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又一个“寂静的春天”[1]
2003年刚入春，一场非典疫情突然降临中国。北京人至今还记得，在“非典”肆虐的那些日子里，人们不得不远离公共场所，人们不得不减少出行，人们不得不对发现疑似病人的单位和区域实行隔离的措施。那时，车水马龙的繁忙街头，突然变得冷冷清清；相互问候的人们，都戴着严严实实的口罩。这是又一个“寂静的春天”。但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快速发展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思考。
（一）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把2003年的春天称为“又一个‘寂静的春天’”，是因为有一本书叫做《寂静的春天》。
这部书从书名看，似乎是小说，其实是一部严肃的科学著作。这部1962年在美国问世的著作，曾经在美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部书的作者，是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1958年，她收到一封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朋友的来信。信中诉说她在自家后园饲养的野鸟都死了，而1957年为消灭蚊子飞机在那儿喷过杀虫剂。蕾切尔·卡逊对此非常感兴趣，决定对杀虫剂与环境的关系展开调研。结果证明，曾经因发明它而获得过诺贝尔奖的DDT以及其他几种剧毒杀虫剂，确实对自然界和人类有害。
她之所以用“寂静的春天”为书名来披露这个问题，是她注意到，这些剧毒杀虫剂在喷施后将长期存在于土壤之中，会被动植物吸收后进入生物的组织中，并在一个引起中毒和死亡的环链中不断传递迁移，这样就会在某一个春天出现毁灭性的后果——昆虫死了，鸟儿死了，万物复苏的春天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寂静的春天”。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发表，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先是一批有工业后台的专家在《纽约人》杂志发难，指责她是个歇斯底里的病人和极端主义分子；然后是生产农药的化学工业集团和使用农药的农业部门，拼命否认她提出的问题及其严重性。甚至连德高望重的美国医学学会也站在化学工业集团一边。有一位政府官员还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说“她是个老处女，干吗要担忧那些遗传学的事？”但蕾切尔·卡逊的话唤醒了广大民众，迫使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核查。结果证明，蕾切尔·卡逊在书中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
《寂静的春天》发表两年后，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因患乳腺癌去世了。但在她闭上眼睛之前，已经看到美国环境保护局成立了，DDT等一批剧毒杀虫剂在生产和使用的名单中被除名了。更为重要的是，她唤醒的环保意识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已经融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之中。
（二）战胜“非典”的重要启示
中国在2003年初春发生的非典疫情，尽管与农药的乱用无关，但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如何在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珍爱人的生命。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生机勃勃的春天终于会成为“寂静的春天”。而当人们一旦是有了这样的意识，科学发展观就会应运而生。
人们至今还记得，2003年早春，肆虐的“非典”病毒向人类发起猖狂攻击时，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党的十六大刚刚形成的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和广大干部群众面临着严峻考验。
4月14日上午，在同“非典”斗争的紧急关头，胡锦涛总书记来到最早发现“非典”病毒的广东。他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医护人员时说：“广东部分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我们既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揪心，又为广大医护人员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患者恢复健康而感到欣慰。”[2]满怀深情的一席话，道出了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的关切之情。
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有关部门关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汇报，并对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会议强调指出：做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4月20日，胡锦涛又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向同“非典”斗争中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科研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和亲切慰问，勉励科研人员再接再厉，运用科学力量战胜非典型肺炎疫情。
历史的发展很有趣，往往因为发生了一两起重大事件，使得人们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非典”事件就扮演了这样的历史角色。
从认识史来说，正是在战胜“非典”的过程中，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发展要以人为本，要珍惜人的生命和尊严；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也要同步推进社会建设，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发展。这只要读一读当时一些媒体发表的言论就可以看到了。
从思想史来考察，正是在胡锦涛总书记去广东实地考察非典疫情时，2003年4月15日，他第一次提出了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这一重大问题。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通过抗击‘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3]“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4]
所以，后来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科学发展观是怎么样形成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其中有“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5]
应该讲，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丰富经验，特别是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来源。在告别20世纪、进入21世纪之际，党中央已经注意到发展必须是全面的发展，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任务。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加上“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因此，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说过：“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二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