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文明观研究

二、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文明观研究

（一）中国人对文明讨论热潮的回应

中国人对文明问题的讨论，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末算起，至今也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这场讨论序幕的拉开，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公认是以郭沫若于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的。郭沫若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末期立志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呢？为什么我们要将其研究视为是对西方文明讨论的回应呢？回答只有一个：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迫切需要。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极大地唤醒了、振奋了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信心与决心。可是，年幼的缺乏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血腥剿杀下失败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些问题严峻地摆到了中国人民面前，时代迫切地要求对这些问题给予回答。作为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学者郭沫若，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于1928年再次东渡日本，苦苦地思索和寻找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他认为：“对于未来社会的期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16]于是，他潜心地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并于1930年集结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郭沫若在该书的“自序”中大声疾呼：“在封建思想之下训练抟垸了两千多年的我们，我们的眼睛每人都成了近视。有的甚至是害了白内障，成了明盲。”许多人不懂国情却高喊“我们的国情不同”，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死死地抱着国学不放。因此，走出疑古，跳出国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使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17]由于该书的写作是立足于世界的宏观背景，郭沫若深感“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片白纸”的遗憾，尤其是受到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激励，决心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剖析。书成之后，郭沫若自豪地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18]由此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视为中国人参与世界研讨文明的热潮的开山之作或标志性著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回应了欧洲文化中心说的挑战。

如果单从学术的角度看，近100多年来国际上关于文明问题的讨论，大体聚焦在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方面：一是文明何时何地发生并以什么为标志？二是人类以怎样的方式与途径进入文明时代亦即国家是怎样产生的？主流学派的回答十分坚定：文明即国家，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就是进入国家时代，反正文明与国家是不能分开的。文明的产生以什么为标志呢？主流派回答说，必须具备如下“四要素”：即城市的出现、国家的形成、文字的发明和青铜器的使用^[19]。至于说最早的文明在何处出现，英国剑桥大学丹尼尔教授提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有六个：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包括奥尔密克文化和玛雅文化）和秘鲁。荷兰考古学家法兰克福则认为只有三个：近东（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和中、南美洲（墨西哥、秘鲁）。近东文明和远在新大陆的中、南美文明（一般认为它的起源与旧大陆无关）应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文明；那么，中国文明是否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文明？几乎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成为文明“传播论派”与“独立演化论派”论争的中心问题。主张中国文明“外（西）来说”的传播论派，第一波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法国人歧尼认为中国文明来自埃及，另外两个法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文明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第二波发生在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东方学学者拉克伯里。他在1894年出版的8万字著作《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中，用文化现象列举法比较中国文明同美索布达米亚迦勒底文明的相同点，不仅提出“中国文化源于古巴比伦说”，而且还妄言中国汉族人是巴克族人（闪米特人的支系）的后裔，等等。第三波是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学者瓦西里耶夫在其著作《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提出的“中国文化源于中亚说”。这三波“西来论”中，以第二波的影响较大，激起了中国学者的愤懑和批判。如果说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并强烈地回应世界文明大讨论的核心论题，其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炽烈的民族情感批判上述“中国文化西来说”，并进一步地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作科学的探索。

有关资料介绍说，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和讨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其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28年至1976年的准备期（资料积累期），1977年至1985年的初步探索期，1986年至2000年的全面开展期。2001年以后，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开展为标志，中国的文明起源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回顾近80年来的研究和讨论，不论是考古发掘出来的丰富地下文物资料，还是对本土文明的理论研究以及对考古学、人类学和古史学等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无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杰出的考古学家苏秉琦1991年就作了这样一个科学的论断：“时至今日，把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史学、考古学者面前，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史的构思、脉络已基本清楚。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可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就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中国史学会会长史式教授对此的解读是：我国“从距今五千年到一万年，南北各地都发掘出许多古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从距今五千年到距今两千年，许多方国互相吞并，由多到少，最后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一万年是文明史，是中华文明从起步（开始）到逐渐形成的历史”。“五千年是国家史，是从许多方国逐渐合并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21]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中国文明起源（包括文明形成的时间与标志）研究的各种成果，大约有专著10多部，论文集约60多部，涌现出作者400多人，在150多种学术期刊、6种报业上发表各种学术论文800多篇。^[22]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专著第五章中指出：中国文明的发生在地域上不限于中原地区，而是北到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到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从文明的起源形式上说，既有“裂变式”，即统一的考古文化裂变为多类型的地域型文化，例如，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就裂变为半坡、庙底沟两大类型，等等；又有“撞击型”，即不同类型的考古文化在交流、撞击中生成一些新的文化群体；还有“融合型”，即不同区系文化传统相互融合。^[23]由此可见，中国文明不仅是本土自身的，而且在起源方式上还是满天星斗式的。

这些广泛参与和回应有关世界文明讨论的丰硕成果，既在文明的科学领域中为中华民族开拓了一块丰碑高竖的宝地，彻底地批判和否定了“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荒谬，使每个炎黄子孙都为之自豪和骄傲；又为世界文明研究的深化贡献了巨大力量，令世人称羡不已。但是，从某些深层的学理性问题来说，我们的研究视野还有很大的空间，对文明的大思路还有创新的必要。比如说：关于文明的标准问题，我们虽然动摇了西方惯常使用的所谓“四要素说”，有人针对它的不完备性提出还应增加一些要素，诸如：要有水利灌溉的农业，要有较大规模的牲畜饲养，要有专职的工匠，要有利用车轮的运输工具，要有远程贸易，要有记载的天文历算，等等。近年来，还有学者对风靡于世的文明主流学派进一步地提出挑战，认为文明的起源可能比国家早，甚至在原始社会晚期或更早些时候就产生了文明；而文明产生的标志还可以用表示人类社会生活进步状态的、重大的，乃至可以作为划时代的发明创造来确定，例如：“火”（钟肇鹏），“车轮”（何新）的使用，“原始礼制”（张岩）的建立，等等，可谓不一而足。然而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要素说”，不过是对“四要素说”的一种简单的否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对文明产生标准的认识。再比如说，与文明产生标准密切相关的是对原始社会的认识问题，即作为一个完整社会结构或社会形态的原始社会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判断它出现的标准是什么？这些标准又如何同往后国家社会出现的标准一致起来？等等。认真而深刻地研究并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是时代发展对中国学术界的迫切要求。

（二）深入发掘、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有关资料表明，迄今为止，就专家们给文明下的定义竟有120种之多，真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仅就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文明概念的使用，他们在不同情况下就赋予了文明的不同含意（有人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第一卷至三十卷，文明一词就出现了260多次），可见对“文明”概念准确的把握和使用是要费很大工夫的。其所以如此，一则是要从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语境中弄清楚文明的各种指意（具体地指什么），再则还要从衍生、嬗变的源头上搞清楚文明的本义（最早的含义及其本质特征）。15～19世纪之初的史前史与文明问题的讨论，特别是资产阶级进步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政治上、思想道德上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尖锐批判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一方面承认文明是社会发展中具有进步意义的因素，文明是人类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制度优良成果的集结；另一方面又不能科学地从本质上弄清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结构与功能、成绩与问题的根源及其曲折变化的客观规律。这种理性认识的局限性、分析问题的浅表性和学术研究的不彻底性，给当时否定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把财产公有、平均分配的史前社会排除在人类历史领域之外的思潮留下了空间，给鼓吹“文明史”是与阶级社会俱来的“阶级剥削史”，特别是给“资产阶级文明史”永存的思潮，留下了愚弄劳动人民的广阔市场。

文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横陈于当代社会的各类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之中，是一项伟大、系统而细致的科学研究工程；而且还有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差别，诸如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等等。如果再作细分，那就几乎可以因时、因地、因对象而划分出数目难计的文明类别了。但是，研究文明最为根本的是要把握它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科学地认识并正确地解决文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为了把对文明问题的研究置于科学基础之上，既要具备一定的时代物质条件（首先是社会物质生产条件），又要有考古资料的发掘和新的发现，以及对丰富的文献研究成果等具体资料条件；还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精深的历史文化积淀与理想宏伟、方法科学和坚毅勇敢、克难而进的主观条件。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主客观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极其深刻地观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形形色色社会现象，特别关注有产阶级鼓吹的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问题。他们运用唯物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的理论，彻底地批判了否定史前史研究的错误思想，尖锐地批驳了所谓“资本主义文明永恒”的种种谬论，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当时“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看，虽然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迫切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把精力集中回答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国家政权以及怎样夺取国家政权的关键问题上，他们也的确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从社会经济制度入手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变化规律进行了科学研究，以其科学理论指导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在极其忙碌的情况下，仍然十分关心史前史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文明问题的讨论。既然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与彻底性是适用于包括对原始社会研究在内的科学，那么，对原始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运行机制的研究，势必对无产阶级建设未来新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诚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光辉著作中所指出：“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最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为内容。”^[24]

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他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自己的原始社会观，出现在1845～1846年两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这部著作里，他们认为原始社会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自然的公有制（部落所有制）和血族关系基础上的，这种状况是与当时极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作《经济学手稿》和翌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不仅提出了从原始社会一开始，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光辉论点，而且还完整地经典地表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恩格斯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5]马克思对此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6]马克思、恩格斯把文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辩证发展的角度考察文明，从普遍性和特殊性方面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

其一，文明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果实，为了“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遭到破坏，就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27]这就是说，文明源出于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只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才是促进文明发展的社会形式；一旦现实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明也必然要遭受破坏。于是，社会革命便要发生，新的文明时代便要到来。

其二，文明是人类集体劳动的产物，因而它是社会的文明，不是个人的私事。我们知道，人是从高级动物——类人猿演变而来，就不能不在“自然存在物”即肉体组织方面继承其动物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28]，但是它并不能使人变成“文明人”。由于劳动生存的需要，他们必须在接受环境制约的前提下，才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上发挥人对自然界的作用，才能用符合客观要求的工具及其规范性动作来改造自己的行为方式（动物是靠极其缓慢地改变自己的身体器官来适应环境的压力），借以谋求生存与发展，使“半是天使半是野兽”的“人”变成“文明人”，即不仅在肉体外形上手脚分工、直立行走等方面大大地相异于一切动物；而且还要有发达的大脑、清晰的语言、优雅的行为与生活方式以及紧密联系的社会关系，等等。因此，恩格斯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29]

其三，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下，马克思、恩格斯在用语上十分接近摩尔根的表述，即原始社会仅有文明的萌芽，人类是从蒙昧经过野蛮阶段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才进入“文明时代”的。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阶级的机器。”^[30]在阶级社会中，文明是在对抗中发展的。“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31]

其四，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32]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对先进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桎梏，这个性质在资本主义初期已经尖锐地暴露出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覆灭及其文明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它们所能够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3]。因此，无论人们的良知如何发现，无论人类的道德如何呼唤，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新的文明时代也是不会到来的。

其五，文明在时空上是开放的。不同时代的文明具有前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不同地区、民族、国家乃至文化实体的文明，都具有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关系。文明正是在历史与现实、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继承、交流、撞击、吸纳与融合中得到发展的，而且往往是比较高级的文明带动比较低级的文明的发展。马克思曾说过：“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34]

其六，资本主义文明只是文明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驿站，而决不是文明的终点。文明能够逐步发展到共产主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相对于人类漫长历史的极其短暂的阶级社会，只不过是人类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生活的“史前时期”，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历史春天的真正开始——作者注）恩格斯借摩尔根的具体描述，对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创造人类崭新文明的光辉前景充满激情“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35]

19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马克思逝世前几年，他广泛地大量地阅读了有关民族学、人类学、原始文化史和其他的有关著作，并作了不少的摘记和评注。目前收集在厚厚两大本《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中的文章，诸如《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农村〉一书摘要》，《梅恩〈古代法制史讲义〉一书摘要》，《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类原始状态〉一书摘要》和《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等，就是马克思呕心沥血的研究结晶。恩格斯也十分关注史前史方面的问题，并对欧洲几个民族的早期社会状况作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占有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资料。马克思在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后，原本打算结合一些新近的发现和为他所掌握的资料，写一部关于原始社会的著作，可是宏愿未遂，巨星陨落。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为了执行马克思的遗言，于1884年写作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面而又集中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文明的基本原理。鉴于当时考古学的资料局限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在文明起源的时间、标志、过程与典型材料的来源乃至某些术语的运用等方面，还不得不借用老欧洲一些学者的说法（特别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文字表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类文明理论的挖掘和科学理解。

马克思主义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为我们研究人类文明问题确立了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框架，这是必须秉承而坚定不移的。但是，关于文明研究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突出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色；同时，还必须随着考古发掘的新进展和文献资料研究的深入，使自己的思想认识和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用科学创新的精神发展人类文明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