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的学术规范性要求来说，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前提，是要对现代或现代性、现代化之类的概念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以便锁定研究的范围，确定目标的价值，树立判断的标准。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持续进行和永不停息的进程。冯天瑜先生说：“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现代化，是继人猿相揖别、农业萌生之后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跃进，这是一个多侧面、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涉及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相综合的结构——功能变革。”[1]尹保云教授很具体地指出，现代化的起始应从西方的启蒙时代算起，因为“启蒙思想与后来的现代化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可以看做是早期现代化理论”。[2]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研究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变革（转型），实际上也就是在研究中国的早期现代化问题。但是，我国何时进入现代历史时期呢？学界中意见又不统一了。我们姑且从众说，暂定中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进入现代历史时期的。由此，所谓“中国现代政治”，也就是在这个时段前后政治领域里发生的现代化问题。它的基本内容是反对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政治及其传统思想，其理论武器就是当年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出的“自然状态”、“理性”、“科学”、“个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并力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实现及其实现的程度问题。又因为在这个时段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其后的中国化过程中，出现了第一次理论上的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在中国政治意识文明领域变革了它的核心价值体系，往后人民大革命（尤其是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文明和人民（当时没有使用“公民”这个概念）的行为规范文明。这就是我们所谓3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治分野”（毛泽东的概念谓之“两个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中国近代以来，城市政治中的文明成分在增长（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增强，市民自主性的提高，各种政治组织、自治组织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和工人阶级政治主体性功能的增强，等等），而另一方面反文明的力量尤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的程度日益加深，以政权形式表现出来的反动暴力，即对革命势力的残酷压迫，形式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运用城市里所积累的文明的先进成分去提高农村文明的发展水平，从而促使国家的整体文明水平提高，迅速地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大潮流，这是摆在作为领导社会革命的革命党或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面前的一项基本任务。本章的基本内容就是立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具体国情，在新旧军阀割据、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和国共两党“合作——决裂——再合作——再决裂”（战争）等复杂背景下，研究城市对中国政治现代化实现及其进程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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