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智人是原始文明的创造者

二、晚期智人是原始文明的创造者

（一）人类自身进化的完成及其社会形态的初阶

人们常说“劳动创造人类社会”，其真实的意义是指由于劳动（为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而认识并改造自然界）的需要，使人们在劳动中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最基础的就是人们要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引用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所谓“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但社会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恩格斯认为其形成的标志是“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前面已经说过，所谓“完全形成的人”，就是远古的直立人（猿人）。能人时期开始了社会的萌芽，经过一两百万年的发展，社会才初步形成。从考古研究中我们获得的知识是：原始社会的历史发展可以看作是以5万～3万5千年为分界线的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能人向早期智人（古人）的转变阶段，其任务是完成人的自身进化（早期智人的出现标志这个任务已完成）和形成完全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第二个阶段是晚期智人（新人）创造原始文明的阶段，其任务是在人性化或人类化的基础上开创原始的社会文明，即在生存劳动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进一步升华人性，不断提高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积累和增强初步改造客观世界的本领，促进原始文明的萌生和形成。在这里，我们先说一说完成人的自身进化的情况。

考古学对文化的分期，能人处于旧石器时期初端。之所以作如是说，其根据就在于：人不仅是使用工具的动物，更本质的还在于他（她）们是制造工具以谋生的动物。考古学和人类学等科学的发现和研究表明，猿和猩猩也具有使用某些工具的能力，但是，“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如果现在世界上还存在“已向更加兽类的状况倒退而同时身体也退化了的野蛮人，也总还是远远高出于这类过渡期间的生物。”^[19]人类为什么要使用工具来求生呢？经过现代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其论点归纳为以下三条：

一是对动物某些行为方式的继承，沿袭了猿猴之类用前肢拿树枝、石块等物件的习惯。

二是手脚分工、直立行走提供了人的生物学基础，使用工具成为手的必然要求。在地面上爬行的灵长类其前肢为什么没有使用工具的必然要求呢？因为它的上肢主要是起杠杆和支撑作用的，上肢主要承受身体的压力并在头部以下的躯间活动。

三是生存环境的变化和自然选择的压力。一旦人类起源的故乡——热带森林逐步消失、气候急剧变化之后，人类只得离开其祖居之地，在平原河湖地带同凶恶而强大的野兽相处，时时刻刻都有饥饿和性命之忧。为了解决食物与防御野兽的伤害，必须手持工具（树枝、木棒、石块等）以求生。

由此可见，即使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说，动物是通过改变自己的身体器官（在无数代的遗传与变异中实现）来适应环境，所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适应环境则是通过自己的手创造或改良工具来实现，所以他们必须依靠群体，通过社会合作来谋求生存人在进化中（从能人——直立人）对工具（石块、木棒等）的要求，起初是对自然物的形状、质地的简单选择，后来（进化到直立人阶段）才逐步发展到制造工具：即从简单的打制到磨制，从对自然物的仿造到匠心独运地创造。考古发掘的事实证明，现已发现的大约在250万年前的最早工具，是用一块石头打击另一块石头（通常是熔岩卵石）做出来的小石片，很锋利，用途也广泛，用以割肉、砍伐等。考古文化将此称之为旧石器时期。一旦人的手开始制造工具，他就彻底地同动物划清了界限，就成了“完全形成的人”。这就是说，原始人类在完成了自身的进化之后，即生活在旧石器晚期的早期智人（古人）产生（距今10万～5万年）以后，初级阶段的人类社会也就在完全意义上形成了。在新石器时代到来之前的几万年的岁月中，人类开始了一连串的史前时代突飞猛进的技术创新活动，他们在人性化或人类化的基础上把社会推向开创原始文明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在天然的社会经济形态大生态环境中开创原始文明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智人，社会结构已日趋复杂。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大约是我国山顶洞人生活的时代。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促使家庭和社会形态的向前发展，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已产生的母系制，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到发展阶段。中国的山顶洞遗址可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仓库等3个部分，这是氏族公社繁荣阶段（新石器时代）居住区域结构的雏形。”^[20]据考古学者的考证，山顶洞人属时代较晚的晚期智人，大约生活在距今18000年左右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山顶洞遗址内的配置，说明当时人们已由过去比较松散、游动的群体走上了相对的定居道路，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开创原始文明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作为母系氏族制度的原始社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种天然的社会形态，不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生活方面，都是依据战胜兽性、张扬人性的需要而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很难见到或者根本就没有人为设计的痕迹。就开创原始文明的社会环境来说，最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环境，或曰“社会经济形态”。一个定型化的社会经济形态或曰社会结构的制度化过程，就是产生原始文明的社会大生态环境。

“社会经济形态”（亦称社会经济结构）是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科学概念，其意是指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决定该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的社会经济制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1]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述语中，有人又将社会的经济结构称作“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马克思一生就“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22]

在长达250多万年的原始社会里，原始的社会经济结构是怎样一步步地形成的？原始文明又是怎样产生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可以作一个简要分析与叙述。同往后历史岁月中出现的各个社会一样，作为原始社会的经济结构也要经历一个孵化、发育、成长、完善、鼎盛与衰亡的自然历史过程。原始社会的早、中期是以采集——狩猎为主，即使到了其晚期的一个相当长时间里，经济活动中的主要成分也还是采集——狩猎。只是到了大约一万多年以前，由于地球上的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随之逐渐变暖，自然环境发生很大变化，这就深刻地影响了原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从生产角度来看，总的情况是导致了旧石器时代的结束并开始了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旧石器晚期（即神话中的“有巢氏”时代，大约相当于距今18000年前后北京山顶洞人生活的年代），原始先民不但学会了用火和保存火种，而且还逐步地学会了人工制火，例如神话中的“燧人氏钻木取火”，还学会了建筑住房——开始为洞房、半地穴式房。《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孟子·滕文公下》还描述了这种半穴式的房型：“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到了新石器时代初期，也就是西方人类学中所谓的“野蛮时代”，即人类开始学习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这是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这种比之采集——狩猎生产方式为高一级的生产方式，即原始农业生产方式的逐渐产生、发展乃至最后成熟。于是，开创原始文明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就形成了。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原始社会结构的制度化过程也就逐步地完成了。

在原始农业生产条件下，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机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在火的使用基础上学会了对火的制造，人类便有了照明的物质，便可以迁移四方去“经天纬地”。按照唐人孔颖达的说法，“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种火的照明加上房子，岂不就是物质性文明要素的实现？同时，我们还须明白：火与房（尤其是火）在当时不仅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是十分独特、强大、威猛的战略性生产力要素。对于它的功能，《礼记·礼运》作了这样的描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其燔，以享其灸，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火，在人类早期历史发展转折过程中所起的标志性作用；房子在帮助人类大面积扩散到地球南北东西方面所起的作用，不但是文明实现的重要因素，而且同城市、青铜器等所谓的“文明产生的器物性标志”来说，其普适性价值不知要高出多少（当然，我们并不主张以火与房子为文明产生的标志，仅仅是说“文明器物标志说”是难以准确把握的）。自此以往，人类社会就大踏步地向前发展了，这是以往几万年、几十万年不可同日而语的。尽管如此，由于这些改良和创新的工具及其各种发明，都是极其简陋的，都只能在很狭小的范围里施展，“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作斗争。为了在森林中采集果实，在水里捕鱼，建筑某种住所，人们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则就会饿死，就会成为猛兽或邻近部落的牺牲品。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公有制。”^[23]这就是说，同往后各个社会形态相比，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是自然生成的公共所有制，或曰“原始共产制”，是与当时极其低下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我们为什么要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社会进步状态”称之为或定性为“文明”——原始文明呢？这是至今无人研究或无人系统地研究并加以阐述的问题。就其原因而论，既有理论上“原始无文明论”的主流学术观点的障碍，也有对原始社会分期不同认识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不妨首先从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对文明的含义作一番理解，并以此来观照一下所谓“原始文明”问题。按照我国古人对“文明”概念的理解，它的含义主要是指“文采光明、文德辉耀”和“有文化的状态”，^[24]而不是指城市或城堡的出现和国家的出现等。此外，还有“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唐人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睿哲文明”）的说法。从“经”、“纬”、“照”、“明”四个字来看，文明显然是有人类已经普遍地学会了用火（旧石器早中期，人类就已经开始用火）之后才产生的。但是，在文明产生之前，人类已经有了文化。从大的分类来看，文化可以分为口头（传播）文化和书写（文字、绘画等）文化。人类在发明文字之前，已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口头文化时期；近代考古学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过的、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山洞里，发现了许多壁画、岩画等。但是，作为我们观点支撑的根本点，是建立在人的进化已达到文明要求基础上的。现代智人（新人）出现之后，即“有鉴别和革新技术的能力，有艺术的表达能力，有内省的意识和道德观念的人”，^[25]也就是利基所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出现之后，尤其是到了新石器出现的原始农业时代，谁能说这时候的人与社会还是蒙昧、野蛮而没有比较发展了的文化状态或文明状态呢？原始文明是人类在“空地”上开创的文明，是原始的现代人对原始文化在积累、整合与创新基础上造出来的文明，是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文明，是为以后一切时代的文明生长、发展奠定根基的文明。尽管它还非常稚嫩、纤弱，还那么的不完善；但是，不论怎样说，它总归是人类文明的滥觞之时、滥觞之地。就像婴儿之于壮士：婴儿是会一步步地成长为壮士的；壮士则是由婴儿长成的，这是几乎用不着证明的公理。婴儿和壮士的差别，不是本质性的差别；而是在本质属性相同的基础上，仅仅是发育水平上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已经具备了开创文明的主、客观条件；晚期智人或原始的现代人就是这个原始文明的开创者及其发展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