纵，鹤庆市场90%的棉纱、棉布都掌握在鹤庆商帮手中。[15]
民国初年，兴盛和的资本已经由光绪年间的七八万两增加到四五十万两。随着商号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兴盛和分成六个商号，以兴盛和主号归舒金和，并分设恒通裕和日兴德两家商号，舒卓然另成立怡和兴商号，舒程远成立鸿盛昌商号，力股祁星垓、舒浩然、杨蕴山则合组义通祥商号，兴盛花店由其掌柜舒子卿接管，改名为联兴昌商号。舒氏家族的子侄后辈还开设裕兴宫、鼎兴泰、和盛兴（永和号）、福顺昌、协兴隆、裕丰恒等十来家中小商号，不断向外扩张，经营业务。至此，兴盛和商号由一家分为六大家十多个中小商号，形成实力强大的舒氏商业家族。
当时，除了以兴盛和为主的各大、中商号从事滇缅进出口贸易之外，还有另一部分鹤庆商人在中甸、阿墩子、丽江、维西一带设立商号，从事滇藏贸易活动。如宝兴祥、同春盛均在丽江至康定沿线收购贝母、知母、黄连、虫草、麝香，运到下关、昆明、上海一带销售。朝元庆、锡兴祥、聚丰恒、同兴和、福兴昌等商号在康定、西藏、中甸、维西等地收购山货药材，运销下关、昆明。福兴昌的创始人华寄天还由西康引进当归种苗，在鹤庆西山彝族地区培育种植，几乎垄断了当归这一珍贵药材的运销。兴顺和、宝兴元等则专营麝香、黄金、布匹、棉纱，在丽江、保山、下关、鹤庆、昆明一带销售。原先兴盛和商号所属的兴盛花店，改为联兴昌堆店后，由于店中饮食卫生，用具齐全，招待周到，经营规模日益扩大，鹤庆帮及陕西、四川、昭通、昆明、腾冲、保山、丽江等地的商人到达下关后，多将货物委托联兴昌保管。当时，联兴昌还有金秤、银秤两种衡器，金秤称黄金、麝香、熊胆、牛黄、猪砂、黄丝等珍贵商品，为联兴昌独家所有，因而下关买卖珍贵商品，多以此金秤过码，联兴昌也因信誉昭著成为下关十八家大堆店中较为出名的一家。
这一时期是近世商人发展的黄金时期，因而鹤庆商帮也同其他商帮一样日益壮大，仅在1875至1908年间兴起的大商号就有同兴德、鸿兴昌、宝兴祥、宝天元、文华号、德兴隆、怡和兴、兴盛公、德庆兴、益通祥等十余家，中等商号发展到二十多家。这一时期，鹤庆商帮不论从商号的数量，资金的数额，商帮的实力，以及经营规模等方面，都超过了迤西另外两个商帮腾冲帮和喜洲帮，成为迤西地区最大的商帮，执迤西商贸之牛耳，发展达到了最鼎盛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向云南和滇西地区大量倾销商品。除了英、法两国之外，美国、日本、德国等更多的国家加入了侵略云南的行列。同时，由于国内军阀混战，连年用兵，军运频繁，大量征用骡马，使得云南，特别是迤西一带主要依靠马帮运输商货的各商帮的外贸活动停滞不前。同时，灾患连连，匪患严重，致使商旅裹足，阻碍了贸易发展。
受上述种种原因的影响，迤西腾越关的进出口贸易出现停滞，使迤西商帮的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挫折，鹤庆、腾冲、喜洲三大商帮的许多商号纷纷破产倒闭，兴盛和商号也逐步衰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鹤庆商帮在经历倒号挫折后，调整改组，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发展。福春恒是这一时期鹤庆商帮诸多商号中的第一大商家。
福春恒商号创始人蒋宗汉，字炳堂，鹤庆东山大蕨地（后改为大福地）人，彝族[16]。在任腾越总兵时，曾令其幕僚马某负责，将滇西土特产销往缅甸瓦城，并运回花纱布匹销售。光绪二年（1876年），蒋宗汉与腾冲商人明树功、董益三合资组成福春恒商号，经营土特产及花纱布匹，兼营玉石生意。随着业务的发展，先后在腾冲开设福春店，由董益三负责，下关开设福庆花店，由赵献廷负责，除经营本号业务外，还办理贸易货栈业务。后蒋宗汉调任贵州，董益三、明树功相继退出福春恒，另将祁星垓、舒浩然、杨蕴山组建的义兴宫商号的股本吸引进来，扩大资本，并将福庆店、福顺昌店单独划出，归属蒋氏所有。
1911年10月，滇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率军西上，以清查“逆产”为名，胁迫福春恒交出白银二万两。由于“逆产”问题牵涉到蒋宗汉镇压回民起义后倾吞的财产，因而股东祁星垓等人拒绝承受这笔损失，将其归由蒋氏承担，导致双方争执，杨蕴山等人退出福春恒。当时，鹤庆人周守正、朱靖卿、赵坦然等共组的福庆仁商号则发展迅速，经协商后，实行“恒、仁合并”，仍沿用福春恒字号，由周守正任总掌柜。[17]福春恒商号从此开始走向兴盛。
福春恒商号的经营以滇缅贸易为主，围绕蚕丝、茶叶、土特产品、棉花、洋纱、布匹、毛呢等商品的进出口而展开。生丝是福春恒运销缅甸货物的大宗。在商号最初经营条丝时，曾效仿兴盛和，对蚕丝进行初步加工，将其分好等级，做好包装后运销缅甸。然而，这种生丝运到缅甸后，仍须加工，解为细丝，才能适用。当时缅甸的洋纺市场由日本人控制，他们在华东收购生丝，加工解制，运往缅甸，获得丰厚利润。为追求高额利润，福春恒商号利用四川产丝量丰富，价格低廉等有利条件，经研究试制成功后，于1918年在嘉定设立第一座解丝厂，解制加工洋纺。此后，又相继在建昌、宜宾、成都等处建立解丝厂，到1924年共设立解丝厂18个，年产解丝约5 000箱，工厂工人有6 000余人。[18]其生产的“狮球牌”洋纺质量好，价格适中，畅销缅甸和印度市场，一度压倒日本丝在缅甸的倾销，打破了日本洋纺在缅甸市场的垄断地位，创立了国货战胜日货的空前纪录。
由于洋纺在缅甸、印度一带销路日广，产品供不应求，福春恒商号又派周孟臣、彭永健、张静芝到山东博山设立解丝厂，由青州等地收购蚕茧，运用日本式抽丝机解丝，年产丝三四千箱，将产品运往上海，出口到印度、波斯等地。[19]然而，当时日本人造丝倾销缅甸、东南亚市场，使得丝业大受打击，福春恒商号不得已关闭了解丝厂，于1926年在山东周村改设福春恒面粉厂，生产桃牌面粉，每日产量为1 000余袋，畅销山东等地。1931年蒋、周分裂时，将面粉厂售与当地人经营，后来发展为大同面粉厂。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福春恒商号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月营业额达5万多银元，总资产也由创立之初的几万银元发展为300余万银元，共开设分号40余处，不仅是这一时期鹤庆商帮中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商号，而且也是迤西一带首屈一指的进出口贸易、工商业和金融业的联营大字号。
然而，正值兴盛发展的时期，福春恒的两大股东蒋氏兄弟与周守正之间相互猜疑，关系恶化，于1932年分裂。福春恒由蒋仰禹出任总经理，周守正退出福春恒；其他大股东赵如九、朱靖卿等也随之退出资本，另组成庆正裕商号；赵如九所建的复协和商号也脱离福春恒体系，成为庆正裕的联号，福春恒的资本骤减过半。同时，赵如九将缅甸存丝以低价作为退股款，全部搬走；而奉命赴瓦城挽救危局的蒋氏姻亲曹汉臣截留了缅币数万元，并囊括全部流动资本；汉口分号掌柜梁宝昌携款潜逃；上海分号掌柜范逸庵将资产全部私吞；其他分号掌柜也截款自保，致使商号整体号务不全。至此，经营了六十余年的福春恒商号资金削弱，人才外流，伙友倒戈，在支撑了几年后，于1937年正式破产倒闭。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沿海和内地中心城市被日寇占领，国民政府统治重心移驻西南，众多厂矿、企业、商号、机关、学校相继迁移来滇，云南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日益显著，成为西南大后方的一条国际通道，昆明发展成为我国的中心城市。
当时，不少外地的资本家、银行家到下关开设银行，发展商业，下关地区的商业空前繁盛，商号店铺增至二千余家，银行共十五家，堆店也有数十家，各大商帮进入了第二个飞速发展的黄金阶段。鹤庆商帮也得以复兴，不仅有庆正裕、恒盛公等大商号，还新兴起四五十家商号，大大充实了鹤庆帮的实力。其中，张氏恒盛公是这一时期鹤庆商帮的典型代表。
恒盛公商号的发展是以经营麝香为主要业务开始的。恒盛公在张泽万创号之前，其父张景文曾在杜文秀起义期间前往四川谋生，任致和祥商号掌柜，主要在康定负责收购麝香、金子等，颇得顾客信任，被称为“金香客”，名噪一时。后来，张景文落籍雅安，从事贸易活动，逐渐发迹。他把儿子张泽万送往中甸当学徒，学习商业贸易经营。
1907年，张泽万与兴盛和合伙在汉口开设恒盛公号。创办之初，有资金白银3 000至5 000两，由张泽万任经理，主要经营麝香，附带销售云南的名贵中药材知母、贝母、虫草、三七、熊胆、喉结、肉桂、无生黄、鸡血藤膏，以及普洱茶、印度进口的藏红花、木香等。恒盛公收购的麝香主要销往湖北、江西、河南三省，购回河南汴梁纱帕、楚北楚布、汉口白铜器、南京缎子等，运往昆明、下关、鹤庆等地的兴盛和分号销售。在汉口经营麝香药材期间，恒盛公商号的业务经营基本上发展顺利，但营业额不大。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攻占汉口，张泽万将麝香等贵重药材转移到上海，并到日本推销。1913年，恒盛公存在上海的银货被和记栈房的业主周坤元席卷潜逃，损失白银4 000余两，商号的全部流动资金付诸东流。兴盛和派人到上海清理结账，由张泽万负责全部损失的赔偿，自此，恒盛公脱离了兴盛和。为筹借资金，偿还欠款，维持业务，张泽万几经努力，争取到当时在上海发展商贸的云南同乡构竹筠5 000两白银的入股，及张视三、华禄三、赵念修、郜幼显等人的投资[20]，挽救了商号的危局，维持了商号的发展。
1919年，张泽万之子张相诚赴印度、西藏进行考察，并于1923年在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开设分号。分号创立初期，由于恒盛公资金不足，曾先后与当地经营的藏族商人和印度商人合伙过一段时间。1927年，张相诚与藏族商人马铸材在印度开设的铸记商号签订合同，合伙经营，以便集中资力扩大商贸范围。两家大约合作了五六年时间。不久，恒盛公又与印度细里·阿君打商业家族合作经营。细里·阿君打是印度民族中称为麻利瓦利族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商业结构，主要业务以布匹、茶、羊毛为主，将布匹、茶叶销往西藏，运回羊毛，转销印度各大洗毛厂。恒盛公不仅在业务上与细里家族有密切合作，而且在金融上也相互借贷，周转资金，商号的商贸经营因此有了较大发展。此外，恒盛公还与西藏热真活佛的商号热真昌密切往来。1929年，恒盛公印度分号经理因帮助底穴寺的管家在噶伦堡销售羊毛，进而结识了热真昌的总经理神本腊，两号合资经营茶叶的运销业务，到康定收购雅安茶运往拉萨，在拉萨购买羊毛，出口印度销售，再将货款汇往四川进行第二次购销业务。依靠热真活佛在政治上的势力，又利用藏族劳役乌拉，因而恒盛公在合资中获得了一些利润。1927年，恒盛公印度分号派余敬诚在勐海设立茶厂揉制紧茶，专销西藏。随着营业规模扩大，销售额由原先的两千多包增加到近一万包。紧茶形似碗茶，由细茶、二盖茶、粗茶三种茶叶按5∶2∶2的比例揉制而成，包装以18筒为一包，每筒7砣，两包为一驮，交付马帮由缅甸转运西藏。恒盛公还在拉萨收购羊毛卖到印度洗毛厂，每年运销两三千包羊毛，最多时达五千包。此外，恒盛公还在拉萨收购虫草、麝香、熊胆、贝母、黄连、牛黄、木香等运到上海总号销售，虽然数量不大，但利润丰厚。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恒盛公的资本已有卢比八万余盾。
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恒盛公的资本已达到300余万盾卢比。张氏家族有70余人，分属7房，于是恒盛公开始分家分号。张相诚回印度，以“恒丰”牌号继续从事商贸活动，资本160余万盾；其余兄弟子侄则于1946年合资在昆明成立“恒顺康”商号，资本100万盾以上。恒顺康商号仍循缅甸—印度—西藏路线从事紧茶的销售活动，1946年将第一批紧茶五千包由勐海运出，但获利甚微。1947年，又遭到黑市调款的影响，商号被迫歇业。
1940年滇越铁路被日寇截断后，滇缅公路成为我国西南大后方一条最重要的国际贸易运输线，大批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经缅甸运入云南。于是，喜洲、鹤庆、腾冲三大商帮的商人把握时机，扩大商贸经营。“鹤庆商帮中出现了一股新兴的投机商业势力，他们筹集资金，组织运输车辆，利用国民党的势力，打着‘抢运战略物资’的旗号，到瓦城、八莫一带低价收购百货，运到滇西和昆明，高价售出，获利百倍。”[21]庆正裕商号及其联号复协和也在此时进入鼎盛时期。
1931年，周守正与顺宁赵如九、赵茂才，鹤庆朱靖卿、周孟丞等合资组成庆正裕商号，总号设在昆明，由周守正任总经理，朱靖卿、赵如九为协理，资金有半开80余万元。[22]
庆正裕商号以采办生丝运销缅甸为主要业务，在四川设厂解丝，用木机制嘉定泡丝；在重庆采办南充、合川条丝及摇经丝（又名泡丝）；在南京采办宁纺丝、铁机扬纺丝；在汉口采办沔阳二条丝，每年一共能办约六七百担，每担100市斤，转销缅甸、印度。由于解丝技术提高，销路也日益扩大。1933年至1935年，缅甸销丝的数量，每年不过千多担，至多不超过两千担，而由庆正裕商号办付的丝就将近千担。庆正裕的联号复协和与喜洲帮的永昌祥，腾冲帮的茂恒鼎足而立，垄断了缅甸生丝行业。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汇水变动，卢比比值提高，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利润。
在将生丝运销缅甸的同时，庆正裕商号还从缅甸购回棉纱，又在上海采购国产棉纱，运到昆明，再转销迤西各地。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越南沦陷，滇越铁路被封锁，棉纱运销受阻，市价上涨，云南各商号，尤其是迤西三大商帮的各商号大量从缅甸进口棉纱，控制了云南的棉纱市场，并将广帮在云南的棉丝业务逐渐排挤出去。缅甸沦陷后，棉纱的运销只能循滇印古道，从印度运到西藏，转销丽江，由于这一线路途崎岖，气候环境恶劣，一年只能运来一次，因而棉纱数量减少，价格上涨，每驮棉纱18股，可换金子4～5两。庆正裕商号囤积居奇，投机棉纱业务，从中谋取了丰厚的利润。
庆正裕商号还逐步拓展经营业务，将一部分资金用于猪鬃和皮革出口贸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云南的猪鬃出口基本上是由外国资本直接控制和经营，先后有法国徐璧雅洋行和宝多洋行在昆明设立大型洗鬃工厂，从事猪鬃的收购和运销。周守正任兴文当总经理后，曾于1931年至1937年，以兴文当的资本投资设立协记大型制鬃厂，以杨汉江为经理，曾芳才和丁大荣为管事，工人由三百多人增加到一千多人，规模相当庞大，获利至巨。抗日战争爆发后，庆正裕商号开设猪鬃厂，有工人三百余人，每年洗制熟鬃七八百担，做成配箱，每担133.3磅，有17个花色，大配箱100担，中配箱50担，小配箱25担，运往上海、香港转销国外。后来，庆正裕还将猪鬃直接运往国际市场与外商交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其生产的骆驼牌猪鬃，在国际市场上信誉较高，出口量也大，每担猪鬃配箱值美金500元以上。庆正裕每年出口猪鬃3 000担左右，包括散花深鬃在内，价值约300万美金。[23]同时，庆正裕商号又从事皮革出口贸易，聘请沙杰仕采办羊皮等。抗战时期，长江航运受阻，四川的皮革也运销云南，如川南泸州、叙府一带的皮革，大部分出售给庆正裕。商号收购的羊皮，每年不下20万斤，麂皮则10万斤左右，运到香港，主要售给安定洋行和和顺全隆商行。由于皮革质量高，在国际市场上颇有名声，比较畅销。
到1938年，庆正裕的资本积累至巨，仅缅甸存款就有500多万卢比，香港有两三百万元供调拨，商号发展达到鼎盛时期。1940年，庆正裕总经理周守正去世，商号结账改组，时有资本半开一千四百余万。改组后取消庆正裕号字，改用复协和牌号，由周孟丞任总经理，赵如九、朱靖卿为协理。1941年，日本占领缅甸，复协和商号存货滞留缅甸，遭到损失。1944年，复协和结账分伙，赵如九、朱靖卿、李岳嵩、杨兆三等合资组建庆顺昌商号，但经营不久即结束而分伙。
除此之外，在这一时期，鹤庆商帮还新崛起四五十家商号，如在印度设立商号的长兴昌，由孙长卿兄弟经营；金寿记，由马金名经营；南裕商行，由李孟白经营；两裕商行，由施次鲁经营。以及舒彦生、舒嵩生开设的德生号，蒋荣、蒋砚田开设的庆顺丰商号，罗顺臣开设的德泰昌商号，杨履之开设的宝兴元商号等，鹤庆商帮又得到了飞速发展。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政治、经济重心东移。全国对外贸易重新转移到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云南失去了战时的优势条件，对外贸易一落千丈。这一时期，美货充斥着国内市场，大量美国的日用品、消费品倾销云南。缅甸政府先后颁布《缅甸国籍法》和《外侨登记条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华侨在缅甸的商务活动，因而滇缅贸易十分萧条。据《下关商会档案史料选编》记载：“战后虽蒙政府鼓励出口，发展外贸。但以中英商约未复，缅甸当局仅许滇西土产如土碗、粉丝、草帽、乳扇等类输入。其余物质彼方既限制出口，亦不允运入。是以本省目前出口货物，仅有政府允许之有限剩余土产。”许多经营滇缅进出口贸易的商号受到影响，纷纷倒号歇业。
与此同时，国民党忙于内战，为了集中资金，不仅增加赋税，大举外债，同时又滥发纸币，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致使物价飞涨，商业贸易受到严重打击。战后刚刚有所恢复的贸易活动也受阻停滞。昔日曾盛极一时的滇西商业中心下关，到了此时，因为“疏散人口纷纷复员，商情骤形冷落。兼之海岸开放，商场重心转移各大商埠，各号经此重重波折，不仅倒闭时闻，而转移目标，结束他往者，更属不匪”，而下关商会“截至目前，原有会员业已仅存二、三。且因营业不振，均有根本动摇之现象”[24]。受到诸种因素的影响，鹤庆商帮各商号也相继倒闭。
1948年，庆正裕关闭了缅甸、四川分号，将资金集中到香港，保存外汇。1949年，将存货处理完毕后，商号资金总共不到港币五十万元，各股东结账分伙，商号的商贸经营正式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经过三个阶段，逐步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鹤庆商帮各商号也经过公私合并成为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
第三章 鹤庆商帮的商贸经营与管理
鹤庆商帮各商号走的是一条从省际贸易逐渐向国际贸易拓展经营领域与空间的商贸之路。鹤庆商帮兴起之初，李恒春创设同兴德商号，从事麝香等药材生意，先后在鹤庆、下关、西康、成都、重庆、汉口、上海等地设号，又在打箭炉、中甸、维西、阿墩子、丽江等地设立收购站，收购麝香、虫草、贝母、熊胆等贵重药材，运销各分号出售。[25]
兴盛和商号兴起之初，从事川滇贸易，在鹤庆设总号，在建昌、叙府、富宁、嘉定、成都、会理等地设分号，商贸路线为建昌—会理—仁合街—永北—鹤庆—下关。[26]随着商号经营范围日益扩大，它将总号改设下关，以下关为货品集散中心和交通枢纽，向外开辟新商路，开拓销售市场。兴盛和商号在这一时期开辟的新商贸路线分别为：鹤庆—大理—下关一线运送火腿、纸、烧酒，循着这一条线，将鹤庆的土特产品，不断运销迤西各地。下关—鹤庆—丽江—石鼓—维西—中甸—阿墩子—拉萨一线，运进茶叶、糖、盐、纸、布匹、瓷器，运回沙金、银子、药材、山货、皮革、毡绒、氆氇。下关—鹤庆—永北—会理—泸州—重庆，运入洋纱、洋布、山货、药材以及外国日用品，运出黄丝、绸缎、布匹等。下关—南华—昆明一线，运销洋纱、洋布、瓦花。下关—永昌—腾冲一线运出纸、酒、火腿、药材和黄丝，运回洋纱、洋布、瓦花及日用品。[27]腾越关开埠后，兴盛和又开设瓦城分号，将商贸经营的范围从省际拓展到了国际市场，将四川的蚕丝，云南的特产，缅甸的棉花、棉纱、布匹等货物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了川丝销缅，缅甸棉纱、棉花运销迤西一带并大量转销四川，滇省货物，尤其是滇西白族地区的土特产品运销四川、缅甸的商贸经营路线。为了货源通畅，保证运销，兴盛和商号的子号怡和兴还将一部分货物由宜宾运往重庆，再转运上海，通过上海邮局经海道运往仰光，因此又在上海、缅甸仰光增加分号。至此，兴盛和商号已在国内外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组织，极大地开拓了市场。
继之而起的福春恒商号在经营初期，仅在下关、腾冲、保山开设分号。“恒、仁”合并后，总经理周守正首先从健全和增设分号入手，在缅甸瓦城、昆明、蒙化、鹤庆、镇南、昭通、漾濞、弥渡等地先后设立购销机构。后来，经营业务逐渐发展到了四川、西康等地，又在重庆、宜宾、泸州、成都成立分号。随后，为调拨款项，又在上海、汉口、香港分别开设分号[28]，在未设分号的地方，福春恒委托当地商人代购代销，从而建立了宽广的销售网络和市、县各级销售市场，极大地拓展了业务经营。
恒盛公建号之初只是以兴盛和子号的地位在汉口开设，以麝香为主要的经营业务，后来在上海开设分号。与兴盛和商号脱离关系后，恒盛公号重新开业，在汉口、上海设号经营麝香，此外还在上海开设菜馆、澡堂、寿器店、寿器作坊，在昆明开设科发药房、良记布铺，在贸易活动中进行了尝试性的摸索和开拓。1923年，恒盛公商号又在印度噶伦堡设立分号，在康定加设分号，在勐海设立茶厂，将紧茶用马帮运到缅甸昔卜，经印度转销西藏。为此，恒盛公又在拉萨、加尔各答设立分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恒盛公号撤回了上海、汉口字号，并根据经营业务重新对商号机构的设置进行调整，在昆明设总号，由张相时任总经理，在丽江、下关新设分号，印度分号由张相诚任经理，并在帕里设转运机构。恒盛公商号的分号沿商贸路线遍及印度和滇西北交通沿线，贸易经营活动亦达到最鼎盛的时期。
庆正裕商号在1931年设号后，以昆明为总号，在下关设分号，为迤西商品转运中心，负责调剂各栈款资。随着业务扩大，又在蒙化、弥渡设分号，专门负责采购大烟；在顺宁设分号，负责采购大烟，兼销洋纱；在保山设分号，转运货驮和销售洋纱，兼购大烟，并接济顺宁、镇康款项；在腾冲设分号，负责转运缅甸进出口物资；在瓦城设号，作为川丝销售中心；在仰光设号，专门交汇申港款，并办置求纱（即订货一两个月后才取纱）；在八莫设号，负责转运进出口物资；在果敢设号，采办麻栗坝大烟；上海分号专营汇兑，调拨款资；在腊戍设代办处，负责收汇劳工款项。同时，又在汉口设分号，专销大烟，并办置沔阳二条丝；在宜昌设号，专销大烟；在重庆设号，销售大烟及办丝厂；在香港设号，专门负责收交款项。可见，庆正裕是根据物资购、销和资金汇兑的需要有系统、有层次地在国内和国外设置了诸多分号。总号总揽一切，分号或为购货中心，或为销售中心，或为运输中枢，或为汇兑中心，各司其职，使整个商号的经营运作井然有序。
鹤庆商帮各商号，一般都将总号设在昆明或是下关，分号则遍及川、康、藏、鄂、泸、粤，设在缅甸、印度、香港、上海、重庆、汉口、西康、成都、昆明、下关、保山、腾冲、丽江、中甸、维西、阿墩子、拉萨、鹤庆、蒙化、弥渡等地。分号的设置，沿滇藏印商贸路线和滇缅商贸路线层层分布，形成了一个有系统、有组织的销售市场，以其灵活的销售技巧，扩大市场占有率，带动整个商号的商贸业务经营。
同时，鹤庆商帮各商号在从事贸易的过程中，利用各种渠道借贷款项，并在各地开设分号，办理汇兑业务，尽可能加快资金周转，以减少进货、运货和销售的周期，获取最大的利润。
兴盛和商号开设初期，鹤丽镇总兵朱洪章曾将南新河公款存入该商号。同时，鹤庆州还将征收的钱粮赋税委托兴盛和代收，这一笔资金为兴盛和的发家奠定了基础，使其有条件从四川源源不断地运入货物，并将云南土特产品大批运销四川。随着滇缅商贸的逐渐兴盛，兴盛和商号开始将主要资金投入到川丝销缅以及缅甸棉纱、棉花、洋布运销迤西地区的贸易活动上来。这时，它得到了缅甸信贷商人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向兴盛和商号提供大量无抵押贷款，而且还给予了缓期偿付的优惠。同时，兴盛和还得到英国汇丰银行及它所控制的“启基”贷款。这些贷款使兴盛和的实力迅速壮大，它开设解丝厂，运销生丝，商贸规模发展到鼎盛时期。
福春恒商号主要通过吸收军款和劳工款项来筹措资金。1920年，滇军进驻泸州，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把每月领取的10万余元军费全部存入福春恒，整存零取，由福春恒付给利息。福春恒利用这笔款项扩建了嘉定、宜宾、成都各丝厂，扩大生丝的收购和解制。1921年，赵又新阵亡，其弟赵如九将军款退息及赵又新的阵亡抚恤金作为资本，全部投入福春恒商号，大大充实了福春恒的经济实力。赵如九还另组复协和商号，作为其联号，拓展福春恒的经营规模。福春恒还向重庆钱庄贷款，每次约贷100万两白银，以半月为一比期，到期则卖出申款，归还钱庄，到下一比期再借入贷款。同时，福春恒还吸收劳工汇款，凡属缅甸老银厂华工的汇款，都交给腊戍办事处，折为滇铸半开，开给汇票，交汇款人寄回内地，由其家属持汇票到南华、祥云、凤仪兑款点汇兑。不久，又将汇兑点扩大到各分号和购销点。通过劳工汇款和其他侨汇，福春恒每年约可收卢比五六十万元，并将其投入到缅甸购置棉纱、洋布，还一度用于购运鸦片，为商号带来了丰厚赢利。
庆正裕总经理周守正因为兼任兴文当经理的职权，利用手中所掌握的相当数量的资金，为本商号购置货物，扩展经营规模。
与此同时，为了加速资金周转，有效利用资金，鹤庆商帮各商号还办理汇兑、互相转款、调剂余缺。兴盛和商号在缅甸仰光和香港设分号，为包括兴盛和在内的六家大商号办理汇兑，使得缅甸的销丝款项能通过香港汇兑迅速转入内地购置生丝。福春恒商号在上海、汉口、香港设分号，调拨本号资金，加速资金周转，同时还代其他商号办理申港汇兑，年达大洋四五百万元。另外，它又在滇东滇西各县分号及销售点组成汇兑网，从事小额汇款汇兑，增加资金利用。[29]恒盛公在汉口设号后，张泽万曾赴印度、西藏等地考察，希望能解决川茶、紧茶、山货药材、羊毛等几种大宗物资在西藏、印度的采购、运输以及资金周转与汇兑问题，但未获成功。1923年，恒盛公在印度设分号后，得到藏族热真活佛及其热真昌商号的帮助，解决了资金的汇兑问题，即将勐海紧茶经缅甸运销拉萨后，用货款购买羊毛销往印度，换取印度外汇，由英国汇丰、渣打等银行转汇上海，由上海调拨到昆明，再转到茶厂购买茶叶。山货药材则由印度运上海销售，将货款汇回印度。正因解决了汇兑的困难，恒盛公商号才在经营紧茶业务中逐渐发展起来。到抗日战争时期，恒盛公循滇藏古道从事单边生意，无回头货，因此资金的周转必须依靠外汇。为解决这个问题，恒盛公商号曾到昆明自由市场上购买黑市外汇，一次成交额为一万，至多也不过三五万。1942年后，恒盛公商号的外汇除少数通过重庆金城银行向市场买进之外，主要是由徐铭信个人通过各种渠道提供，先后共达两三百万盾，解决了单边生意资金周转的困难。[30]庆正裕商号在建立之初就在上海、香港分别设号，负责收交款项，专营汇兑，调剂余缺。周守正还利用兴文当，将庆正裕商号收交款项划拨在兴文当，每天卖申港款平均在10万元以上，合云南旧币百万元左右，供给昆明市匹条、百货等的办货款项，经营汇兑业务，获利可观。[31]
“近代商人身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旋涡中，但时刻却以儒家理性指导自己的行为，把经营之道与为人之道结合起来，以为人之道去经营商业。”[32]鹤庆商帮各商号在商业活动中不仅能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而且以义求利，取信于人，形成了诚信的经营风格，树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
兴盛和商号的创始人舒金和为“邑商之最以义著者也”，“人皆谓其有信”。在创立商号前，他曾在打箭炉与陕帮商人有贸易来往。当时，设在打箭炉的大商号世丰和在计算布价时，少收舒金和八百金，“金和为核其娱误，卒如数归之，由是义声益以著闻，炉商皆愿与交，不数年遂致累巨万”[33]。而另一家大商号同兴德，因为讲求质量，以信接物，所创制的“德”字号麝香驰名中外，为各商家所喜爱，以致“他人艳其利，从而贩至，犹是货，且自愿减价，而亦无人承买。不得以，仍以归之，盖其忠信之孚于州里，蛮
如此”[34]。大商号福春恒因为资本雄厚，商业信誉较好，因而在从事缅甸老银厂劳工汇款业务的过程中，得到了劳工的信任，他们都乐意将工资交到福春恒腊戍办事处，转汇回家，其他华侨也有一部分汇款交付福春恒办理，从而每年为福春恒商号间接提供了五六十万元卢比的利用资金。张泽万在故乡建盖新屋，于堂屋正中悬挂“书忍堂”匾额，两旁的对联分别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并在家中挂有名为“钱赋”的条幅，有“钱、钱、钱，我与你性命相连，有了你许多方便，无了你许多艰难”[35]等字句。庆正裕商号不仅继承了福春恒商号的经营模式和业务活动，而且还继承了其注重信誉的经营风格，这从庆正裕重组时资金筹措问题上可以略见一斑。1946年庆正裕开业经营之初，就是凭借商号信用闻名，在昆明、重庆、上海等地的银行筹集了一批货款，才解决了资金短缺、捉襟见肘的困顿。[36]
商业信息直接关系到各商号资金的投资、货物的购买，以及获利的丰盈。准确、及时的商业信息能为商人正确的商业决策提供依据，并能保证有高额的收益。鹤庆商帮各商号在商贸经营中普遍重视通信，以期能及时、快捷地获取商业信息。
通关信函是福春恒总号与分号之间传递商业讯息的重要手段。一般商号的总号与分号之间如果有经营业务事项需要协商，通常是由分号函付总号，然后由总号单独对其进行指示或安排，各分号与分号之间对于业务情况相互不甚了解。为了整个商号各分号之间能及时了解各地的商业信息，从而协同合作，利于管理与全局统筹，福春恒商号除了针对各分号的具体问题个别指示外，还定期编写通关信函（即通函）。这种通函的期限一般为一周，即每周由总号将各分号的来信汇集做出整体研究，并制定出全号的经营措施，对于各分号在下一阶段相互的业务往来、款项调拨等问题做出具体安排与部署，写成通函发给各分号依照执行。同时，还将各分号的来信分别抄附给其他分号参考。每年由总号和各分号将通关信函制定成册，作为本商号的年鉴留存。福春恒通关信函方式的实行既有利于在总号与分号、各分号之间及时传递商业信息，同时又统筹兼顾，将总号与各分号之间的业务经营协调一致，以便整个商号在商业活动中步调一致，增强竞争实力。
恒盛公商号在经营对外贸易活动中，也十分重视商业信息的收集。其所设各分号除了负责接收、出售商品等一般业务外，还负责收集商业情报，并及时向总号汇报。不仅如此，恒盛公商号还注重通讯，并自制了一份《密电底总则》，作为发密电的依据，保证商业情报的机密性。
商号盈利后，如何合理地分配利润不仅关系到商号经营规模的扩大与拓展，还关系到协调各股东之间、股东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收益问题。鹤庆商帮各商号在利润的分配上也各有其特点。
在兴盛和商号内部，一般的学徒只有生活待遇（即供吃、穿、住、零用），没有薪资。而总掌柜作为拥有资金的资本家，他的支用享有自由权。总号以及各分号的业务员和管理人员则发给薪金，年底参加分红，做到经营有序、升迁有考、任职有责、利益有资、学成有望、红利可图。[37]应该说，这种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调动一般员工和各分号掌柜的工作积极性。然而，由于对总掌柜的用度没有限制，因此舒金和等股东也把资金投到家族事业、公益事业、置田买房等活动中，动辄大量花销，增加了个人消费的款项，从而限制了资本的发展。
福春恒商号是由蒋氏弟兄、周守正等人合资组成的，其后又加入了赵如九的资本，因此，在盈利后，除了留出一定本金外，主要是对红利的分配。福春恒三年结一次大账，对员工进行考核，同时分配利润。商号将红利分为力股、本股两种分配形式。本股即按各股东投资的资本金额所占的股数分配；所谓力股，即在对员工的工作成绩进行考核时，对于成绩好的员工，就给予无股本的股权若干，根据所占力股股权的多寡来分配利润，还可以将力股转为本股。在分配中，本股和力股各占一半。这种类似奖金分红的制度，由于利益比较优厚，因此对于福春恒商号笼络人心，发展事业具有很大的作用。对于只拥有股金，却不在号内工作的股东，虽然其股金数目较多，但却无法享受到所占比重较大的力股，因而其所得的红利还少于股金较小而力股较多的人，从而利用这种分配方式鼓励股东为福春恒商号工作，减少坐分红利，不劳而获的现象。同时，由于福春恒商号规定所得红利除了扣除借支以外，全部转化为股本，这对于增加商号的资金、增强本号的经济实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福春恒商号的资金逐年累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全盛时期达到大洋300多万元。
庆正裕商号成立之初资本共有半开80余万元，由周守正投资30余万元，赵如九投资30万元，赵茂才、朱靖卿、周孟丞等共投资10余万元，以及卢汉、陆崇仁、王吉甫、喻守余等官僚资本各一两万元。庆正裕商号的利润分配制度与福春恒基本相似，即两年结一次大账，并由总号分配红利，红利按照本股和力股来分，其中本股占60%，力股占40%。分配前，先提护本10%作为公积金，再由红利中提取10%的奖金奖励各分号的成员，此外力股所得均转为股本，从而增加了庆正裕商号的资本金额。1937年庆正裕商号第二、三期大账结算时，商号的资本及红利共达半开700余万元，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而第三期大账，仅所得奖金转为股本的，就达到了半开7万余元。[38]这种利润分配形式能调动员工积极性，增加商号资金，使庆正裕商号的业务发展更加迅速。
张氏恒盛公商号，由张氏兄弟任股东，各占不同的股份。1941年分家分号时，“计相诚得百分之廿五，合比洋二万一千二百余元，其余弟一二三五七等五支各得百分之十五，各合比洋一万二千七百余元”[39]。张姓无定额工资，一般按所需支取生活费；外姓员工是定额工资，但数额很低，奖金一般为纯利润的30%，分为特奖、普奖两类。特奖用于奖励经理及少数员工，外姓员工中只有两三人能够享受；普奖则分配给经理和一般员工。从恒盛公的分配制度来看，具有明显的家族经营的特点，股本全部由张氏兄弟控制，外姓职工只能获得定额工资以及纯利润中30%的资金作为奖金。张氏兄弟除生活所需外，一般不动用商号的资金，这样就有利于积累资金，扩大业务。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恒盛公商号为了增加股本，除鼓励外姓同事投资外，“议定以三十一年度股红之一半作为强制增资款，多加者听便，同事愿以奖金申请加股者，亦予接受”，得到了“孟明代表长支四万一千元，定波代表第二支四万二千二百元，振伦代表第三支四万零五百元，相时五万元，德筠代表第五支二万九千三百元，相成九万四千六百元，相如六万六千四百元，贾
堂一万一千七百元，李春圃七千一百元，李光甫七千一百元，刘君踂一千四百元”[40]，全号资本达卢比三十九万余元。然而，从其投资人员来看，除李春圃、李光甫等少数人外，恒盛公商号的股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张氏家族的兄弟子侄手中。
家族式经营是鹤庆商帮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特点，这也是云南各商帮对外贸易的一大特点。“在考察云南各主要对外贸易商帮经营状况的同时，我们了解到，这些商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商帮由同一地区的商业资本家及其所属商号以同族、同乡、姻亲、师徒等关系为纽带组建而成。”[41]
兴盛和商号在管理结构上，具有系统的组织：总号设总掌柜，掌握着整个商号的经营与管理；分号设掌柜，负责各分号的具体事宜。总号和分号之下均设有业务员（即跑街先生）、信帐先生和一般学徒，分别负责业务接洽和账目的登记、结算等工作。总掌柜由舒氏家族的舒金和出任，分号掌柜则由家族的投资者和员工中工作能力较强的人担任。光绪末年，兴盛和商号根据当时的商贸发展情况和族内繁衍支系的增多，商议分号，兴盛和主号归舒金和，由他任总掌柜，并分出恒通裕号（由舒金和长子舒良辅任总掌柜）和日兴德号（由舒金和少子舒良佐任总掌柜）。三子舒嘉烈任怡和兴商号西昌分号掌柜；四子舒嘉彦任怡和兴商号缅甸仰光分号掌柜；五子舒嘉祥任怡和兴商号缅甸瓦城分号掌柜。舒程远另立鸿盛昌商号，总号设在下关，由其长子舒良臣出任总掌柜；次子舒良相出任四川分号解丝厂掌柜；舒程远胞弟舒其芹出任昆明、上海分号掌柜。兴盛花店归舒庆林，改为联兴昌，并出任总掌柜。舒浩然、祁星垓、杨蕴山等则另组云丰祥商号。此外，舒氏家族的舒嘉寿在昆明设裕兴宫商号，舒裕美、舒嘉量、舒嘉瑞父子设永和号，舒裕鑫设协兴隆商号，舒裕亮设裕丰恒商号，舒琪设福顺昌商号。[42]至此，兴盛和商号分为六家大商号和十多家中小商号，舒氏家族式经营集团正式形成，成为鹤庆商帮中实力与势力最强的一个商业集团。
恒盛公商号也是家族式经营的典型代表。据史料记载：“他（即张泽万）和他的后代都是把人事关系放在封建家庭、亲属以及同乡亲友的范围内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外人。其次是非常重视保持张姓正统。对于凡把外姓投资人认作东家的人，就设法使他们不安而离去。”[43]恒盛公商号在兴起初期得到兴盛和的支持，也因有云南同乡的投资而避免了倒号的危机。但是，在发展兴盛以后，则作为张氏家族全权控制的一个大商号，其经营权和主要的资本牢牢掌握在家族诸兄弟子侄手中。
福春恒是蒋宗汉出资创立的大商号之一。光绪二年（1876年），蒋宗汉与腾冲商人明树功、董益三合组福春恒。其后，义兴公商号的祁星垓、舒浩然、杨蕴山曾入股该商号。1911年后，福春恒商号再度分组，另与周守正、朱靖卿、赵坦然开设的福庆仁商号合并，蒋氏与周氏分别为主要投资的两大股东，由周守正出任总掌柜。不久，福春恒又得到赵如九的投资，并组成复协和商号，成为福春恒的联号。这样看来，福春恒商号似乎是由蒋氏、周守正、赵如九、祁星垓、舒浩然、朱靖卿等人合股组成的商号，不具备家族式经营的特点。然而，由于周守正、赵如九、蒋氏均为儿女亲家，具有姻亲关系，因此，福春恒商号实际上是由蒋、周、赵三家以婚姻关系为纽带组合而成的由三大家族联营的商号，并由周守正独揽大权，负责整个商号的经营与管理。
这种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模式具有两大特点。首先，在资金投资方面，各商号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来源于本家族的成员。由于家族成员之间具有各种血缘关系，相互比较信任，因而有利于资金的集中。其次，在经营管理上，商号的总掌柜（或总经理）和分号掌柜（或经理）等重要职位除了少数外人之外，通常都是由本家族或者是联姻家族的成员出任。因此，整个商号的凝聚力非常强，在追求利润这一统一的目标之下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能齐心协力致力于商号业务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使商号的经营运作有条不紊。
然而，家族式的经营管理也有着无法克服的弊端。“家族企业的经营决策往往是一个人大权独揽，缺乏健全的制衡机制，一旦企业决策出现失误，如家族企业主冥顽不化地坚持不改，就难以及时得到纠正。这种情况常常会给企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时甚至带来灭顶之灾。另一种情况是独揽大权的家长去世后，家族中丧失了统领全局的核心人物，一时无人替代，而子女们相互为权力和财产争斗不休，根本无暇顾及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也容易导致极为不利的消极影响。”[44]兴盛和及庆正裕的倒闭，除了种种客观原因外，也与这种家族式经营管理的弊端有关。
学徒制是鹤庆商号人事制度的基础。学徒一般由亲友介绍、作保后才能进入商号。入号的学徒，包括股东的子弟，都必须先从洒扫开始学起，并逐步教给记账和珠算，使其学会基本的商业技能。其后，再学习誊抄信件、写信、算账等，培养其业务知识，并使其逐渐了解全商号的经营计划和各分号的业务情况。与此同时，还逐步培养其职业道德，将商号积极进取、讲求信誉的经营风格灌输给学徒，并激发其热爱本号，为本号的发展努力工作的责任心。经过业务技术与职业道德培训后，商号还要对学徒进行考察。考察的方法，一般是派往单独处理某一事件，或是结某一笔账目。考察合格后，即调到分号担任副职，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后，才逐渐升迁。学徒初入号时，没有薪资，只供给食宿。鹤庆商帮中兴盛和、福春恒、庆正裕等商号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一制度来招纳和培养商号的工作人员。其中，福春恒训练出的人员，由于业务技术熟练，对信账熟悉，因而迤西各商号多乐于聘任他们担任信账先生或分号经理，使福春恒商号一度成为迤西各商帮商业人才的训练机构。[45]
恒盛公商号对于员工的招纳、考核也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恒盛公商号职员履历表中，就要求对于招聘者的籍贯、年龄、出身（即学历）、经历等都有全面的记录，一般还有亲友的介绍才能入号工作。而对于违反号规，胡作非为的职员，恒盛公商号也给予严厉的处罚。以下两段材料反映了恒盛公对职员违反规章、聚众赌博的处理情况。
材料一：……今岁春节，丽同事君踂亦以赌博受莫大影响，将来尚不知总号如何处理，须知本记素重号章，赏虽优厚，罚亦严明，非他号可比。近日兄回丽，得闻德钦亦在大赌输盈，动以千金论，吾弟亦是参与者之一，人得闻之下深深为念，恐其吾弟一旦失足，则前功尽弃，兹特亲函告诫，盼勿蹈此坑，元对同事，除号内正式发给红奖外，且更另提款佳资出力者，吾弟项下亦另有奖金，何必再争赌博而伤德行……[46]
材料二：查崩庄同事杨汝钧与和鸿勋二人赌博嬉戏有违章号，目无纪律，胆敢挪用本号巨款，擅行收汇以补其亏输之项，此乃不长进之青年，而一错再错，又将本号之要货转诂抵其亏输之项……行为类似盗贼……丽以交通梗阻，消息难周，该等不顾一切，胡行胡为，若是而无法撤调现时先行由德似善言诱其回丽，以便由丽严格处置……[47]
从材料可以看出恒盛公对于职员赏罚分明，要求严格。然而，对于一般职员均“严格处置”，而对于张氏家族内部的成员则是采取“告诫”的方式。这种人事组织上的倾向性反映出张氏恒盛公家族式经营的特点，它仍旧没有从传统的封建家族企业完全过渡为近代新型资本主义商业企业。[48]
在迤西地区，随着腾冲、鹤庆、喜洲三大商帮的崛起和进出口贸易的日渐扩大，每天有成千上万匹驮马往返于途，成为运输商品的主要力量，下关也逐渐发展成为云南马帮的三大集中地之一（玉溪、昭通、下关）。迤西地区的马帮以下关为转运中心，主要在东线（即下关至昆明）、西线（即下关至缅甸）、北线（即下关至维西、阿墩子一带）、南线（即下关至耿马、麻栗坝等地）和东南线（即下关至思茅、普洱）五条主要线路上活动，为各大商号驮运物资。[49]鹤庆商帮各大商号同其他商帮一样，与马帮的关系十分密切，依靠马帮运输物资，在诸干线上进行商品经济活动。
1938年，滇缅公路修成，汽车运输逐渐替代马帮，成为物资运输的主要工具。当时，每天有近万辆卡车日夜抢运军用物资。然而，由于车辆有限，加之新修的公路不尽完善，因此，马帮仍然在货物运输中发挥着作用，各商号将缅甸存款办置货物，通过马帮运回国内，以收缩外债。
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寇切断，滇藏古道一度成为我国陆上运输唯一的国际路线。因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气候环境十分恶劣，往返一次需要近三个月的时间。恒盛公号于1939年至1940年做了取道西藏、丽江一线运输物资的尝试，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于是，原先以滇缅贸易为主的大商号庆正裕、永昌祥等纷纷赴印度办货，由藏族马帮运到拉萨，再由拉萨运回阿墩子、丽江，转运各地。为了解决运输问题，恒盛公商号还在丽江自买牲口，组织马帮，交由藏族人经营，负责运送货物。[50]
鹤庆商帮各商号除了利用马帮运送货物外，还尝试着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来运输商品。如福春恒商号重庆分号曾购买了一艘五百吨的轮船，命名为“滇新轮”，利用水运，航行于嘉定、宜宾之间，运送解丝、大烟，有时还到宜昌、汉口一带代别人运货，后因军阀混战和外国轮船竞争负债累累，被迫卖给四川军阀。滇缅公路通车后，庆正裕商号购买道奇卡车三十辆，用作运输货物。而各商号在省外、国外的商品则多依靠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利用水运和铁路运输。
随着鹤庆商帮的崛起与壮大，各商号纷纷将子号开设到滇缅、滇藏印交通沿线及内地繁华的都市，越来越多的鹤庆商人离开故乡，到省外和国外从事贸易活动。他们与迤西其他商帮的商人一道，以商品贸易为纽带，促进云南与西康、西藏、四川、广西、两湖等省，以及东南亚缅甸、印度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近代一百多年的滇缅、滇印商贸交流活动中，鹤庆商帮各商号拓展经营范围，逐渐向国外发展，为云南对外贸易开拓新的、更为广阔的空间，并通过商业贸易纽带加强了中国与缅甸、印度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中外贸易交流做出了一定贡献。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国力不强，旅居缅、印的商人从事商贸活动也异常艰辛，他们因为没有有效的外交保护而倍遭外国政府的限制与歧视。如1930年前后，迤西商人从事条银运销，获利倍增，英国政府即下令对运销缅甸的白银增加税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英国违反中缅条约的行为置之不理，导致商人无利可图，甚至遭受损失，于是纷纷将白银倒流回昆明；1945年，缅甸政府先后出台《缅甸国籍法》和《外侨登记条例》，对侨商采取一系列限制和排挤政策，致使滇缅贸易一度十分萧条，许多经营滇缅贸易的商号也受到影响，纷纷倒号歇业，等等。
第四章 鹤庆商人与地方社会变迁
近代以来，随着商人从事商贸活动的逐渐兴盛与商人队伍的不断壮大，商人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同时，由于晚清政府推行“新政”，改变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奖励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其后，民国政府也对商人及商务经营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支持，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于是，商人开始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们或热衷于求取功名，或与军政界保持密切关系，还参与地方事务，为商贸经营铺平道路，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鹤庆商帮崛起初期，以舒金和为代表的各号商人，就曾采取纳捐与纳输的方式，获得了清王朝赏赐的各种功名头衔。据民国《鹤庆县志》卷九《人物志·封赠》记载，舒氏家族中，“舒以勋，以孙金和捐修文昌宫奖赠通议大夫”；“舒繍，以孙金和奖赠同上”；“舒国冕，以子金和奖赠同上，孙良辅捐赠朝大夫，良佐捐赠通奉大夫”；“舒金和，以子良辅、良佐捐封同上”。同兴德商号李氏也通过纳捐求得官衔，其中“李国柱，以孙毓浩捐赠朝议大夫、都察院都事，加四级”；“李恒春，以子毓浩封同上”；“李应春，以子毓捐赠中议大夫”；“李长春，以子煜捐赠中宪大夫”；等等。兴盛和商号还与清朝官吏相互往来、建立关系。
通过纳捐求取功名的鹤庆商人大多数是在清末民国初期，他们纳捐投效，取得不同等级的功名和职衔，并将其视为光宗耀祖的重要举措。大量事实表明，这些商人所求得的大多是虚衔，他们并没有真正步入到统治阶级的行列。那么，为什么近代早期鹤庆商人如此热衷于“入仕为官”？究其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的价值取向仍旧以功名、官位和文采来决定人的威望和社会地位”[51]，传统的读书入仕、封妻荫子观念依然存在于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包括鹤庆在内的滇西白族地区，汉文化已经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因此，汉文化中“读书入仕”“光宗耀祖”的传统思想也对当地商人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一时期，来自省外的商人集团有川帮、江西帮、安徽帮、江浙帮、湖南帮、福建帮等，这些商人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将中原地区“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亦儒亦贾思想带到滇西白族地区，对于当地兴起的迤西商帮各民族商人的价值取向无疑塑造了一种效仿的模式。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鹤庆商人在经商致富后，极需利用财富来提高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尤其是那些出身贫寒的商人，更想利用财富来弥补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自卑感。同时，他们还借助纳捐所获得的官衔为其商贸活动的开展拓宽了道路。
民国时期，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革，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商人从事商贸活动仍旧充满艰辛。他们的经营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商人大多寻求政治靠山，与地方官僚紧密勾结，依附于当权的军政界要人，从而尽可能为本商号的商贸经营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迤西三大商帮中，喜洲帮永昌祥商号与云南省政界要人缪云台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鹤庆商帮各号商人也四处活动，积极寻求政治上的保护人。
福春恒总经理周守正于1930年前后在经营条银业务时结识了被龙云、卢汉视为理财能手的云南财阀陆崇仁。为了投靠陆系官僚资本集团，周守正以福春恒商号的名义代陆崇仁经营条银生意，双方关系日益密切。陆崇仁十分欣赏周守正的经商才能，将他称为“商界奇才”[52]。
周守正视察分号归来后，蒋、周矛盾日益尖锐。陆崇仁为了将周守正网罗入陆系官僚财阀集团，“不惜对福春恒阴谋破坏，暗许周守正如果脱离福春恒靠拢陆系，陆当在经济上大力支持，并可委以兴文官银号经理”[53]。陆崇仁的介入及号内其他人的挑唆最终促使蒋、周分裂。此后不久，周守正即被陆崇仁委任为兴文官银号经理，跻身政界，成为陆系官僚资本集团的重要人物。1935年，周守正又担任云南省财政厅特种货物统运处处长，控制云南鸦片的运销，以牟取暴利。
在陆崇仁的提携和支持下，周守正“能商而干政，财位两尊。周的万钟街府宅，常有达官显宦出入，前来寄款求息或要求合股者络绎不绝”[54]，不仅在商界赫赫有名，而且进入政界，飞黄腾达。可见，福春恒商号以及后来庆正裕商号的发展，与周守正个人与政界的联系是分不开的，其商业经营与资本积累之所以能迅速壮大与增加，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得益于特权的支持和保护。
大商号恒盛公也因为结识了热真活佛名下的热真昌商号的总经理神本腊，在滇藏印贸易经营活动中得到了许多好处。恒盛公商号与热真昌在交往过程中，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不仅利用热真活佛的政治特权和在僧俗两界特有的宗教影响力合作从事康定、拉萨茶叶的运销业务，而且还顺利解决了茶款的汇兑问题。此外，对于取道印度的西藏官商，恒盛公噶伦堡和加尔各答分号都给予热情的接待，在生意买卖和汇款收交方面也给予大力的支持，从而与藏族商人和官方结下了友好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西藏地方政府驻南京办事处撤退，办事处处长阿旺坚赞一家曾寄居昆明恒盛公总号，阿旺坚赞还曾与张相诚、张振伦合伙做私房生意。[55]有的学者研究认为“恒盛公号在抗日战争前只有几万元的资本，主要在抗战期间发展起来，1945年左右有资本四五百万元半开，1950年估计资金为34亿多人民币。他们主要做云南与印度的生意，其发财的奥秘之一，就是与西藏上层的密切关系”[56]，精辟地概括了恒盛公商号在滇藏印一线从事商贸经营之所以能顺利发展，并日益壮大的一个重要根源。
近代以后，商人阶层已经成为鹤庆当地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他们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担负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民国二十年（1931年）前后，云南省政府在全省推行地方自治运动，在各县辖区内建立自治公所，推选自治委员，施行地方自治。在鹤庆县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当地的商人不仅积极参与，而且还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势力直接参加竞选，进入自治机关担任委员，操纵地方政治。根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五月六日鹤庆县自治筹备员李逢膏、王维肃、李锦芳等人向民政厅递交的呈文可知：“各区中之富商大贾等遂乘良机连环运动，自拟以文，登门乞章，呈县保委者有之；纠集亲朋假借选举名义，逼保委者有之；利用虎绅及民众代表名义请县给委者有之，五华十色，贻笑邻封。该富商大贾等一面各出伎俩掩饰，一面从中竭力运动，而县长以员等屡次呈请，竟被该富商大贾等之万能势力所迷，忍心危害地方，违反章程，藐视钧厅。”[57]在商人的极力干涉下，最终，鹤庆县除李逢膏、曹连标二人是由县长择酌委任外，其余三区的区长职位均由当地的大商人杨有麟、周南、段肇修等担任。[58]
鹤庆商人不仅积极参与地方自治公所的筹建，而且还被选举为县参议员，直接参与地方日常政务的处理和决议。据《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鹤庆县参议员当选名册》记录，当年当选的县参议员中，杨开泰、杨澄浦、李监廷三人是以商人的身份当选的，罗勋臣、张正卿、董光亮等商人则被推选为候补参议员。[59]
鹤庆商人在加入各级地方机关和团体，介入地方政治生活的同时，还作为一个独立的士绅阶层干预地方政治事务。1949年云南和平解放前，省属各地方政局混乱、民心不稳。4月，鹤庆县当地也因永胜罗瑛部队要进占县城而人心惶惶。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参加会议的单位除了有县参议会、县农会、商会，以及邮电、税务、司法、公安等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之外，还有士绅施次鲁、丁浙生、舒泰生、罗勋臣、李襄臣等人。[60]施次鲁等人分别是福春恒、庆昌和诸家大商号的负责人，都是鹤庆当地较为显赫的商人和云南省商界名流。
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国家政体制度曾经过两次重大变革，一是1911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二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两次重大的政体变革过程中，鹤庆当地的商人曾四处奔走，利用自身在商界和地方中的社会影响，对鹤庆地方政权的和平过渡与解放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11年10月30日，昆明爆发“重九起义”，通电全省改易旗帜。10月31日，鹤庆也接到省府电报“令树汉字旗帜”[61]。然而，知州张世禄和鹤丽镇总兵张继良却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响应革命。为此，鹤庆商人及地方士绅组成议参会，利用商会控制的商团武装，先发制人，围攻知州署，勒令张继良及鹤丽镇官兵缴械投降。最终，商团武装暴动成功，迫使知州张世禄树起了“中”字旗，鹤庆正式宣布拥护起义。[62]
恒盛公商号的总经理张相时在这一时期逐步认识并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在北京求学时，张相时曾效仿云南留日学生李若虚剪了辫子，轰动全校，结果被校方开除。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上海报名参加为响应武昌起义而组织攻打的高昌庙战斗，后因有人告密，被家人监管起来，没有实现参与革命的愿望。在日本求学期间，张相时还聆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对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有所认识和了解。[63]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迤西鹤庆、喜洲、腾冲商人，除了继续从事商贸活动以外，在强烈的爱国精神的感召下，积极捐资支持抗日，对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过积极贡献。1941年，中国抗敌后援会在重庆发起全国抗日献机运动，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积极响应。云南省也在工商金融界开展献机募捐活动。迤西喜洲、鹤庆、腾冲商帮的商人都踊跃参加，共捐献数百万元半开。其中，恒盛公商号昆明总号的张相时捐助“七七”献金五百元。[64]印度噶伦堡分号因“本年七七纪念，噶埠华侨有献机之议，平均大家捐飞机一架，本号张、兴记、永昌祥、同义兴共捐一架，本号份额合国币三万三千五百元”[65]。恒盛公号对抗战的捐助还不止于此，据资料记载，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九月，恒盛公捐助“协运军米款国票三千元”[66]；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元月，捐助“军米贴费、电杆、征兵帮款、增收消防器材等款国票八千七百元”；三月又捐助“征购军粮补助费国票五万三千元”；六月捐助“镇所征兵征工及本会修缮、慰劳等国币一万七千元”[67]。另一家商号长兴昌也积极参加云南驻印度商号捐款购机活动，其经理马长寿与恒盛公号经理张相诚因此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银色奖章。[68]兴盛和商号舒氏家族子孙中还有亲赴抗日前线参加抗战的，其中舒自志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跟随程潜将军奔赴前线，舒杰参与台儿庄战役阵亡。[69]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扩军备战，于1946年发动内战，造成政局动荡不安，物价飞涨，各地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商人的贸易经营受到严重影响，纷纷倒号歇业。为了寻求和平的经营环境，开明商人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48年，鹤庆商人鲍品良与丽江商人李立三相约赴昆明寻找党组织。次年十月，经云南地下党黄平、欧根的介绍，鲍品良、李立三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70]恒盛公号的张相时和共产党人也有过接触，并“自觉不自觉地给过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和云南地下党早期党员黄洛峰同志保持了终生的友谊。[71]
在鹤庆县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宝兴祥商号经理，时任鹤庆县商会会长的杨维基，在中共地下党员李泽宽、杨子昭、孙致和的安排和动员下，以民选方式出任鹤庆县县长一职，稳定了鹤庆当地的动荡局势。杨维基出任县长后，为应付省政府，“表面上仍照旧工作，实际工作中，听党的指挥安排”[72]，他还自己出资，连同县财政的部分资金，出面购买了一批枪支，支持组建鹤庆县地下革命武装。在杨维基的积极配合下，鹤庆县于1949年7月1日和平解放。此后，为了缓解新生的人民政权物资短缺、资金不足的困难，商人还主动捐助财物，支持新政权。当时在丽江开设长兴昌商号的马长寿就捐资半开银币五千元。[73]
鹤庆商帮各商号的商人同迤西其他商帮的商人一样，为了谋求发展，四处奔走，到达印度、缅甸经营业务。然而，由于祖国积贫积弱，他们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榨，各种权利无法得到国家有效的保护。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他们迫切要求改变现状，渴望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所以无论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或是解放战争，鹤庆商人都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和支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宣统二年（1910年），鹤庆成立商会事务所，次年改为鹤庆商会。商会以“接洽商情、维持信用、提倡实业、代人排解债务”为职责，力图“谋求本区域内工商业及对外贸易之发展，增进工商业公共之福利”。商会下设15个同业公会，即国药业、烟业、匹条业、屠宰业、百货业等，各设工会主任一人负责管理。
民国年间，鹤庆县商会掌握一地的经济命脉，职权已超出商业范围，无论地方上的政治、军事、文教，它都有干预，而且鉴于商会在本地的影响力，一些民事纠纷如婚姻、典当、债务等，当地人民也向商会申请处理，由其负责调解。[74]商人势力之大，以至于“这时候的云南好像整个社会财富都是商人资本家的，成百上千的骡马驮子，琳琅满目的商店和服务行业都是他们（商业资本家）的，各级政府和税收机关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中等以上的学校都是他们的，他们好像是社会上的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75]。这些材料足以反映鹤庆商人以及商会在当地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力。
清末民初，鹤庆商人到迤西商业中心下关经营商业的越来越多。为了同乡聚会方便，各商号集资建立了鹤庆会馆。会馆的宗旨以“解决鹤庆商人之间的经营纠纷，协调鹤庆各商号之间的关系，并一致对外”为主，标志着鹤庆商帮正式在迤西地区崛起。
随着鹤庆商人不断向外扩展业务，他们还积极参与到经商地的商会组织当中。如宣统年间，在阿墩子、中甸等地先后建立了商务分所，鉴于“阿墩、中甸经商者大多数系邑人（鹤庆人），让朝宣统间先后均设商务分所，隶属鹤庆商会”[76]。据史料记载，在中甸、维西等地历届商会中，鹤庆商人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阿墩子、丽江的商会中，他们也占有一席之地。宣统三年（1911年），在鹤庆商人舒翼才的倡议下，下关商会成立，由兴盛和号经理舒翼才任第一任会长，福春恒的施正乾、联兴昌的舒联辉、庆昌和的段大钧、文华号的唐湛、福庆店的赵之瑜分别担任帮董。[77]此后，下关商会会长一职主要由喜洲、鹤庆、腾冲三个商帮各大商号的商人轮流担任。下关商会共十九届，其中第一、三、六、十、十二、十四和十八届会长分别由鹤庆商人舒翼才、施定乾、舒晋臣、周守正、朱靖卿、张星灿、洪振武出任。[78]同一时期，大理县商会第七届会长也由鹤庆商人春发祥商号的经理刘和亭担任。[79]此外，福春恒商号的股东祁星垓及总经理周守正曾先后出任过云南总商会会长。[80]
鹤庆商人还积极加入其他一些团体组织，如恒盛公号先后加入昆明市商业同业公会、中国进出口贸易协会云南分会、迤西旅省同乡会。[81]他们通过这些活动直接参与当地商业大事和市场行情的分析、决策，从而进一步扩大鹤庆商帮的地位和影响，创造有利于贸易经营、拓展市场，甚至市场垄断的优势条件。同时，他们还广泛结识商界名流和社会上层，为鹤庆商帮的经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有利于鹤庆商帮各商号经营业务的开展和商贸规模的开拓。
近代以后，随着鹤庆商帮的崛起，大商号日渐增多，商人经商致富荣归桑梓的事例越来越多，加之洋货贸易的强烈冲击，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使得经商求富的观念成为当地大多数人的追求。据记载：“鹤庆在商业发展后，经商者的生活，都比较富裕，这说明经商容易致富，所以一般人有重商倾向”，“鹤庆商业通过贩运贸易，促进了四川、云南、缅甸等地的经济联系，对鹤庆商业的繁荣兴盛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引起了社会风尚的变化，以致鹤庆人重利不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显然，这种社会风尚所趋，是对旧封建传统观念的一种冲击和挑战”[82]。到民国时期，鹤庆城镇的男青年在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后，纷纷到下关、昆明等地由鹤庆人开设的商号“学事”，充当学徒、店员、伙计、先生等，学习经营商业贸易。而在农村的大部分男子也多从事铁匠、小炉匠及各种手工劳动，或者养马、赶马，加入地方马帮，远走各地。[83]经商求富的观念盛行当地，逐渐成为大多数青年的目标和理想。到1955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期，鹤庆县工商联对全县的私营工商业进行清理登记，时有私营商业506户，从业人员604人。从这一组数据来看，足见鹤庆经商的人数是很多的。
可见，鹤庆商帮的发展和壮大，不仅带动了本地方经商之风的盛行，引导越来越多的当地人走上经商致富的贸易之路。而且，在从事商贸活动的过程中，为了开拓新的市场，扩大经营规模，鹤庆商人还同迤西其他商帮的商人将商贸活动推进到边远的民族地区，把更多的地区卷入商品经济领域，打破了那里单一的经济结构和封闭状态，将商品意识和经商风尚也传到偏远地区，对于当地传统经济模式和社会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些冲击和影响集中体现在提倡天足和男女平等、倡导文明结婚、倡导新的生活方式、引领新的生活观念等方面。鹤庆是民族聚居区，白族、彝族一般为天足，只有汉族才有裹足陋习。20世纪初期，鹤庆商人到内地及国外经商，受到辛亥革命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的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恒盛公商号的创始人张泽万就因为“行了万里路，足迹几遍全国，国外则远至印度、日本。因而在七八十年前就能得风气之先”[84]，他积极提倡男女平等，提倡天足，并从自己的女儿、儿媳开始做起。在科举制度废除、兴办近代新式学校以后，张泽万又让妻子袁氏首任家乡女子学校校长。同时，他还让女儿、儿媳读书，并把她们带到昆明、上海，乃至国外接受教育。[85]在鹤庆商人以及一些进步人士的倡导下，商人家庭的妇女开始放足，此后，一家做，百家学，很快形成了放足的潮流。一些人家还将女孩子送入女子学校，接受近代新式教育。
鹤庆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提倡文明结婚，把结婚时男子穿长衫马褂，女子顶红头盖，行四跪八拜的结婚仪式，改为男子穿西装、戴博士帽，女子穿旗袍、戴花冠披纱，行鞠躬礼。结婚典礼由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和来宾等出席，宣读结婚证书，承认婚姻的合法性。当时提倡文明结婚习俗的首推女子小学校长张泳梅及鹤庆留美博士郜重魁，他们受到西方社会习俗的影响，对改革风俗起到过重要作用。[86]然而，可以想见，四处经商、见识宽广、心胸开阔的鹤庆商人也应该在改良风俗的活动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鹤庆商人还是新的消费方式及消费观的先导者。起房盖屋是鹤庆商人经商致富后的第一要事。兴盛和商号发家后，舒氏家族相继在鹤庆城区十铺（街）内建造铺面、宅院近百处，其中临街铺面四十余间，宅院五十余所，制作装修多数仿江南样式。兴盛和的创始人“舒金和之房于东北铺一进三院，于今大街建前铺后院一座（三铺一院）；增龄二铺二院；其美一进二院贯通龙街、安边两铺；庆春于东北铺（现今东门街）建前铺后院套花园一座；裕美四合院一幢；裕鑫建三方一壁一院；锦标二铺一院”[87]。大商号恒盛公不仅在家乡修建了大宅院，还在昆明修建了新式住宅。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六月，恒盛公总经理张相时对其宝善街的住宅进行修葺，包括材料、装修等共花费半开银币12 890元，足见其生活之豪华、消费之奢侈。[88]
恒盛公号的张泽万数次游历印度、缅甸，给家里带回了饰有铸铜人像的自鸣钟、大穿衣镜、留声机、煤油灯、井水泵、香皂、煤油、英国的糖果饼干、牛奶、咖啡、罐头以及厨房用具等，将西方的消费品和生活方式带回故乡。[89]其子张相时在昆明任总经理时还购买轿车、追求时尚。[90]
然而，也应该看到，在当时鹤庆地区，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农民从事农业耕作，其生活水平仍然很低，与经济相对发展的城镇相比，差距还非常大。因此，“消费观念的变化虽具有典型性却没有普遍性”，而这些习俗的改变、风气的形成并不具有普遍性，严格意义上看更像是一种时尚的涌动和突现，因为它的扩散范围和影响所及都还比较有限。
近代商人发家致富以后，多捐款助学，积极倡导地方公益事业，鹤庆商人也不例外。兴盛和号舒金和曾说：“财者，天下公物也，能用乃为己财，积而不能散，与无财等。”[91]各商号的商人在捐款兴办学校、赈济灾患、兴修水利诸方面积极参与，为地方文教和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光绪十五年（1889年），舒金和、李毓煊及蒋宗汉等倡修书院。舒金和捐资一千五百金，李毓煊二千金，蒋宗汉五百金，修建成了鹤庆有史以来设备完善、规模宏伟的第一座书院——玉屏书院。书院建成后，舒金和又出资二千金，在州署前购买公铺三十三楹，以其租费作为书院的日常经费。[92]同时，蒋宗汉还捐资在牛街建庆云书院，在辛屯建玉锋书院、梧桐书院等；[93]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舒金和与蒋宗汉各捐资千余金，重新修复了县学；[94]民国十五年（1926年），鹤庆筹集资金兴建县立中学，兴盛和、怡和兴、福春恒、恒盛公、云丰祥及庆昌和等商号首先捐献了开办费，其后不足的资金由兴盛和商号负责，从而使鹤庆县立中学得以顺利开办起来，加快了鹤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旧教育制度的更新。[95]据1920年《鹤庆县劝学所造报地志资料》之《云南省鹤庆县学校调查表》统计，到当年为止，鹤庆当地已有高等小学、女子国民学校、民国学校等共163所，其中有6所属于私立学校，其经费由商人捐助支持。
不仅如此，鹤庆商人到各地经商，也捐资支持当地的文教事业。民国初年，鹤庆恒通裕商号掌柜舒翼才捐资在下关关外兴办男子、女子初级小学各一所，并在今人民街捐修铺面两排，以铺租作为学校的经费，从此以后，下关才开始出现现代化的新型学校。[96]恒盛公号曾捐资国币一万元给重庆育才学校[97]，又给鹤庆旅省学会捐款国币三万元作为常年经费。[98]在昆明新村小学第二次募捐建筑费的活动中，恒盛公号捐助国币一百五十万元[99]，并为文正中学捐款国币一百万元等[100]。此外，该商号的创始人张泽万在创号初期，虽然资金紧张，但适值《万有文库》刊行，认为对家乡文化教育有用，就捐赠了一部。[101]而兴盛和商号舒金和捐款用于“补助学费、续修《鹤庆县志》、刊张公百忍书，前后约五千金”[102]，因此县长王建中赠敬教劝学匾额一块。曾任福春恒、庆正裕、复协和等商号各分号经理的鹤庆商人李岳嵩也积极支持教育，他参与捐资兴办的学校有私立五华学院、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新村小学。[103]
恒盛公印度分号经理张相诚还与中甸铸记商号马铸材，以及北京兴记的梁子质共同捐资在印度创办了噶伦堡中华学校。学校设有幼儿园、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共10个班，除招收本地华侨子女外，还收印度学生。学生最多时有500余人，教职员工20人。学校的创立，对培养人才，宣扬祖国文化，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鹤庆商人还积极捐助其他公益事业。如光绪五年（1879年），福春恒蒋宗汉鉴于金沙江隔绝两岸各族人民，道路阻塞，为方便民众，倡导筹资修建了金龙桥。金龙桥横跨金沙江，宽八尺五寸，长二十六丈，由十六根铁索悬系两岸，上铺木板，旁护长栏，两头覆以凡屋，共费银一万四千五百一十七两，在当时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桥建成以后，乡人立碑以志。其后，蒋宗汉又捐银二百两贷给石鼓居民，以每年所收利息二十两作为桥的修补费用。[104]兴盛和商号的舒金和也先后捐资，并倡导筹建了县内的镇源桥和永安桥。[105]“鹤庆甸南三庄坡一岭，山高路险，土少石多，跻其颠者，无从邀杯水以解渴，行人苦之”，于是，商人杨天德、赵宗佑等三十五人捐资白银一百五十两，修铺了这一段路程，为往返商人和当地人民提供了便利。[106]民国以后，大商人施正坤、杨玉保亦捐资将县邑境内石碑坪至岗子哨一段崎岖泥泞之路“或改越或凿岩填洼”，重新铺修，方便行人。[107]商人施定乾、蒋云卿等则倡议捐款修筑了县城北区大板桥至大龙溪“东甸十三村及东山一带商旅之要道”约五公里的石板路，中间还修建了小龙河桥一座和大龙溪北漾江木桥一座，补旧鼎新，一改往日道路梗阻倾圮、行路困难的景象。[108]光绪年间，鹤丽总兵朱洪章开挖南新河，疏浚水患，得到了商号的支持，其中，福春恒捐款五百两，庆昌和捐款二百两，兴盛和和同兴德各捐资五十两，舒金和、蒋宗汉、丁槐等商人担任职员，为开挖工程献策出力。[109]
在地方赈济与慈善事业中，鹤庆商人承担的社会责任也相应扩大了。据《民国五年鹤庆县学界呈控商会侵蚀学款案》所载：“鹤邑商务向为发达，商会诸人对于地方公益亦素发达，因此鹤邑地方公款，向由商会负责筹措经管。”[110]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二月云南发生灾荒，鹤庆恒盛公号向云南省临时赈灾委员会慨捐赈灾款国币一千元。三十三年（1944年）二月，恒盛公又向浙江筹赈会云南分会捐助国币五千元，用于购买救灾物资。[111]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七月，恒盛公号还响应募捐，向昆明昆华医院筹备组捐款国币五千元，支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省政府的奖励和表扬。[112]
结 语
鹤庆商帮是滇西白族地区兴起较早、历时最长的一个商帮。20世纪初期，鹤庆商帮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经济实力超过喜洲帮和腾冲帮，一跃而成为迤西地区的第一大商帮。其后，虽然受到“启基”贷款倒号风潮影响，又不具备像喜洲帮那样的地理优势（即靠近迤西商品集散中心和交通枢纽下关），鹤庆帮执迤西商贸之牛耳的地位为后起的喜洲帮所取代，但鹤庆商人一直致力于拓展贸易领域、谋求经济实力与政治势力的增强。在经营商贸的过程中，鹤庆商人与喜洲、腾冲等地的商人一道，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组建商会、兴办学校、建设地方、捐资公益，促进了滇西及周边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在鹤庆，由商人控制的商会不仅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命脉，还干预地方的政治、军事和文教，甚至一些民事纠纷，如婚姻、典当、债务等，也由商会负责调解处理。[113]他们在各级城市经营商贸，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回到故乡后，改良地方风俗，成为新生活方式的引领者。
考察鹤庆商帮的兴衰历程不难看出，它始终没有脱离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地处边疆地区的各民族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冲击下，一面展开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一面又自觉不自觉地被卷入到中国近代化的大潮之中。各民族商人在推动边疆地区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受到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他们的发展也充满艰辛与坎坷。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其“资金筹集方式采取家庭、宗族合伙制，管理方式采用旧家长佣工制，经营品种承袭出口以生丝、大锡等原料，甚至是鸦片为主，经营品种则有以消费性洋货为主的传统，以及从业人员知识结构陈旧、思想保守等等”[114]，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性和保守性。
总之，近代鹤庆商帮的商人在从事贸易活动中，克服种种困难，开拓市场、扩大规模，在迤西商贸发展史上留下色彩浓重的一页。在贸易过程中，他们还参与故乡的政治、经济、文教、公益事业，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了改革开放的今天，滇西、滇西北大理、丽江、中甸一线的旅游资源已经逐渐被开发，成为我省重要的旅游城市，旅游经济日益兴盛。鹤庆县作为滇西、滇西北旅游交通线上的一个必经之地，要推动地方经济的全面发展，除了借助周围地区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契机和旅游经济的辐射之外，更应该立足本身，发展本地区的商品经济，完善地方社会经济的机制，培养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能在变化的时代中不断追求知识结构更新以适应挑战的民族商人，利用本地区的特产优势来带动鹤庆地方经济的发展，加强地区间的贸易经济联系，不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重塑昔日鹤庆商业的繁荣景象。
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书
一
在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发展研究中，滇西北地区的商帮问题逐渐成为近些年持续不息的研究热点。然而，在一系列斐然成就的背后，我们遗憾地发现对被誉为“迤西商帮之母”的鹤庆商帮的整体专门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而这与历史上鹤庆商帮叱咤滇、藏、川、缅、印大三角跨国贸易圈，牵引带动滇西乃至川藏边区各区域商人团体发展壮大的历史风云形成了强烈反差。这与其说是一种遗憾，倒不如说是研究者亟待深入的现实任务。鉴于此，赵启燕同学知难而上，专门就鹤庆商帮展开具体研究，应该说从选题上就具有较好的开拓性，对于丰实近代云南民族经济史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赵启燕同学能够站在整体史观的研究高度，对鹤庆商帮发展起源的社会背景、发展历程、经营管理以及商帮与地方社会的变迁等内容展开深入而翔实的研究论述，从多个研究视野进入主题，旁征博引，层层剥离，既有史学研究的深度，同时也有作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广度。这充分说明作者对特殊时代铸就而成的鹤庆商帮这个研究对象有着较清晰的认识洞察和把握，而且也表明作者对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驾驭能力是较强的。
相关研究史料的贫乏一直是制约鹤庆商帮乃至近代云南民族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桎梏，这也是鹤庆商帮研究至今未能整体深入的原因之一。而这篇论文，应该肯定在相关史料的获取及梳理应用上，取得了喜人的突破和成绩。涉猎资料之广泛，耙梳资料之细致，资料引用之严谨，都向我们清楚展示了作者研究过程之不易，以及作者扎实的史学底蕴和娴熟的史学研究技能。
在拜读过程中，也还发现了作者在某些方面可以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如作者在论文研究中，史料累积丰富广泛引用良多，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探讨上着墨似乎淡了些，力度似乎弱了些，从而影响了作者把这些问题的研究导向更深入的空间，引出更精彩的思想火花。同时，作者在研究布局上就鹤庆谈鹤庆商帮的思维方式似乎在视野上局促了些，因为鹤庆商帮对其他民族地方的影响和作用也还比较典型和广泛。
总体而言，瑕不掩瑜，这篇内容丰富、研究深入、横贯多学科、用词准确、文笔流畅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近年来近代云南商帮研究中涌现出的佳作，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同意参加论文答辩；达到在科学刊物上发表的水平；达到公开发表水平；达到硕士学位水平。
评阅人：周智生，副教授，云南师范大学旅地学院
二
云南鹤庆商帮兴起、发展及终结的一百年（1850—1956年）正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中国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急剧转型和近代化过程。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商、绅、官、学”是最活跃、最重要的社会群体和阶层，他们联系紧密，相互转化，从封建旧社会中脱颖而出，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向近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因为此，对“商、绅、官、学”在近代化过程中独特作用和重要影响的探讨，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向，而且大量的研究成果也肯定了“商绅官学”全体引领中国近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那么，作为边疆民族地区的云南，这些群体活动和作用如何呢？赵启燕的硕士论文《鹤庆商帮研究》，运用中国民族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方法，通过对近代云南商人群体的典型——鹤庆商帮的细致研究，为我们正确认识云南近代化进程中商人群体的独特作用，提供了周全翔实的典型研究案例，是对近代边疆民族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作者在论文中正确解读了云南区域商业人群代表——鹤庆商帮兴起、发展及其终结的历程；深入探讨了这一群体的在近代化转型时期的活动对滇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在社会变迁中积极深远的作用，提出了一些颇具有新意的见解和观点。例如，作者认为鹤庆地区地处商贸要道且土地狭小的地理环境，促使鹤庆商帮率先兴起，同时又出于地理区位偏离云南商业重心，致使鹤庆商帮不得不异地经营，探讨了地理环境对商人群体的影响；鹤庆商帮商业活动重心的外地化与商业利润反哺桑梓，兴办学校，捐助公益，反映了云南商人群体活动离乡不离土的特点，并为带动本土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鹤庆商帮活动深受资本主义冲击和影响与管理经营模式的封建化矛盾，折射出云南商人群体自身近代化的曲折艰难；鹤庆商帮四海经商，辗转国内外商贸中心和资本主义新兴城市，深受近代化新生活方式和新观念的影响，因而成为引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风俗改变、社会进步和近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鹤庆商帮尚未完全摆脱封建商人群体的窠臼，存在着商业发展战略上的“路径依赖性”、经营上的封建家族运作模式和过分追求高额利润而染指鸦片贸易等弊端，从而制约了鹤庆商帮的开拓发展，部分削弱了其在社会转型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论述，较深入地揭示了鹤庆商帮的特征，公允评价了鹤庆商帮的社会影响、作用和局限性，观点正确，颇有新意，对于正确认识近代云南商人群体在社会变革中的历史作用和自身发展特点，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该论文的研究史论结合较好。作者对前人研究成果掌握全面，把握准确，同时又披寻文献，查阅档案，进行了部分实际调查，较全面地掌握了相关资料。在资料的发掘、辨析和运用上有较大突破，做到了史料翔实，分析透彻，研究系统完整，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文章的谋篇布局较好，逻辑清晰，辨析科学，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反映了严谨的学风与严肃的科学态度。表明作者已经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所不足的是一些创新观点的论证上略显力度不足，某些问题的探讨还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
该文已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
同意参加论文答辩；达到在科学刊物上发表的水平；达到公开发表水平；达到硕士学位水平。
评阅人：陆韧，教授，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答辩委员会决议书
云南鹤庆商帮兴起、发展及终结的百余年（1850—1956年）正处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商、绅、官、学”是最活跃、最重要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向近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鹤庆商帮研究》一文，通过对近代云南商人群体——鹤庆商帮的研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云南近代化进程中商人群体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是对近代边疆民族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鹤庆商帮研究》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颇为创新。首先，选题新颖。在滇西北地区的商帮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近代中国边疆社会发展研究中长盛不衰的研究热些点的同时，被誉为“迤西商帮之母”的鹤庆商帮的研究却一直比较冷寂。这与鹤庆商帮在近代云南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有鉴于此，作者知难而上，就鹤庆商帮的问题展开研究，使该选题具有较好的开拓性，对丰富、充实近代云南民族经济史研究有着积极意义。其次，作者运用中国民族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方法，系统研究了鹤庆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发展历程、经营管理及鹤庆商人与当地社会变迁等问题，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见解和观点。再次，在资料的掌握和运用方面，作者把握较好。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和档案资料，进行了部分实地调查，较全面地掌握了相关资料。在资料的挖掘、辨析和运用上有较大突破，史料翔实，分析透彻，研究系统完整，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论文观点正确，逻辑严密，辨析科学，语言流畅，结构完整，表明作者已经掌握了扎实的史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答辩委员会指出，这是一篇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成功之作，是近年来研究云南商帮的佳作；已达到硕士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毋庸讳言，论文中一些创新观点的论证略显不足，某些问题的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答辩中赵启燕同学思路清晰，反应敏捷，对答自如，回答中肯。
经答辩委员会3人无记名投票，3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一致同意赵启燕同学毕业，并建议学校学位委员会授予其历史学硕士学位。
答辩委员会主席：林超民，教授，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答辩委员会成员：林超民，教授，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袁国友，研究员，云南省社科联
周琼，副教授，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5年5月28日
作者小传
于晓燕 女，1977年生于山东平度，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02—2008年在云南大学师从陆韧教授研习中国民族史和历史地理。2008年至今任职于云南民族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育地理、中国教育史。先后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地厅级2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20余篇。
【注释】
[1]《鹤庆县劝学所造报地志资料》，民国九年（1920年）钤鹤庆县劝学所图记钞本，云南省图书馆馆藏。
[2]李根源：《民国〈鹤庆县志〉序》，大理白族自治州图书馆馆藏。
[3]陈宗海：《光绪〈鹤庆州志〉序》，云南大学图书馆馆藏。
[4]（清）光绪《鹤庆州志》卷3《疆域·形势》，云南大学图书馆馆藏。
[5]（清）光绪《鹤庆县志》卷5《风俗》，云南大学图书馆馆藏。
[6]（清）光绪《鹤庆县志》卷5《风俗》，云南大学图书馆馆藏。
[7]杨金和：《南新河记》，载张了、张锡禄编《鹤庆碑刻辑录》，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会印，2001年。
[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9]李永兴：《鹤庆商务绪言》，载（民国）《鹤庆县志》卷2《建置志》。
[10]舒良弼：《梦觉纪略》，云南省图书馆馆藏。
[11]周智生：《近代滇西北商人与社会变迁》，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53页。
[12]《续修鹤城舒氏族谱》，鹤庆县档案馆馆藏，第202～203页。
[13]《新纂云南通志》卷235《实业传》。
[14]舒家骅调查整理：《鹤庆商帮奠基人舒金和发家始末》，载《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15]梁冠凡等调查整理：《下关工商业调查报告》，载《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6]唐仿寅：《福春恒兴衰与核心人物周守正》，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36页。
[17]唐仿寅：《福春恒兴衰与核心人物周守正》，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36页。
[18]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云南进出口贸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19]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云南进出口贸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
[20]陆廷荣：《恒盛公商号的社会主义改造》，载《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云南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
[21]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432页。
[22]解乐三：《庆正裕商号回忆录》，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云南进出口贸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23]解乐三：《庆正裕商号回忆录》，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云南进出口贸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24]大理白族自治州档案馆、大理市工商业联合会合编：《下关商会档案史料选编》，2001年，第346页。
[25]李丙六：《鹤庆商帮》，载《鹤庆文史资料》第6辑，2001年，第153页。
[26]舒自志：《博南古道上的鹤庆商帮》，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2辑，1984年，第98页。
[27]舒家骅调查整理：《鹤庆商帮奠基人舒金和发家始末》，载《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8]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云南进出口贸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
[29]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云南进出口贸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页。
[30]张相时：《云南恒盛公商号经营史略》，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云南进出口贸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31]解乐三：《庆正裕商号回忆录》，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云南进出口贸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32]阎广芬：《近代商人捐资兴学的内发力量》，载《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5期。
[33]《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省各县人物资料》之《鹤庆县志稿》，云南省图书馆馆藏。
[34]（民国）《鹤庆县志》卷12《人物志·货殖》。
[35]张相时：《恒盛公商号史略》，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19页。
[36]解乐三：《庆正裕商号回忆录》，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37]《续修鹤城舒氏族谱》，鹤庆县档案馆馆藏，第209页。
[38]解乐三：《庆正裕商号回忆录》，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39]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69。
[40]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69。
[41]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到近代化的历程》，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42]《续修鹤城舒氏族谱》，鹤庆县档案馆馆藏，第210页。
[43]张相时：《恒盛公商号史略》，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20页。
[44]余英时：《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45]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云南进出口贸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46]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74。
[47]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73。
[48]张相时：《恒盛公商号史料》，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20页。
[49]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卷4《商业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50]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43。
[51]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3页。
[52]唐仿寅：《福春恒兴衰与核心人物周守正》，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39页。
[53]施次鲁：《福春恒的兴起发展及其没落》，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54]唐仿寅：《福春恒兴衰与核心人物周守正》，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40页。
[55]张相时：《恒盛公商号史略》，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
[56]王明达、张锡禄：《马帮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57]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民国云南省民政厅档案，卷宗号11～12～29。
[58]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民国云南省民政厅档案，卷宗号11～12～29。
[59]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民国云南省民政厅档案，卷宗号11～4～289。
[60]杨维基：《鹤庆解放前后——我的回忆》，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2辑，1983年，第41页。
[61]（民国）《鹤庆县志》卷6《武备志·戎事》。
[62]张穗：《辛亥革命运动在鹤庆一带的影响》，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3辑，1985年。
[63]张嘉和：《归国共大事丹心终不改——忆爱国老人张相时》，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48页。
[64]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01。
[65]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43。
[66]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01。
[67]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30。
[68]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民国云南私营进出口档案，卷宗号132～4～158。
[69]《续修鹤城舒氏族谱》，鹤庆县档案馆馆藏，第227页。
[70]《鲍品良事略》，载《中央鹤庆县地下组织史料选编》（1947—1950），1988年。
[71]张嘉和：《归国共大事 丹心终不改——忆爱国老人张相时》，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48～49页。
[72]杨维基：《鹤庆解放前后——我的回忆》，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46页。
[73]丽江县商业局编：《丽江县志·商业志》（初稿），转引自周智生：《近代滇西北商人与社会变迁》，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46页。
[74]潘寿山：《鹤庆商会纪事》，载《鹤庆文史资料》第1辑，1991年。
[75]田麟勋：《革命征途第一步》，载《鹤庆文史资料》第5辑，1998年，第16页。
[76]（民国）《鹤庆县志》卷2《建置志·自治机关》。
[77]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民国云南建设厅档案，卷宗号77～5～197。
[78]杨润清、李毓清、刘位三、李孟昌：《近百年来下关商业备征资料》，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1982年。
[79]大理市商业局编：《大理市商业志》（送审稿·上册），第213页，2001年。
[80]李子敏：《昆明商业团体的组织及活动概略》，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1]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2～30，132～3～101。
[82]舒自志：《博南古道上的鹤庆商帮》，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13页。
[83]熊正元：《清末至民国期间鹤庆的集市与贸易概述》，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6辑，1992年。
[84]张相时：《恒盛公商号史略》，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第35页。
[85]李正旭：《张泽万先生行述》，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
[86]舒家骅、刘麟先：《辛亥革命到解放前鹤庆的习俗改良》，载《大理州文史资料》第8辑，1994年。
[87]《续修鹤城舒氏族谱》，鹤庆县档案馆馆藏，第201页。
[88]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69。
[89]张相时：《恒盛公商号史略》，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
[90]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2～30。
[91]（民国）《鹤庆县志》卷9《人物志·货殖》。
[92]（清）光绪《鹤庆州志》卷8《学校志》。
[93]杨毓骧：《清末云南爱国将领蒋宗汉生平考》，载《鹤庆文史资料》第6辑。
[94]（民国）《鹤庆县志》卷3《学校志·学宫》。
[95]《续修鹤城舒氏族谱》，鹤庆县档案馆馆藏。
[96]《续修鹤城舒氏族谱》，鹤庆县档案馆馆藏。
[97]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2～30。
[98]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01。
[99]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01。
[100]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489。
[101]张相时：《恒盛公商号史略》，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
[102]舒良弼：《梦觉纪略》，云南省图书馆馆藏。
[103]唐仿寅：《李岳嵩的卓行义举》，载《鹤庆文史资料》第2辑，1992年。
[104]（民国）丽江县自治公所造：《丽江县志书》，1920年钞本，云南省图书馆馆藏。
[105]（民国）《鹤庆县志》卷2《建置志·津梁》。
[106]（民国）《鹤庆县志》卷1《地理志·道路》。
[107]（民国）《鹤庆县志》卷1《地理志·道路》。
[108]《重修大板桥至大龙溪大路碑记》，载张了、张锡禄编《鹤庆碑刻辑录》，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会2001年印，第170页。
[109]《鹤阳开河碑记》，载张了、张锡禄编《鹤庆碑刻辑录》，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会2001年印，第211页。
[110]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民国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档案，卷宗号106～5～146～4。
[111]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01。
[112]云南省档案馆收集恒盛公商号史料，卷宗号132～3～101。
[113]潘寿山：《鹤庆商会纪事》，载《鹤庆文史资料》第1辑，1991年。
[114]罗群：《近代云南商人与商人资本》，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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