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理论的批判性概览介绍

第一节　国家理论的批判性概览

在上述方法论的指引下，杰索普高度评价了战后各种国家理论（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贡献，同时也指出了这些国家理论的不足和局限，并试图通过“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的建构来克服这些不足和局限。^[8]

杰索普指出，对于密里本德和普兰查斯、“新李嘉图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一些理论家或流派来说，尽管它们的假设和解释原则不尽相同甚至彼此互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都假定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完全取决于国家本身之外的外在因素。对密里本德来说，国家只有掌控在资本主义的代表和拥护者手中才是资本主义的。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新李嘉图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对普兰查斯来说，正是由于国家嵌入由资本主义控制的社会形态中，才保证了它的阶级本质。最后，一些流派（比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还认为国家的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经济因素总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概括起来，上述理论家或流派认为，假如国家被垄断资本、一般资本或者是资本统治的权力集团掌控，那么国家的制度结构就是无关紧要的。或者说，正是由于国家屈从于某些特定的经济限制，它从来就不可能成为非资本主义力量的工具。这些理论家和流派忘记了：国家是政治统治系统，它的形式可能或多或少足以确保不同情况下资本积累的各种要求。^[9]

“资本逻辑”学派试图从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存在条件中推演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形式和功能。他们把资本主义国家视作服从资本主义运行法则的“理想的集体资本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功能是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一般条件，比如说对于促进商品生产、交换和资本积累来说是必要的法律和货币体系；确保雇佣劳动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无法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来完成；以及确保这种生产在劳动过程中从属于资本。“资本逻辑”学派的分析还揭示了，尽管国家干预想要维持需求和重组生产，但它并不能超越市场力量，也无法消除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最多只能对这些形式加以修正。总体而言，杰索普认为“资本逻辑”学派通过证明国家不能被视作只是资本创设和操纵的工具，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不过，“资本逻辑”学派的研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并以一种复杂的形式重复了还原论的错误。此外，在资本逻辑学派的研究中，资本的要求提供了唯一的解释原则，而非成为对于一个更发达理论而言的参照点，很少有学者试图去说明这些需要得以满足的环境。因此，虽然有各种引入阶级斗争和非经济变量的努力，这个学派把历史还原为资本自我实现的逻辑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0]

为了走出“资本逻辑”学派的理论困境，近来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次聚集在法兰克福（不要与法兰克福学派混淆），他们试图将历史特殊性和阶级斗争作用引入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中，并发展了一些有关阶级斗争本质和作用的重要观念。在这方面，他们主要有四个贡献：第一，指出了资本积累是以资本自身有能力通过斗争获得许多不同条件为前提的，这些条件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极为必要的。第二，认为资本积累是发生在经济主体之后的一个无计划和无政府的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的运行通常以一种或多或少是扭曲的和拜物教的外观形式出现。第三，由于国家干预和资本需求间没有必然的一致，危机在塑造它的形式和重新确定其动力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第四，因为危机是许多矛盾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阶级，因此危机的解决是一个充满冲突的过程；这意味着危机管理将会采取试错的回应形式，这些形式的内容取决于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个学派试图发展出一些概念和方法，以弥补“资本逻辑”研究的某些不足，但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历史分析的某些基本概念，并凭借一个过分受限制的阶级斗争观来展开其分析，其局限不言而喻。^[11]

通过考察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以及详细阐述大量对阶级斗争分析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概念和假设，葛兰西和“新葛兰西主义”学派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遗憾的是，葛兰西和“新葛兰西主义”学派发展的某些概念主要致力于分析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即“政治的”或者说“上层建筑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分析几乎很少关注或者说忽视了作为纯粹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因此，葛兰西和“新葛兰西主义”学派的分析由于忽视了根植于资本积累本质之中的经济限制而受到损害——虽然它充分意识到多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和大众民主斗争，却没有涉及生产的一般规律。也因此，新葛兰西主义的方法必须依据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上的经济强制而加以修正。^[12]

若按不同的分类模式加以归类，上述国家理论则呈现为另一种景观，彼此间往往构成一种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第一个分类是结构主义方法和工具主义方法之间的对立。结构主义强调结构凌驾于行动者之上——在极端的情形中，把行动者看成结构自我再生产的简单传送带。相比之下，工具主义方法强调个体或社会力量在控制国家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在极端的情形中，把国家系统视作一个中立的工具。第二个分类可以界分为经济主义的、政治至上论的、意识形态主义的和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研究方法。其中，前三个方法认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各自都拥有解释的优先权。而对于政治经济学方法来说，资本主义呈现为一个整体，应该作为一个复杂的、自我再生产的系统而得到分析，它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都有其确定的作用。第三个分类模式是一种方法论的划分。依次排列为归类论者的（subsumptionist）、起源论的和接合方法，它们各自对应于：（1）把特殊政体形式视作可以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适性范例；（2）试图通过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运动来推导出特殊政体本质的研究；（3）认识到具体系统的偶然必然性，并把它们当成复杂的、非逻辑的多元决定综合体。第四个分类聚焦于不同理论的政治含义：即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的区分。第五个分类则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划分为两个大的学派：资本逻辑与阶级逻辑。第六个分类即马克思主义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对立，当然，主要是以“国家中心”的方法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用的以“社会中心”方法的对比。进一步，杰索普认为，如果要对国家理论进行一个有效的梳理，则可以从广义的资本理论方法与阶级理论方法的分析开始，并认为大部分的方法分类几乎都是资本与阶级分类的变体形式，它们要么是“资本中心”，要么是“阶级中心”，最后要么是落入“经济还原论”或“经济决定论”，要么是落入“阶级还原论”。^[13]

资本理论方法由《资本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激发。它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上，试图从被认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推导出国家的必要功能，再从国家必须执行的功能中推导出国家的必要形式。本质上，理论家们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资本积累的政治支撑。认为国家形式与生产关系的当前发展阶段相一致，并且它的功能与资产阶级统治是协调一致的。在其最复杂的表达中，资本理论方法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不同类型政治体以及存在于国家、经济和市民社会之间复杂联系的真知灼见。不过，尽管这种研究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独特性质、功能、作用，包括它的代议制民主的特征，都作出了很好的分析，也强调了“国家形式使国家功能发挥成问题”，但它认为国家形式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是使国家服从于总资本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它最终还是保留了“经济还原论”。^[14]

阶级理论方法由《共产党宣言》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论断所激发。基于这一表述，很多学者通过对各种不同局势的分析而细化了这一论述。讨论的议题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性质到特定政治局势的详细分析，在其最复杂的表达中，阶级理论方法提供了有关阶级力量的构筑、不同阶级领域中阶级斗争的动力以及经济、政治和军事政治领域中阶级关系和力量平衡的诸多分析。在这些分析中，国家被认为在形塑阶级或维系阶级力量平衡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一些阶级及其利益能得到支持，而另外的阶级却未能得到国家的支持。这里的重点是放在国家形式或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活动上。国家塑造阶级力量平衡时的作用普遍地被看作支持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统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最终没能避免落入“经济还原论”。^[15]

乍一看，上述两种方法似乎穷尽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分析，但是在探究它们如何可能穷尽这样一种分析时，问题就产生了。“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没有被系统地接合于一个明确的分析框架之内，资本的抽象逻辑与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很少被联系起来考虑。鉴于此，杰索普认为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之间的二分法是误导人的。资本逻辑国家理论总是习以为常地假定国家对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它把现代国家的本质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如资本主义国家。“即便当国家形式被视为使资本积累或政治合法性成问题的因素时，它仍然经常假定任何特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只存在一个资本逻辑。这反过来暗示只存在经济系统的强制，并忽略了不同阶级力量所能获得的控制空间。”^[16]对阶级理论的分析来说，国家的形式和功能通常被视作阶级斗争中力量平衡变化的简单反映。在这个意义上，它把现代国家看作只在偶然意义上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但是他们的阶级斗争分析经常是不充分和机械的。“阶级理论分析常常把阶级联合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他们聚焦特殊斗争但却没有考虑到它们如何影响到社会秩序的整个再生产。”^[17]于是，资本理论方法与阶级理论方法往往陷入一种理论窘境：要么我们强调具有铁的运行法则的资本逻辑，要么我们关注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却无法解释这些斗争如何适应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很少有人去发展这些方法之间丰富而具体的结合。在杰索普看来，“策略关系”方法可以在它们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填补资本理论和阶级理论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