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宗教的若干特点——以甘肃宗教为例

当今中国宗教的若干特点——以甘肃宗教为例

马虎成

宗教发展史表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宗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常常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经过近30年的社会转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伴随着国内外大环境的剧烈变动，中国的宗教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从宗教在甘肃的发展现状看，这些特点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12点。

1.信教人口持续增长

以甘肃为例，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不完全统计，信教公民约150多万，现在约300多万，增长了一倍多，远远超出了同期的人口增长幅度（当时甘肃的人口是2100万，现在是2600万）。从全国看，建国初期就有中国的宗教信徒一亿人之说，1997年10月发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约有一亿多人信教。总体上看，当前中国社会正步入一个“宗教复兴”、“信仰回归”的时代。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社会已形成了广阔、复杂的“宗教市场”、“信仰市场”或“宗教超市”，在这个市场里，宗教需求不断增长，“交易”十分活跃，信仰表现频仍。有学者估计中国社会有可能步入“公民宗教”、“个人宗教”时代。信教人口的增长，具有复杂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应当引起关注。一是宗教自身的传教欲望。各宗教都主动在社会上公开或秘密传教，这与现行政策有很大冲突，特别是传教过程中的无序、混乱状态令人忧虑。二是社会的接受程度。目前，社会大众不再视宗教为愚昧落后的社会文化现象，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也是促进信教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政府作为。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宗教发展方面起了助推器的作用，如借“宗教搭台”、唱“经济戏”，客观上助长了宗教的发展；如因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使得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转而到宗教中去寻求慰藉。

2.宗教版图传播地区不断扩大

由于宗教的发展，信教人口的持续增长，逐步改变了我国宗教的传统分布状况，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动向。一是在过去宗教传播的空白点上出现了大批的信仰者，这些地方由没有宗教工作任务逐步发展为有了宗教工作；二是在过去只有某种宗教、某种教派的地方，现在出现了多种宗教、多种教派，这些地方的宗教工作任务越来越重；三是宗教的发展，打破了各宗教相对集中分布的传统格局，不同宗教信仰者杂居的现象日益突出，宗教接触更加频繁，不同层次的宗教对话成为可能，但引发摩擦的因素也不断增加；四是宗教的触角向下延伸，已渗入到广大基层和基层单位，如在大专院校、厂矿企业、科研院所和城市的社区，都活跃着各宗教不同身份的信仰者，如果说过去我们接触的人群在信仰上几乎是“清一色”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接触到的人群中很可能就有一些信仰宗教者。这种情况，一方面不断加大着基层宗教工作的分量，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要谨言慎行，以免引起言语和行为上的冲突。

3.信教群众内部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传统上，我国的宗教信仰者大多数是农民和市民，结构比较单一。随着我国社会阶级、阶层关系的发展变化，信教群众内部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分化。一方面，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过去没有的新的信仰者加入到信教群众队伍中；另一方面，在信教群众队伍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总的来看，信教群众在知识结构、职业类别、财产占有、社会影响、国别状况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具有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在宗教工作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诉求，差别和矛盾日益多元化、复杂化。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新产生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即所谓的老板教徒，在涉及宗教的事件中就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信教群众中产生的强势阶层和加入信教者队伍的精英分子、社会名流，有着较强的政治、利益诉求和参政冲动，极有可能成为宗教权益的新的代言人，其影响不可低估。

4.宗教关系尚不稳定

宗教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可以有不同的表述，而且主次关系也有所不同。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教情，可以把宗教关系分为六种主要的关系，即政教关系，宗教之间的关系，信仰宗教与不信仰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宗教内部的关系，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国宗教与境外宗教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关系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比如政教关系就可以分为执政党与宗教组织的关系，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宗教与政府的关系等；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信教群众与不信教普通群众的关系，与国家公职人员的关系，与党员的关系等。不同宗教的关系也可以分为多种不同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有的互相联系，有的独立存在，情况十分复杂。在每一对关系中，又有着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潜在因素相互交织的情况。总的来看，我国的宗教关系尚不十分稳定，构建和谐的宗教关系面临许多挑战。比如政教关系，这个关系也可以理解为信教群众与党、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党和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宗教的存在以及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应当说，从宏观的层面看，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就微观而言，这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是“国家认同”还是“宗教认同”。这是关系我国宗教关系建构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各种不同的视角观察，这方面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还很多，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5.宗教方面的矛盾纠纷主要表现为利益之争

目前，我国宗教方面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宗教或信教群众与政府主要围绕落实宗教房产政策的遗留问题产生对立；二是与社会上某些团体和个人围绕“侵权”与“维权”产生的矛盾对立；三是宗教内部的形形色色的以表面上标榜正统、实际上争权夺利为主要表现的争斗。这些矛盾的实质是利益之争，几乎每一件宗教矛盾纠纷的背后，都不同程度地掺杂着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名誉问题。宗教方面的利益矛盾，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新旧规范的相互冲撞和摩擦，信仰者们正在经历着从注重宗教传统向注重个人利益的深刻思想变革，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教群众的价值观念、行为趋向与宗教要求、宗教理想的冲突和错位，宗教对一部分人正失去它神圣的约束力，宗教世俗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6.宗教方面的矛盾纠纷进入多发期，且化解难度加大

一是宗教方面矛盾纠纷的偶然性、突发性、不可预测性、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增加，防不胜防，建立宗教方面矛盾纠纷的预警机制和防范体系迫在眉睫；二是诱发因素日益多元化，任何一个小因素都有可能诱发大的矛盾纠纷；三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近年来主要表现为群体性伤害和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绝食静坐；四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如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经济利益诉求与政治权益诉求相互交织，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相互交织，合理要求与不合法方式相互交织，多数人的合理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相互交织，群众自发行为与敌对势力渗透操纵相互交织，局面十分复杂；五是迅速爆发，迅速扩大、蔓延和升级，甚至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宗教方面的矛盾纠纷，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分散党政机关抓经济社会发展的精力，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损害当地和本宗教的形象，成为依法处置宗教问题的难点。

7.城市日益成为宗教问题的汇聚地

主要表现为：一是大量农村的信教群众加速向城市流动和聚集，造成城市宗教活动场所与实际需要不相适应，宗教问题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信教群众逐步掌握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权并进而与市民阶层产生冲突等问题；二是城市汇聚宗教问题的功能得到强化，宗教方面的许多矛盾汇聚到城市但又得不到及时消化，积累的矛盾又不时爆发，影响城市的稳定和发展；三是城市拆迁改造中引发的宗教矛盾日益突出，经常发生对立和冲突；四是一些农村宗教势力逐步向城市扩张，对城市原有的宗教和教派格局产生冲击。总的来看，城市正成为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中心，增加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压力，城市如何提升消化宗教问题的能力，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8.宗教传播的方式更新并日趋多元化

传统上，由于诸多因素包括政策因素的制约，我国宗教相对封闭地在特定地域、特定群体内部传播交流，而现在这种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主观上看，各宗教都有对外扩张、向外传教的“自觉意识”；从客观上看，各宗教也有对外扩张、向外传教的“自觉行动”。目前的主要趋势首先表现为宗教自觉地走出教堂，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其次表现为宗教摆脱传统区域、特定人群，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传播；第三是表现为利用一切方式对外传播，比如组成传教团体对外传教，培养传教骨干，建立传教据点，利用或自办报纸杂志，制作VCD光盘等向外传教。特别是“网络宗教”的兴起，颠覆了传统的传教方式，为宗教的对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境外组织和个人在我境内非法传教的问题也十分严重。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宗教传播的几率必将大大增加。

9.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增强

过去，宗教的社会功能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宗教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目前，由于宗教的大规模传播和宗教传统形象的改观等诸多因素，宗教已经渗透到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宗教的积极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认可和接受，宗教正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活跃在我国社会的各种舞台上，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其影响力不断提升，影响面逐步扩大，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同时，各宗教也表现出积极与当代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一面，试图参与中国社会的各项进程，显示了在中国社会塑造良好形象、留下积极影响的动机和愿望。比如：各宗教都在积极开展宗教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天主教的民主办教，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建设（因行称义、因信称义、因不信也称义），伊斯兰教的“解经”，佛道教的“人间宗教”思想的重兴，都是在寻找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途径和方法。

10.打着宗教旗号的邪教活动十分猖獗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条件下，由于社会不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邪教组织更容易滋生并蔓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邪教组织的政治化倾向十分明显，比如法轮功，以2004年11月抛出“九评”系列反动文章为标志，彻底暴露出他们为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所豢养、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目的、以邪教方式进行非法活动的反动政治本质，完全沦为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实施和平演变的政治工具，成为境外各种敌对势力中组织架构严密、宣传体系完备、资金实力雄厚、现实危害严重、挑头与我对抗的最大一股敌对势力。另外，一些宗教的个别教派和利益共同体也出现了极端化、邪教化的苗头，在一些宗教中，异端思想不断露头，值得高度关注。从本质上讲，邪教不是宗教，但邪教往往打着宗教的旗号招摇撞骗，欺骗性、危害性很大。因此，传统宗教与邪教的斗争，无神论者与邪教的斗争，社会大众与邪教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

11.宗教工作中的国际因素凸显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其他一些国际公约，宗教工作已不仅仅是国内事务，而且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宗教工作，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要考虑国际因素，要有全球眼光。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一是宗教与政治的关联度不断提高，宗教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作为国家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国家战略，对我双管齐下，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对我渗透施压，对我政治制度、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说三道四，利用宗教为其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另一方面在宗教领域对我打压，在我境内大肆传教，培植反共反华的宗教力量，企图控制我国宗教的领导权，恢复旧有的隶属关系。这种渗透，已对我宗教工作构成了现实危害和潜在危险，如果不高度警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社会的宗教化特别是“基督化”、“福音化”将变成现实。二是境内外宗教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国际宗教问题国内化和国内宗教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明显。国际宗教领域的风吹草动，时不时影响到我国的宗教，我国宗教领域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快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并被人利用。三是我国一些世界性的宗教，开始有了某种跨地区意义上的“宗教认同”，如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四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为国外传统宗教、新兴宗教、教派组织传入我国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保持我国宗教的传统格局将面临巨大考验。

通过对当今中国宗教几个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简短结论，即：宗教问题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关系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具有影响力的重大关系，宗教工作越来越成为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方面。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宗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挑战，能不能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妥善处理宗教关系，认真做好宗教工作，将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一个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