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二：教会委员会
1836—1850年间英国国教改革的特点是迅速（参见本书第261页），这主要是由于公共舆论普遍要求改革的呼声，部分地也可以归因于一系列的教会立法，其中1836年《教会委员会法》是最著名、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法律。
这部法律，其中有些部分早于、有些则晚于1836年通过，它主要产生了如下一些效果：
1.主教监督的效率有所增强。
这是由于废除了怪异、不正常的管辖区域，重新划分了主教管区，同时增设了新的曼彻斯特主教管区和里邦（Ripon）主教管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1836年的法律通过之后。有些主教管区的主教是空缺的。其他一些主教管区的主教则放弃各自的既得利益，并支持计划中的改革。
2.1838年《兼职法》（Pluralities Act）严禁主教身兼数个教区职务，禁止居不在任所以及诸如此类的教会弊端。它终结了人们一直关注的那些教会弊端，起效之快超乎人们预料。这部法案惟一受到的拖延来自当时享有既得利益的教区牧师，他们充分地利用了之前法律的特权。由于死亡、去职或升任他职，这些人的数量每年都在减少。
3.教会的设施条件得到大大的改善。
1818年，教会建设委员会（Church Building Commissioners）创立了；截至1835年，教会建设委员会共新建了212所教堂，这些教堂共能容纳283555人，建设的款项来自议会拨付使用的1500000镑资金，以及私人捐赠交由他们使用分配的部分善款。教会建设协会有限公司（Incorporated Church Building Society）同时也花费了196770镑用于扩建教堂。还有其他的私人捐赠也被用于教堂的建设，有人认为各地私人捐赠用于此类项目的数额达900000镑。新建、扩建的教堂可容纳的人数新增到307314人。
4.大力新增教区，增加相关投入，同时加大教区住房建设，大幅提高了低收入牧师的收入。
1818—1850年间，教会建设委员会新增了764个新的独立教区。1843—1850年间，教会委员会按照1843年（6＆7 Vict.c.37）至1844年（7＆8 Vict.c.94）间的《新教区法》额外增设了228个教区；并且为了使教会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得以迅速地进行，1843年《新教区法》还允许他们借款，而且他们确实也借了600000镑，并用自己迅速增长的教会收入作为担保，可以自由支配使用。此外，早在1850年，委员会基金给他们提供大笔的资金作为必要的教会薪俸，用于建设教会住房，并且每年提供多达50000镑（此外，还要算上用于上述新增教区的30000镑）的款项用于持续增加低收入牧师的收入。
5.努力改善平衡教区教士间的收入。
尽管教会委员会有权处理和主教辖区有关的收入，但它从未获得任何重新分配这些收入的权力。按照一些法案的规定，诸如1840年《教会委员会法》（3＆4 Vict.c.113）第47节、扩充了前项法律的1854年《教士薪俸增长法》第8节、1842年《教会租赁法》第13节（并参见21＆22 Vict. c.57，s.10），在征得主教和赞助人的同意下，教会委员会有权间接地平衡教区间的薪俸收入，并且他们也有权采取增加教区牧师薪俸收入的行动。此外，按照1831年《教士薪俸增长法》的规定，母教区的牧师在获得主教和赞助人的同意下，有权为了完全或部分地处在母教区之外的子教区的牧师的利益而抵押前述款项。事实上，截至1850年，为了平衡各个教区之间的收入，为了增加牧师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立法。在此，就像在别的方面一样，一项改革增加了另一项改革的效果。例如，教会缺乏住房，教会牧师收入过低，这些往往是教会人员身兼数任和居不在任所的借口，有时甚至成为这些弊端合理存在的证明。人们建造了教会住房，并努力平衡了教士间的收入因而提升了贫困阶层教士的收入后，这些借口都不再有力了。
我们这里无法详述这一改革的细节，它进展得如此迅速，并如此有效。但我们必须作两点评论，它们与法律和舆论之间的关系直接相关：
其一，1830—1850年间，英国国教内部的改革之所以能够迅速进行，其起源和改革的成效均源于当时道德舆论对它的积极支持。
其二，在这点上，公共舆论无可置疑地受到相关立法的影响，而这些立法本身又受到相关公共舆论的影响。当法律强有力地要求改革教士身兼数任以及居不在任所这些弊端时，善良的人们开始意识到，那些他们一直习以为常并加以容忍的做法事实上都是令人无可忍受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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