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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意识的增强

时间:2022-05-14 百科知识 联系我们
【摘要】:文明意识的增强认同:文明意识的增强断层线战争都经历加剧、扩大、遏制和中断的过程,然而却极少得到解决。相对于其他认同,文明的认同增强了一种类似于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仇恨动力”出现了,在其中,双方的恐惧、不信任和仇恨彼此助长。在现实中,宗教的或文明的群体,是卷入冲突的地方集团能够寻求支持的最为广泛的群体。尽管在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参与者中,文明的认同也得到了加强,但在穆斯林之中尤为普遍。

文明意识的增强

认同:文明意识的增强

断层线战争都经历加剧、扩大、遏制和中断的过程,然而却极少得到解决。这些过程通常是相继发生的,但也常常是重合的,并可能重复出现。断层线战争一旦发生,就像其他社会群体的冲突一样,趋于呈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并按照行动-反应模式发展 以往曾经是多重的、随意的认同,现在变得集中和强化了。社会群体的冲突被恰当地称为“认同战争”。(注1)随着暴力冲突的扩大,最初的关键问题往往被笼统地重新定义为“我们”对抗“他们”,集团的内聚力和责任感也得到了增强。政治领袖扩大和深化了他们对种族和宗教忠诚的号召力。相对于其他认同,文明的认同增强了一种类似于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仇恨动力”出现了,在其中,双方的恐惧、不信任和仇恨彼此助长。(注2)双方都把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戏剧化和夸大了,并最终试图将这种差别转化为生者与死者的根本差别。

随着革命的演进,温和派、吉伦特派和孟什维克败在了激进派、雅各宾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手下。在断层线战争中往往出现类似的过程。抱着为较有限的目标的温和派,如自治而不是独立不可能通过谈判达到这些目标,而且几乎总是从一开始就失败,并为想通过暴力达到更极端目标的激进派所补充或者取代。在摩洛人与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最主要的暴动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首先得到了立场更极端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支持,然后又得到了立场甚至更为极端、反对其他组织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的阿布·赛义夫组织的支持。苏丹政府在80年代采取了日益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立场。90年代初,暴动的基督教组织分裂了,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南苏丹独立运动,它提倡的是独立而不仅仅是自治。在以色列人同阿拉伯人之间正在进行的冲突中,当主流派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与以色列政府谈判之时,穆斯林兄弟会的哈马斯组织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动了挑战,谴责它背叛了巴勒斯坦人。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参加谈判招致了以色列极端主义宗教组织的抗议甚至暴力反对。1992-1993年,随着车臣与俄罗斯冲突的加剧,杜达耶夫政府开始为“车臣民族主义分子中最激进的派别”所支配,“该派反对任何迁就莫斯科的行为,于是较为温和的力量被推到在野派的地位”。在塔吉克斯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1992年冲突的升级,塔吉克民族主义-民主集团的影响逐渐为伊斯兰主义集团所取代,后者在动员贫苦农民和城市不满青年方面更为成功。随着较为年轻的领导人开始向传统的、较实用的宗教上层提出挑战,伊斯兰教徒的言论也变得日益激进。”一位塔吉克领袖说:“我不再使用外交辞令,而是开始使用战斗的语言,面对俄罗斯人在我家乡造成的形势,它是唯一适用的语言。”(注3)波斯尼亚穆斯林民主行动党内,以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为首的更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变得比哈里斯·西拉季奇领导的较宽容的、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派别更有影响。(注4)

极端主义者的胜利并不一定是持久的。他们的暴力行动并不比温和的妥协更有可能结束断层线战争。当死亡和破坏造成的代价日益增长而令人们看不到前景时,双方内部的温和派就可能站出来,再次指出所有暴力行动是“无意义”的,并敦促人们再次尝试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在战争过程中,多样的认同隐退了,与冲突相关的认同开始占上风。这种认同几乎总是以宗教来定义的。在心理上,宗教为反对“不信仰上帝”的力量的斗争提供了最令人放心的和最坚实的理由,而那种力量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在现实中,宗教的或文明的群体,是卷入冲突的地方集团能够寻求支持的最为广泛的群体。如果两个非洲部落之间发生了地区战争,一个部落可以将自已定义为穆斯林,另一个部落则可自称为基督教徒;于是前者可望获得沙特的金钱、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支持以及伊朗的武器和军事顾问;后者则有可能寻求西方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西方各国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支持。除非一个集团能够像波斯尼亚穆斯林那样,让人相信自已是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从而唤起西方的同情,否则它只能指望从本文明亲族中得到重要的支持。除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外,情况通常是如此。断层线战争就其定义而言,是具有广泛联系的地区集团间的区域战争,因此这种战争促进了参与者的文明认同。

尽管在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参与者中,文明的认同也得到了加强,但在穆斯林之中尤为普遍。断层线战争可能会源于家族、部族或部落冲突,但由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型分布,随着斗争的发展,穆斯林参与者很快就会寻求扩大他们的认同,并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甚至反原教旨主义的世俗主义者萨达姆·侯赛因也是如此行事。一位西方人指出,阿塞拜疆政府也照样在打“伊斯兰牌”。在塔吉克斯坦,在一场由塔吉克斯坦内部的地区冲突演化而成的战争中,反叛者逐步地将其事业定义为穆斯林的事业。在19世纪北高加索人和俄罗斯人的战争中,穆斯林领袖沙米尔自称为伊斯兰教徒,并“在伊斯兰教和抵抗俄罗斯征服的基础上”团结了十几个民族集团和语言集团。本世纪90年代,杜达耶夫利用80年代在高加索发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推行同样的战略。他得到了穆斯林教士和伊斯兰政党的支持,并手持古兰经宣誓就职(甚至像叶利钦一样得到了东正教主教的祝福)。1994年,杜达耶夫建议车臣成为按照伊斯兰教教法管理的伊斯兰国家。车臣军人佩带着饰有“车臣圣战”的绿色围巾,在进入战斗时高呼着“真主保佑”。(注5)同样,克什米尔穆斯林的自我认同,从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在内的区域认同,或印度世俗主义者的认同,而转到第三种认同,反映为“穆斯林民族主义在克什米尔的兴起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价值的跨国传播”,它“使得克什米尔穆斯林感到自已既是伊斯兰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又是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1989年反对印度的暴动,最初是由一个“相对世俗”并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的组织领导的。后来巴基斯坦的支持转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于是这些集团便成了主角。这些集团包括“铁杆暴动者”,这些人似乎“要为圣战而继续进行圣战,不论希望和结果是什么”。另一位观察家报告说:“民族主义情感由于宗教的差异而高涨,伊斯兰战斗精神在全球的崛起鼓舞了克什米尔暴动者,破坏了克什米尔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互容忍的传统。”(注6)

对文明的认同在波斯尼亚急剧加强,特别是在穆斯林社区中。历史上,社区认同在波斯尼亚并不强烈,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作为邻居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相互通婚很普遍,宗教认同也很弱。穆斯林被称为不去清真寺的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族是不去天主教堂的波斯尼亚人,而塞尔维亚族则是不去东正教堂的波斯尼亚人。然而,一旦广泛的南斯拉夫认同被破坏,这些随意的宗教认同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在斗争开始后又得到了加强。多元社会群体主义消失之后,各集团便越来越认同于更广泛的文化共同体,并根据宗教来自我定义。波斯尼亚塞族变成了极端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认同于“大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和更为广泛的东正教共同体。波斯尼亚克族是强烈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自视为克罗地亚公民,强调天主教信仰,并和克罗地亚的克族一道强调他们认同于基督教的西方。

穆斯林向伊斯兰文明意识的转变甚至更为明显。直至战争开始前,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世界观是非常世俗的,他们将自已视为欧洲人,是多元文化的波斯尼业社会和国家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然而,在南斯拉夫分裂之后,这一点便开始发生变化。像克族和塞族一样,在1990年的选举中,穆斯林反对赞同多元社区的政党,绝对拥护由伊泽特贝戈维奇领导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伊泽特贝戈维奇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由于积极倡导伊斯兰教而被共产党政府监禁。在1970年出版的《伊斯兰宣言》一书中,他论证了“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当伊斯兰运动足够强大之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在这个新的国家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和新闻媒介“应当掌握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人手中”。(注7)

波斯尼亚独立之后,伊泽特贝戈维奇曾倡导建立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在其中穆斯林将成为起主导作用的集团,尽管它不是多数。然而,他并不反对自己在战争中建立的国家伊斯兰化。他不愿公开明确摒弃“伊斯兰宣言”的态度,在非穆斯林中引起了恐慌。随着战争的继续,一些塞族人和克族人退出了波斯尼亚政府的控制区域,而留下的塞族和克族人发现自己逐渐被排除在理想工作和社会机构之外。“伊斯兰教在穆斯林民族社区中变得更为重要,而且……强烈的穆斯林民族认同成为了政治和宗教的一部分。”与波斯尼亚的多元文化民族主义相对立的穆斯林民族主义,在传媒中越来越多地得到表达。学校里增加了宗教课程,新的教科书强调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好处。波斯尼亚语被作为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来推广,而且收入了越来越多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词汇。政府官员攻击异族通婚,反对广播“侵略者”的广播或塞尔维亚音乐;政府则鼓励信仰伊斯兰教,在雇用和提升时优先考虑穆斯林。最为重要的是波斯尼亚军队的伊斯兰化。至1995年,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军队中所占的比率超过了90%。越来越多的军人认同于伊斯兰教,参加伊斯兰教的活动并佩带穆斯林标志,其中精锐部队是伊斯兰教化最彻底的,且人数日益增加。这一趋势导致了波斯尼亚政府主席团中的五名成员(包括两个克族人和两个塞族人)向伊泽特贝戈维奇提出抗议,但遭到了他的否决,还导致了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总理西拉季奇于1995年辞职。(注8)(www.guayunfan.com)

在政治上,伊泽特贝戈维奇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扩大了对波斯尼亚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至1995年,它已主宰了“军队、民政机构和公共企业”。据报道:“不属于这个党的穆斯林,更不用说非穆斯林,发现他们已难以找到像样的工作。”对它持批评态度的人谴责道:这个党“已成为以共产党政府习性为标志的伊斯兰独裁主义的工具。”(注9)另一位观察家报道说:

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极端。它现在毫不顾及其他民族的情绪,它是新近占据优势地位的穆斯林国家的财产、特权和政治工具……

新穆斯林民族主义的主要结果就是趋向民族同质化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决定穆斯林的国家利益时也日益获得了主导权。(注10)

由战争和种族清洗造成的宗教认同的强化,其领导人的偏好,以及来自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和压力,缓慢但明显地将波斯尼亚从巴尔干的瑞士变为巴尔干的伊朗。

在断层线战争中,受到刺激的各方不仅强调本文明的认同,而且强调对方的文明认同。在区域战争中,各方都认为自己不仅是在与另一个区域的种族集团作战,而且是在与另一个文明作战。这个威胁由于一个主要文明的各种资源扩大和增强了,于是失败就不仅是它本身的失败,而且是它所属文明的失败。因此它所属的文明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在冲突中团结起来支持它。区域战争被界定为宗教战争、文明的冲突,将对人类相当大的部分产生影响。90年代初,东正教和东正教会“排挤了俄罗斯的其他教派,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再次成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核心因素。(注11)俄罗斯人发现,把在塔吉克斯坦发生的部族和宗教间的战争、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战争定义为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更广泛冲突的一部分,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因为它的区域对手们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承担圣战义务,并且正在成为伊斯兰堡、德黑兰、利雅得和安卡拉的代理人。

在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把自已视为保卫西方不受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进攻的勇敢的前卫。塞尔维亚人不仅把波斯尼亚克族和穆斯林视为敌人,而且把“梵蒂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几百年来一直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声名狼藉的土耳其人”视为敌人。“卡拉季奇”,一位西方外交官在谈论这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时说,“将此视为欧洲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宣称有义务根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最后遗迹。”(注12)反过来,波斯尼亚穆斯林自称为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而西方人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忽略了这一事实,因此他们应当得到穆斯林世界的支持。这样,南斯拉夫战争的所有参战方和大部分旁观者,都将这场战争视为宗教的或者种族宗教的战争。米沙·格伦尼指出,这场冲突“愈益具有了宗教斗争的特点,这些宗教是欧洲的三大信仰——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是一些边界与波斯尼亚相交的帝国的信仰遗产”。(注13)

视断层线战争为文明的冲突的看法,也为冷战时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注入了新的生命。然而,如今各文明的主要国家都认为有必要防止自己在区域冲突中被击败,因为它可能引发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失败并最终导致灾难。印度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采取的强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它的失败会刺激其他少数种族和宗教少数派提出独立的要求,因而导致印度的分裂。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制止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暴力行动,它可能会蔓延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因而推动俄联邦内的穆斯林共和国的脱离主义运动,有人甚至指出,其最终结果可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出现在红场上。因此,叶利钦说:阿富汗-塔吉克边界“事实上是俄罗斯的边界”。欧洲人则对在前南斯拉夫建立穆斯林国家表示了关切,担心它成为穆斯林移民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扩散的基地,加强雅克·希拉克提到的欧洲的“伊斯兰化”。(注14)克罗地亚的边界,事实上是欧洲的边界。

随着断层线战争的加剧,双方都尽量低毁对方,常常把对方形容成非人的恶魔,以证明杀害他们是合法的。叶利钦在谈到车臣游击队时说:“疯狗必须处死”。印度尼西亚将军苏特里斯诺提到1991年在东帝汶发生的大屠杀时说:“这些劣种人必须处决…我们将处决他们。”现在历史上的恶魔又复活了:克族人变成了“乌斯塔什分子”;穆斯林成了“土耳其人”;塞族人则成了“切特尼克分子”。相互的仇恨由于复仇的行动而加强,屠杀、折磨、奸淫和残忍地驱逐居民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行为。对立文化的中心象征和产品都成了攻击目标。塞族人有计划地摧毁了清真寺和方济各会的修道院,克族人则炸毁了东正教的修道院。作为文化保护所的博物馆图书馆也未幸免于难,僧伽罗警卫部队烧毁了贾夫纳公共图书馆,销毁了与泰米尔文化有关的“无法复得的文献和历史文件”。塞族士兵则炮轰和毁坏了萨拉热窝的国家博物馆。塞族人还清洗了波斯尼亚城镇兹沃尔尼克的4万名穆斯林,并在刚刚被他们炸毁的奥斯曼塔遗址上竖起了一座十字架,这座塔是土耳其人在1463年铲平东正教堂后修建的。(注15)在文化间的战争中,受到损失的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