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教会改革

第二节　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

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于1517年，为文艺复兴后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又一形式。其斗争矛头直指天主教会，主张建立新教以取代旧教。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以一种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宗教去取代原有的服务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宗教。

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部分欧美国家的世俗政权已经意识到教育具有的深远政治意义，并开始借助宗教力量介入普通民众教育。但是由于宗教改革所引起的连年战火在欧洲几乎燃烧了两个世纪，大多数国家的精力集中在应付宗教、政治与军事冲突上，并没有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用来切实关心教育，尤其是民众教育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教化民众、培养信徒成为社会和宗教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新教势力与旧教势力之间的分歧与斗争在教育领域有着充分的体现。

宗教改革运动推动的具有强迫性质的义务教育呈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基于培养虔诚宗教信徒的理念，新教和天主教各宗教派别都十分关注普通民众的教育，并按照各自的教义开办学校，推广宗教教育和识字教育。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文化知识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有助于提升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

一、路德及路德派教育思想

德国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家或教育思想家，但是他所提出的以下两个原则却对后世的教育影响深刻:其一是教育权由国家而不是由教会掌握；其二是由国家推行普及义务教育。他的教育思想与他所主张的新教理论密不可分，并且其理论对欧美教育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马丁·路德被后世认为是“世界性的伟大教育家”^[19]。

(一)马丁·路德的生平

1483年11月10日，马丁·路德出生于德国萨克森的埃斯勒本。1501年，马丁·路德进入爱尔福特大学攻读法律，由于该校是当时德国人文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场所，他在此学习期间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启迪，并且接受了英国唯名论的主要代表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的思想。奥卡姆反对教皇对世俗事务的干涉，认为宗教信条应以信仰为基础。这个观点对马丁·路德有很大的影响。1505年，他加入爱尔福特奥古斯丁会研习神学，并于1507年成为神父。1508年到1512年，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大学主修神学，并获神学博士学位。1515年，马丁·路德应聘威登堡大学神学教授，开设神学讲座，并开始酝酿其新教思想体系中的核心理论“因信称义”。1517年之后，他致力于宣扬新教教义，推动德意志各地的宗教改革运动。

(二)马丁·路德的教育思想

1．宗教与世俗的二重教育目的论

马丁·路德的教育理论与他的宗教、政治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主张以“因信称义”说为核心的宗教思想体系。所谓因信称义，就是主张众信徒皆教士，人人都有研读《圣经》的权利，人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人人都可以凭借着虔诚的信仰获得救赎，而人们内心真诚的信仰又是在信徒独立阅读、理解《圣经》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也是新教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决定了马丁·路德所提倡的教育目的同长期以来古罗马天主教所主张的仅以培养神职人员为教育目的相冲突。由此可见，路德所提倡的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宗教性的，在于培养大量的、虔诚的、能独立阅读和理解《圣经》的信徒。除此之外，路德还强调教育的世俗目的，认为办学校有利于世俗政权、社会和个人。由宗教改革引发的德国农民起义引起路德的担忧，他希望借助世俗政权的力量建立起普及的教育体系，进行社会控制，实现世俗社会与精神社会的稳定与安宁。^[20]

马丁·路德在《给市长和市政官们的信》中明确提出宗教化和世俗化的二重教育目的观，既强调教育必须服务于推广新教教义，培养真正的基督徒，使人们虔诚信仰基督从而使灵魂得救，又重视教育对世俗政权、社会和个人的作用，要求教育必须符合政府的利益，培养有才干有本领的统治者，为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的管理，培养有才能有教养的男人和女人。^[21]

很明显，马丁·路德主张的二重教育目的论带有对中世纪神学势力的妥协，其理论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尽管如此，路德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精神扩展到宗教领域，主张将教育的权利扩展到全体信徒以及普通民众，这一观点为普及教育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论强迫义务教育

马丁·路德主张宗教平等，即以“因信称义”为核心的学说认为每个人的信仰都是来自他对《圣经》的独立理解和解释。以此为基础，他提出每个人在教育权上的平等，并且他认为应当使每一个儿童，不分性别和等级，都受到教育。他有关普及强迫义务教育的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和《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这两篇教育论文中。

马丁·路德在1524年发表的《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一文中，明确提出国家办教育和普及教育的思想。他主张必须给男女儿童适当的教育和抚养，必须想方设法、不辞劳苦地教育年轻人，把对年轻人的教育看成是市长们和市政官员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及家长应尽的义务。他强调这是关系到国家繁荣昌盛、城市安全与幸福、个人利益和尊荣的大事业。这种普及教育必须由国家负责开办，任命教师，提供经费。

另外，马丁·路德在1530年发表的《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一文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普及强迫义务教育的主张，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阐述。

(1)世俗政府是神创的完美机构，对保证人类的共同生活和幸福必不可少。而世俗政府建立与维持的基石，不是靠暴力政治和武力，而是靠健全的法律。人们只有通过人类智慧建立法律，通过学习知识才能理解法律，从而认识世俗政府的明智。

(2)教会的宗教事务和世俗的国家事务都很重要。忠实正直的法官、司法大臣与优秀的修道士、僧侣都是上帝欣赏的神圣职业，政府机构甚至比教会更需要智慧的引导。

(3)教育能够帮助人发展最重要的大脑、最灵活的舌头和最有用的语言，有必要通过教育把最聪明的儿童培养成为教会和政府机构所需要的人才，包括讲道者、法学家、牧师、教师等。

(4)国家、教会和家庭都负有对儿童实施强迫义务教育的责任。国家要像战时迫使臣民履行军事任务那样，迫使父母送子女上学。教会也应在经费上对贫困子女的教育提供帮助。让所有该上学的孩子都能够上学，让所有普通的孩子都可能通过良好的教育而成为精神与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家长也应该认识到让子女接受教育的益处，有责任、有义务送子女上学。

(5)教师是最有用、最伟大和最美好的职业，世间最高的美德是教育年青一代。为了实施强迫义务教育，应培养大量的优秀教师，要尊重教师。^[22]

借助宗教改革运动的巨大影响，马丁·路德的强迫义务教育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他成为近代西方国民教育和普及义务教育运动的理论先驱，并且对后世众多教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譬如贺拉斯·曼所提出的国民教育思想，在形式上和历史渊源上与其具有直接联系。

二、加尔文及加尔文派教育思想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继马丁·路德之后第二代领导者，他所创设的加尔文宗与路德宗、安立甘宗并称新教三大主流派。16世纪初期，瑞士人文主义者和宗教领袖加入了宗教改革的队伍，并在改革中与路德宗分道扬镳。1553年，加尔文在日内瓦进行宗教改革，其追随者形成加尔文宗各教会。虽然他与马丁·路德一样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育家，但是由于新教的改革运动是以教育为重要手段，所以他在日内瓦取得宗教改革成功的同时，也对欧洲各国的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加尔文的生平

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生于法国北部努瓦。1523年到巴黎就学，后赴奥尔良大学学习法律，深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1531年回到巴黎，专攻神学。1534年成为新教徒，因受政府迫害，化名逃往瑞士巴塞尔。1536年，加尔文在巴塞尔出版《基督教要义》，该书对新教教义作了系统的阐述，是一部影响很大的新教百科全书。此后，加尔文除短期被迫离开外，一直在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

(二)加尔文的教育思想

1．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加尔文同马丁·路德一样，主张以“因信称义”为核心的宗教观。他否认教皇的权威，重新确立上帝及《圣经》的权威地位，坚持《圣经》是信仰的权威，认为它是信仰与宗教生活的唯一准则，上帝是其作者。《圣经》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人只要充分读懂《圣经》，才能正确认识上帝。加尔文从“预定论”的神学教义出发，主张人无论身处何种命运，都是上帝的预定，都肩负着荣耀上帝的使命。人只有真正信仰上帝，积极从事社会工作，各尽其职，就能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人生的动力来自信仰，信仰的源泉始自《圣经》。在加尔文看来，基督信徒应当成为有知识的人，这是阅读《圣经》、认识上帝、履行社会职责的必要条件。文盲无法成为财富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无法完成上帝的使命、成为上帝的子民。基于这样的认识，加尔文十分重视教育对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意义，并提出实施普及、免费教育的主张，要求国家开办公立学校实施普及教育。

2．普及、免费教育的主张

加尔文和马丁·路德都提出了普及教育的主张，但与路德不同的是，加尔文亲自领导了日内瓦的普及教育实践。基于此，美国学者班克洛夫特(G．Bancroft)认为加尔文是普及教育之父，是免费学校的创始人。

在1537年向日内瓦市政当局提交的《教会管理章程》中，加尔文指出，教育是全体国民为确保良好的政治措施，维持教会之安全与保持人性之必需。履行教育职能的不仅仅是学校，教会、国家和家庭都应当按照上帝的意志，成为训练、培养和教育人的机构。

在1538年编写的《日内瓦初级学校计划书》中，加尔文提出，所有儿童不分性别与贵贱贫富，都应当接受教育，以学习基督教教义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对国家来说，为了保障公民的这种权利，应当开办公立学校，实施免费教育，使所有儿童都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

需要注意的是，加尔文主张世俗政权是上帝按其神圣意志所任命的，教会权力要高于国家政权，因此，国家办理教育需要听从教会的指导和命令。

3．国民教育实践及教育设想

根据日内瓦的实际教育状况，加尔文在借鉴路德宗在德国的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构想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国民教育体制。其设想的主要学校包括初级学校、中学和学院。

(1)初级学校是实行普及教育与免费教育的场所，它向所有儿童开放。初级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宗教和一般知识与技能的基本训练，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宗教、阅读、书写、计算，此外还有道德教育和公民训练。

(2)中学是进行中等教育的场所，其主要形式是文科中学。文科中学的主要任务是为高等教育做准备。它由市政当局管理，教师由政府任命。文科中学实行收费制，主要招收初级学校的优秀毕业生。

(3)学院是进行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学院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教士、神学家和教师，培养教会和国家的领导人。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人文学科和宗教科目两大类。

加尔文派的教育主张和教育实践活动，对欧洲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除日内瓦外，由于尼德兰的加尔文派教徒十分重视教育，在教会、国家和地方政权的共同努力下，荷兰人在17世纪已经使初等义务教育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他如法国的胡格诺教徒、苏格兰的长老会、英国的清教等各国加尔文教徒，也都在各自有影响的地区内大力兴办学校，改革教育。英国的清教徒还将欧洲新教教育观点和学校形式带到美国，对美国教育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英国国教与教育

(一)英国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

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迥然不同，其根本原因是英国都铎王朝统治者与教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同时也是由于早期清教运动自身的不成熟，具有很强的妥协性。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对其他国家的宗教改革运动并不感兴趣，至于路德和加尔文所提倡的“因信称义”，人人阅读《圣经》，人人接受教育，国家办理教育，并没有能够在英国成为共识。1521年，亨利八世曾亲自著文抵制路德的思想流入英国，路德的著作在英格兰一度遭到查禁，教皇曾封亨利八世为“信仰维护者”。后来英国世俗政权之所以与教会决裂，主要原因在于亨利八世窥视教皇在英国所享有的权利和教会的财产。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简称国教会)的首脑，拥有任命教职和决定教义之权；宗教法庭改为国王法庭；教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按行政区划分设教区。由此可见，英国的宗教改革只是将本国教会的管辖权限从古罗马教廷转移到了英国国王手中，并保留了古罗马天主教的主要宗教理念和仪式。英国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建立起自己的民族教会，也称英格兰圣公会或安立甘教会，并且传播到爱尔兰、苏格兰和英属殖民地。

(二)教育改革的实施

总体而言，英国宗教改革对教育的影响并不大，英国国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行使着旧教会的职责，英国世俗政权依旧坚持中世纪以来的传统。但并不是说英国世俗政权完全不关心民众教育。由于英国国王已经成为英国国家教会(简称国教会)的最高首脑，而国教会负责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活动，因此，事实上这也反映和体现了国王的利益。于是，国王间接地通过教会实现了对本国民众教育的干预。

1．对学校教师、学生实行严格的信仰监督

英国国家教会在对旧教会改造的过程中，对学校教师的宗教信仰给予严格的监督，对坚持信仰旧教的教师实行罚款、免职甚至关进监狱。新教师如果要取得教师资格就必须获得教会颁布的特许状，还要到国教会签署一个书面的誓言，并宣誓效忠君主、改信国教。如“我，某某(姓名)郑重声明，不论以任何借口，凡拿起武器反对国王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我十分憎恶那些凭国王的权威拿起武器反对他的百姓或反对由他委任的人的叛变行为；我愿遵奉现在已经依法确立的国教会的礼拜仪式……”^[23]此外，国教会甚至还曾规定，非国教徒不允许取得大学学位。当然，英国世俗政权借助国教会干预民众教育的做法还是引起了一些人文主义者的反对，其中就包括英国人文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托马斯·莫尔。莫尔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拒绝了国王的宣誓命令。为此，莫尔在伦敦塔被单独监禁了整整一年，但这仍不能使莫尔改变主意，国王便通过伪证宣布莫尔犯有叛国罪，处死了莫尔。以上这些措施虽然是世俗政权假手国教会来实施，但客观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英国国王对民众教育的影响。

2．加强英语语言的学习

英国宗教改革后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英国社会开始加强英语语言的普及。在社会生活中，英语日益成为日常交往和表达知识的手段，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就是英文《圣经》的出版，在此基础上，英语逐渐成为教堂做礼拜的用语。在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会一直采用拉丁文本的标准《圣经》，这就使得在英国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直接阅读拉丁文《圣经》，普通的民众则往往无法看懂，他们只能依赖于教士的布道与解释，这种状况就加强了教会对普通民众的控制。1539年，由亨利八世钦准的英文版《圣经》正式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教士垄断教义的局面，并且普通民众也可以通过阅读《圣经》，自身去体会和解释教义。

除此之外，许多学校对英语语言学习日益重视，而古典语言在课程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当时一位教育家马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说:“我爱罗马，但更爱伦敦。我喜爱意大利，但更喜爱英国。我熟悉拉丁语，但崇拜英语。”^[24]英语语言课程在学校课程中地位加强，表现出英国民族自尊心增强，是民族意识的崛起。

3．政府鼓励慈善办学和强迫学徒教育

宗教改革之后，英国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慈善办学、强迫学徒教育受到政府的鼓励。由于修道院的解散，贫民和灾民的安置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英国国王通过颁布一系列济贫法予以解决。1601年的法令则进一步确认:国家有责任照顾穷人，强迫穷人子弟做学徒，强迫师傅教给学徒谋生技能，发生的费用通过政府税收偿付。正如美国教育史学家克伯莱所指出，济贫法的颁布和实施，“孕育了英语民族由国家对全体人民普遍征税，为全国儿童普设学校的思想，训练贫穷儿童学艺谋生，并教导以初步宗教，迅速成为英国的既定惯例”^[25]，并被英国清教徒带到了早期的北美殖民地。

由于得到政府的鼓励，英格兰最终形成了由宗教团体与慈善组织共同办理民众教育的格局。典型的例证就是宗教改革之后，创办了大量专门招收穷人子弟入学的教区学校，尤其是在伊丽莎白时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改革运动与英国民族国家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它彻底摧毁了教皇在英格兰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确立了英国国王在世俗和宗教两个领域的最高首脑的地位。在教育方面，学校的教育目的不再服务于古罗马教廷，而转变成服务于英格兰国王以及英国本民族的利益。宗教改革后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为17世纪以洛克和夸美纽斯为代表的唯实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耶稣会派的教育活动

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天主教会为对抗宗教改革而成立的一个反宗教改革的组织。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罗耀拉将自己亲手创建的耶稣会置于教皇的麾下，因此原以帮助自己和他人灵魂为直接目的的耶稣会很快卷入了这一历史漩涡，成为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的先锋和中坚力量。

(一)罗耀拉的生平

耶稣会的创始人是西班牙贵族军官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童年时期，罗耀拉接受的教育是欧洲贵族的骑士教育，勇敢、忠诚以及喜欢幻想、冒险等典型的骑士特征在罗耀拉的心头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1521年，他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而失去了右腿，辉煌的骑士之梦从而化为泡影。在康复治疗期间，罗耀拉开始阅读《圣经》和《使徒传》，并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1533年，42岁的罗耀拉获得了由巴黎大学颁发的文学硕士学位，并与六名志同道合的青年组建了耶稣会的雏形。1540年，耶稣会得到古罗马教皇认可。

罗耀拉为使耶稣会真正起到神圣的保卫者和天主教会复兴者的作用，规定耶稣会会士深入社会各阶层，担任各国的宗教顾问，积极进行传教活动，广泛兴办学校，力争使学校成为反宗教改革的阵地。

(二)耶稣会的教育改革

罗耀拉创建耶稣会的最终目的是“让世界都服从古罗马教廷”^[26]，为达到这一目的，需要耶稣会士努力提高和完善他们自身以及周围的人，一方面要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虔诚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知识基础及运用知识的能力。因此，兴办教育成为耶稣会实现其宗教和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由于办学措施得力，耶稣会的教育活动颇有成效，所创办的学校遍及欧洲大陆，甚至耶稣会的教士于明末清初陆续来中国活动，对我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美国教育史学家孟禄甚至指出，从16世纪到18世纪，“没有哪一个团体像耶稣会那样在教育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27]。耶稣会在创办教育的过程中，大胆借鉴当时欧洲各教派的教育经验，最终在学校管理、教学方法和师资培养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格。

1．耶稣会学院的设置

由于耶稣会办学是为了培养精英以控制未来的统治阶层，所以耶稣会集中全力于中、高等教育方面而不重视初等教育。耶稣会所创办的学校统称为学院，学院一般分初级和高级两部，初级学院相当于文科中学，高级学院相当于大学文科。在规模较小的耶稣会学院中，只设有初级部。初级学院修业5～6年，主要学习古典语言和基础文化，意在为进一步的学习奠定基础。高级部分为哲学部和神学部，其中哲学部修业3年，主要学习亚里士多德著作和有限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古代经典所涉及的知识为限)。神学部是最高一级的教育，修业4～5年，主要学习《圣经》和经院哲学尤其是阿奎那的著作。

耶稣会学院的组织管理是以罗耀拉制定的《耶稣会章程》和耶稣会第五任会长阿奎瓦拉(Claudius Aquavire)制定的《教学大全》为标准。这两个规定在耶稣会内部具有权威性，对学院办学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保证了散布于欧洲各地的耶稣会学院在组织管理上整齐划一，从而获得可观的成效。

2．耶稣会学院的教学方法

在耶稣会学院教育中，教育方法一向受到重视，各种实际、有效的教学方法的运用是耶稣会学院教育达到较高质量和效率的重要原因。耶稣会学院的教学内容与其他学校相比并无新意，但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会学院在教授几乎相同的课程内容时，却能使学生“在6个月的时间学到比其他学校2年还多的东西”^[28]。这种重视教学方法的传统是由罗耀拉奠定的，他在《耶稣会章程》这个纲领性文件中，特别对耶稣会学院的教学组织方式和方法做了具体的论述。

罗耀拉制定的《耶稣会章程》中就规定了在教学中所运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讲座、讲授、讲演、辩论、阅读、作业、复述、背诵、考试等。在《教学大全》中，耶稣会学院的教学方法进一步得到充实。讲座和讲授都以教师的讲解为主，结合解答学生的提问。教师不但要向学生讲清教材上的有关章节、词句，还要广泛地介绍背景性知识。阅读和作业是学生课外提高和巩固知识的重要手段，教师要经常向学生推荐或指定阅读书目，并认真、及时地批改学生的作业。复述和背诵是记忆知识的方法。罗耀拉在《耶稣会章程》中要求耶稣会学校的教师经常地、定期地通过复述和背诵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情况。^[29]

值得注意的是，耶稣会学院的学监负责严格监督全体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学生一律住宿，除一般的祈祷外，还要求学生进行个别祈祷与忏悔，鼓励学生互相监督、互相告密。正如美国教育史学家克伯莱所指出，耶稣会“学校的情形虽称愉快而诱人，但却弥漫着其所代表的教会绝对权威的思想”^[30]。

3．耶稣会学院教师的培养

耶稣会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教师的重要作用，因而对师资的培训极为重视。耶稣会实行严格的教师选拔制度，只有少数最优秀的会士才能担任教师。教师不仅要绝对服从教规，坚持独身、安贫、贞洁等宗教道德，而且要受过良好的耶稣会教育，具有渊博的知识，对哲学和神学有相当高深的造诣。

罗耀拉把培养优秀的教师，把耶稣会士作为教师来培养的思想贯穿于耶稣会的教育实践中，并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第一，借助严格的入会审查和考核制度，保证耶稣会招收高质量的新会员。根据《耶稣会章程》的规定，凡申请入会者，都要求接受包括知识、性格、身体等多方面的严格审查，只有忠于上帝、教皇和天主教，并身心各方面的素质突出者才能被正式接纳入会。第二，利用金字塔式的组织系统和无情的选拔性考试，促使会员不断提高。一般而言，通过见习期的训练和考核者才能进入学院接受系统正规的人文学科教育，修业为5年，只有学成者才有资格在耶稣会学院初级部教授人文学科。结束学院学习的人可以升入高级部学习哲学和神学，通过考试后成为神父，其中的杰出者再学习数年神学，经过考核可获得“发愿神父”的称号。只有神父和发愿神父才有资格教授耶稣会学院的高级部。第三，通过对会员进行有关教育学和教学法方面的培养和训练，使耶稣会士具备教育他人的良好能力。这就使得耶稣会的教师素质要高于当时欧洲普通教师的水平。

由于组织缜密、纪律严格、校舍好和教学水平高、免费入学等原因，耶稣会一度吸引了大批青年。至18世纪初，它的足迹已几乎遍布全球主要国家。对于耶稣会在教育方面的功过，则众说纷纭、评价不一。耶稣会成立以来，天主教国家的大部分中、高等教育都为该会所控制，耶稣会学院遍布世界各地，盛极一时，影响巨大。耶稣会学院培养了众多的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但恰恰正是他们给予了天主教会以沉重的打击。如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儿，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对耶稣会教育推崇备至，而早年就读于耶稣会学院的笛卡儿，却指责耶稣会学校主张绝对权力，反对发展个性，用宗教信仰和宗教成规来约束个性。应当说，耶稣会学院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特别在学院组织管理方面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