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信仰什么宗教

    宗教信仰属于人的精神生活，甘肃近代各民族都有传统的宗教信仰。汉族没有痴迷专一的宗教信仰，对儒教、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都兼收并蓄；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等信仰藏传佛教；回族、撒拉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甘肃各个民族信仰的各种宗教都有深厚的内涵和深刻的思想境界，成为信仰者精神生活的依托。宗教信仰作为人的精神生活，它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宗教信仰反映在信仰者的行为上也有许多各不相同的表现。以下将对各种宗教在甘肃近代各民族的信仰情况以及对其思想行为的影响作些介绍分析。

    一、儒家

    儒家是产生在中国本土的主流意识，自产生以后，经过了长期的演变发展，到了清代，儒家的学说演绎成了以“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维护着传统社会的秩序。儒家是人世的学说，以仁义为上，追求人性的完美，尊崇现实生活里的圣贤君子。这个圣贤不是虚无缥缈的在神的世界里的某个神，而是在身边的活生生的人，并要求人们以其为楷模，予以效仿。准确地说，儒家算不上以神为依托的宗教信仰，但对社会而言，它却有宗教的功能。因此，我们也将其作为宗教来论述。儒家的学说主要通过社会阶层中的“士”去承袭演绎，这些人在入仕途为官后，再去亲历推广实践。

    甘肃的传统社会，也和全国一样，儒家思想起着这样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影响社会的人伦关系。在第二章“社会血缘”、“家庭”一节里已经有所论述，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明白各种人伦关系，都要明白家庭、宗族里的各种长幼之理、尊卑之理、辈分之理，从而明确自己的地位、责任和义务。二是规范君臣之礼。通过规范君臣之礼要求社会成员对国家承担责任和义务，即在对家尽孝的同时，要对国尽忠，对君尽诚。三是制约人的欲望和行为。它要求每个人都要以儒家的规范去做人，既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做人的最高准则，同时又要达到克己、中庸、制欲的境界。四是教化社会。儒家重视教育，主张教化，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要求人们在明白做人的道理的同时，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儒家思想作为主流社会意识是与中央政府的推行联系在一起的，甘肃近代各府州县所在地都建有供奉儒家始祖孔子的庙堂，称为文庙。文庙的基本结构有棂星门、大成殿、明伦堂、博文和约礼两斋、尊经阁以及学宦衙宅和学仓等。庙内正堂塑有孔子的像，侧堂供有孔子的弟子72贤人的牌位，其他堂内则供奉乡贤和名宦。传说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的诞辰，到时文庙要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称为“祭孔节”，又因孔子生在丁卯日，故又称为“祭丁”。在这一天私塾、义学、社学、书院也要举行祭孔活动。条件好的学生，家长凑份子杀猪宰羊，答谢先生。文庙所在地的文武百官、儒学生员均要参加祭孔活动。传统的祭孔仪式有一整套繁文缛节，从祭祀礼器到祭品，从官员的着装到跪叩之礼等，均有严格的礼仪。另外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或十月初一，地方官还率地方耆绅和诸生在文庙举行乡饮酒礼，以示对儒生的尊崇。

    民间认为孔庙专为读书人所设，是读书人应该去的地方，属圣贤之地，普通百姓不便去膜拜。许多应考的童生和生员，考前都要到孔庙烧香磕头，祈求中科如愿，科考如愿后到文庙答谢。进入民国，政府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

    二、佛教

    佛教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甘肃的汉地佛教主要为大乘佛教，出家的男信徒称僧人或和尚，女信徒称比丘或尼姑。城镇附近一些大的寺院，常年有僧人修行住持，这些僧人除了坐禅诵经、作法事，还撰述立论，研究佛教经典；有的寺庙修行的僧人很少，仅有的几个也主要是在民间主持佛事活动，化缘诵经而已。汉族的宗教情节不是很浓，可信可不信，可多信，可少信，可长信，可偶尔信，也可以此时信而彼时不信，没有定数。在家的信仰者称为居士，他们每月朔望就近赴庙宇烧香拜佛，有的则在家里供奉观音菩萨，每日清晨焚香磕头，有的忌口吃素，有的则无忌禁，有的人在每月朔望即传说神佛的日子才忌口吃素。甘肃各地的汉族因地区不同对佛教的信仰也存在差异，在毗邻藏族的甘南、河西等地，信仰佛教的人较多，这些地方的汉人也有信仰藏传佛教的。

    甘肃近代大小佛教寺院分布在各府、州、县城以及人口较稠密的乡村或通衢咽喉。清同治时，寺庙多遭毁坏，以后又逐渐恢复。根据《陇西被兵记》记载：同治前陇西的各类寺庙有120余处。到同治以后，尽剩十有一二。到国民军时期，一些大的寺庙成为国民军驻军、囤粮的地方，再一次遭到毁坏。以酒泉为例，新中国成立前，有佛教寺庙11所，男僧20名，尼僧4人，在家的男女居士500多人。

    清末兰州比较大的佛寺有普照寺，又名大佛寺，建于唐贞观年问，藏有历代经卷6358卷，其中，唐藏5048卷。内有金泰和年间铸的大钟。“大钟直径六尺，高九尺，重万斤”，此为当时兰州最古的金石所存。1939年12月，日本飞机轰炸兰州，时任寺院住持的著名僧人蓝方丈于经卷同归于尽，寺院遭到严重毁坏。其他还有庄严寺和木塔寺（即嘉福寺），这两所寺院也建于唐贞观年间。庄严寺于“民国15年，薛省长笃弼始饬葺之，以为教育馆，其后更名为民众教育馆”。近代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概可窥见。木塔寺则毁于火灾。这三座兰州的古刹，短短的百年，就面貌全非。1933年的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甘肃省佛教协会正式成立，地址在普照寺，创始人为普照寺的蓝方丈，号悟明上人，理事为邓隆先生。

    藏族、裕固族、蒙古族等民族都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又称为喇嘛教。藏传佛教也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先后形成了红教、白教、黄教等几大派系。明朝永乐年间，黄教领袖宗喀巴整饬教规，严肃教义，规范信徒行为，使黄教的发展步人正轨，在各教派里开始占绝对优势。当时黄教的六大寺院有两座在甘肃，即拉卜楞寺和塔尔寺，这两座寺院成为藏传佛教信仰者心中的精神家园。在藏族和裕固族的游牧地和居住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寺院，一般大的部落都有一个寺院，而几个小部落则共同拥有一个寺院。在天祝藏区，就有14个寺院。永登连城的8个部落，有6个寺院。武威和永昌的7个部落，有1个寺院。民乐的14个部落，有2个寺院。对藏族而言，佛教教义浸入每一个人的心灵，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习惯里，可以说宗教信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家有二男，须送一子为僧，有男女各一，须送子入寺。几乎每个藏族人家，都有一个人寺的僧人。人寺的僧人并不和家庭脱离关系，家人可以到寺院去探望，其念经所得收入还可以补贴家用。大多数僧人最初的生活开支由家里提供，能有收入养家的僧人很少，须有一定的资历后，或寺院所在地方比较富裕，布施收入略宽余，才可以有一些节余来接济家里。家里僧人多或有活佛的，生活上比别的人家要富裕些。“如康萨有一贫苦之四口之家，一母二子一女，二子都被送入寺院为喇嘛，女儿为别家之帮工，子女三人每年可收入酥油一百二十余公斤，除了自己吃，多余的酥油可向别家换取其他必需物品。再在欧拉曾遇见一妇人，为一小佛爷之母，佛爷的收入较一般喇嘛更多，故这妇人佩带金饰，显得比普通人阔绰些。”

    寺院僧人的生活全靠附近的部落民众布施维持，每个寺院，每年都有十多次神会，到时，人们前来施舍祈福，而僧人则替施舍者念经。僧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其习惯生子多为喇嘛以为荣耀，生死疾病，概请寺僧吟经，卜测灾祸，亦由喇嘛翻检经典。寺院如有所索，则踊跃输将，绝无吝啬。人死后如无党族，即将所有财产，布施寺僧。每遇细故，辄酣战不息，而高僧之调停，则无不遵服。”藏族僧人不忌口，可以食荤。人寺为僧后，学习“因明”，即佛家五明之一，目的是为辨正邪，明真假也；以后进而学习“相宗”，即所谓唯识论，学习这两门课程需要15年时间；再后进而学习“中论学”、“有宗”等，又需十五六年。有一定修行心得后，方赴西藏的甘丹寺、色拉寺应试，得中者称为“吉须”，就如汉族科举的乡试。成绩优异者可分为大寺院的“塔布”（疑为堪布）。及第的喇嘛，须遍延本寺的僧众吃一次粥，所需甚巨，由亲朋好友和富裕人家布施帮助。大寺院的堪布，有权委派小寺院的压床，其下面的管僧总管、沙尼等职则由各寺院择贤任命。

    在汉族地方，将入寺的藏族僧人称为喇嘛，实际上喇嘛是指藏族地区寺院里已有一定修行的僧人，其地位高于一般僧人，大多数在寺院里修行的应该称为僧人。藏族寺院的喇嘛有一定的身份等级，地位较高的喇嘛拥有财产，死后一部分归寺院，一部分由其亲属人寺继承。僧人也可以还俗，还俗时，或受体罚，或给寺院一定的财产赎身。藏族的社会生活处处体现出浓郁的宗教氛围。在藏族人家里，每座帐房的左首朝外悬挂着一幅小佛像，前面摆放供神的案几，几上摆酥油铜灯，长燃不熄。人们身上佩带护神器，如挂在胸前的小银盒，内装活佛的头发或活佛所赐的布条。几乎每个人的脖颈上都带着佛珠，闲暇时间便捻念珠，配备手摇经轮，边走边摇。每日晨起，即口诵“唵嘛呢叭咪吽”的六字真言，在佛像前煨桑，晚上在家里的佛座上点数盏酥油灯。每遇朔望，便到附近的寺院烧香拜佛，每月须请喇嘛到家里念经两次，每次约两三天，并给僧人一定的酥油和银两作为报酬。凡部落里的活动，或家中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均请僧人念经。藏族对活佛崇拜至极，遇寺院作法事，必前往寺院求活佛摸顶，活佛拿系着红布的木杆逐一击之，也有人撮活佛马踢下的尘土贴在面额上，以为荣幸。藏族极重复仇，命案虽已经服罪，而子孙却报复数世不止，除非两家在拉萨朝佛相遇，握手才泯仇怨。他们认为朝佛相遇乃不世之恩缘，可以化解现世的冤仇。

    甘肃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是拉卜楞寺，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六大寺院之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卜楞寺有僧人将近3000人。寺内用餐很有特色，大经堂旁边有一处灶房，内有四口大锅，每口锅的直径有3米多，深约4丈，由厚铁片钉成，燃料用木柴，每锅做饭时用“大米近千斤，牛羊肉近千斤，酥油数百斤，新疆葡萄干及杏干数百斤”。煮完粥后，洗锅更为少见，要踩长梯入内，方可洗涮。拉卜楞寺的僧人来源复杂，集藏、汉、蒙、满、土诸族于一堂，民国时期“其籍贯则远自东三省、新疆、内外蒙古、西伯利亚之蒙人，康藏之藏人皆有之。寺内有汉族喇嘛50余人。”拉卜楞寺所辖分寺范围广，夏河有47处，临夏有3处，临潭有3处，青海境内有10处，四川松潘县有11处，西康有10处，甘孜有1处，蒙古有7处。另外，北平的甘就寺（或为甘德寺）、五台山的甘觉寺均为拉卜楞寺的分寺（也有资料说管辖分寺在甘南102个、四川30个、青海9个，共计141个寺院，共有活佛、僧官、喇嘛、僧人将近4000人）。

    20世纪20—40年代，在拉卜楞寺所在的甘肃东南部藏区，形成了以黄氏家族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统治。在此略作介绍。进人民国时，拉卜楞寺活佛传至五世嘉木样。五世嘉木样活佛系今四川省理塘县人，兄弟五人。17岁时，由国民政府颁赐印册，封为“辅国阐化禅师嘉木样呼图克图”。当时，拉卜楞寺的宗教事务几乎由黄氏家族掌管，大弟黄正本是喇嘛，任该寺的大襄佐，五弟为阿莽仓活佛，大弟病故后，由阿莽仓活佛兼任拉卜楞寺的大襄佐。

    后来时势变迁，中央政权意欲加强在甘肃东南部藏区的统治。民国15年（1926年），甘肃省政府设立拉卜楞寺设治局，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的兄长黄正清担任了设置局的保安司令。1928年，设置局改设夏河县，同时设番兵游击司令，仍由黄正清担任。1933年，又改为拉卜楞保安司令，其编制为一个混成旅，有骑兵三团，均为藏兵，无事在附近游牧为民，有事则召集为兵。这样黄氏家族实际上仍然控制着拉卜楞寺的地方政权。

    另外，黄氏家族还与附近藏区的上层联姻，使其影响更大。嘉木样的两个妹妹分别是青海果洛两个土司的夫人，黄正清的儿子是青海东部蒙古族河南亲王旗女王的丈夫，女儿则是拉卜楞寺东南陌务大土司的夫人。黄氏家族成为拉卜楞寺及其所在地区的实际统治者。黄氏家族的中心人物是黄正清，他思想进步，和地方政府合作良好，能积极接受近代社会的新生事物。在20世纪40年代，他在拉卜楞寺附近和青海的果洛等地兴办小学，筹办拉卜楞寺喇嘛职业学校，协助政府创办拉卜楞医院。

    甘肃东南部藏区另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藏传佛教寺院是禅定寺。禅定寺规模仅次于拉卜楞寺，在近代有僧人500余人，所辖分寺号称108个，实际上较为著名的只有38个。禅定寺所在地为杨土司辖境，杨土司也摄政该寺。在洮岷山地，除了一些寺院，还有一些嘛呢寺，由几位僧人自建房屋，设置嘛呢，供附近乡民朝拜。

    三、道教

    道教是汉族的又一宗教信仰。道教源于远古的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以后又糅杂了春秋战国时的方士神仙以及秦汉时的黄老道思想，尊太上老君为最高神，以老子的《道德经》为最高经典，以远古传说中的神仙信仰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信仰为特征，为泛神信仰。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其泛神崇拜和汉族形成时期信奉的万物有灵论相结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宗教价值观。它认为神为万物之精灵，是超越自然的天上的执政者；仙为修炼得道者，是超脱尘世，有神通变化，长生不死的人。道教提倡修身养性，祭祀万物，迷信方士、卜筮，追求长生不老和天、地、人、神关系的和谐。其信仰包括自然万物、生灵众生，主要有天神、地祗、人贤，天神包括三清、玉皇大帝、天地水三官，日月星辰主管之神，风伯、雨师等；地祗包括土地、社稷、城隍、门神、灶神、五岳河海之神等；人贤包括祖师、功臣圣哲贤才等，如关羽、岳飞等。

    甘肃道教历史源远流长，东部地区更是道教发展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自古就有许多神仙方士的传说。著名的皇帝问道广成子的故事，其溯源就在甘肃东部的崆峒山。自古以来，崆峒山的黄冠羽客修炼不辍。而泾川回中山的王母宫，是又一处道教胜迹。传说是道教神仙西王母和周穆王（姬满）瑶池相会的地方，为道教徒所向往。河西地区因历史上佛教多从此地传入中土，再加上少数民族在此地频繁活动，道教的影响相对薄弱些，而佛教则较为兴盛。

    清代在意识形态方面，倡佛抑道，道教没有多大进展。但道教作为历史悠久的本土宗教，在汉族民间仍然受到推崇，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道教的活动场所为道观，是人们祈愿求神焚香化纸的场所。进入近代，道教的大小观宫遍布城乡，这些道教观宫有供奉天上各种神仙的玉皇庙、火神庙、灶君庙、九天庙等，供奉地上万物的马王庙、河神庙、雷祖庙、风神庙（也称为封神庙）、城隍庙等，也有供奉人间功德卓著人物的关岳庙（也称为武庙）等。

    兰州有名的道观有东华观、金天观。两观历史悠久，一说建于唐，一说建于元，还有一说认为建于明。东华观在民国以后改建为医院。金天观又名雷坛、雷祖庙，该观藏书丰富，后因兵灾遭毁，内藏书籍亦遭毁。各个道观都有崇拜祭祀的对象，如金天观每年的农历八月八日在传说的雷祖诞辰，举行盛大的雷坛庙会，以祭雷神，故金天观又称为雷祖庙。白云观是兰州又一座影响较大的道观，又称吕祖庙，建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是为纪念道仙吕洞宾修建的。在兰州附近的名山也有许多道教胜迹，比如五泉山的道教胜迹始于北周，还有红泥岩古洞以及东龙口的日月宫、文昌宫等。五泉山峰顶有三教洞，专祀儒、释、道三教教祖，体现出三教合一的精神。近代名士刘尔炘撰楹联：“进门来有贤有圣有佛有仙他曾将宗旨说明分为三教；这路是可东可西可南可北你须要主意拿定走哪一条。”兴隆山有清虚观、二仙洞、灵官殿、吕祖殿、混元阁、关帝庙、龙王庙、太白宫、三圣母庙等道观。这些道观吸引着人们常来此烧香求神。

    道教在发展过程中，派系繁杂，主要有正一、真大、太一、全真四大派系。甘肃近代主要有全真（又称丹鼎派）和正一（又称为符篆派）两大派系，全真派又分为龙门和嵛山两派。甘肃尤其以全真派的龙门派较多，而兰州的金天观则是有代表性的嵛山派道观。道教的住持分为正宗道士和民间道人两种，全真派一般都为正宗道士，他们没有家室，注重个人修行，静心养气，以性养生，以生养性，钻研道教经典，著述立说，阐述原理，一般都有固定的道观，有些则无固定的道观，云游四海。正一派多为民间道人，他们不出家，也不云游，迷信符箓，又称为阴阳。他们是师徒相传的个体道教职业者，在所住地，主持民间的丧葬祭祀，占卜风水，装神弄鬼，镇土祛邪，降妖除魔，画谶测吉等活动。有人来请时，即携带鼓锣乐器等前往，事毕而归，收受报酬。对民间而言，真正影响社会生活的是阴阳家，他们是基层社会的道教职业者。近代几乎较大的村落都有阴阳，有的相邻的数村必有阴阳。光绪初年，在道教比较兴盛的平凉，知县专设考录当地阴阳的阴阳官，由其住持考核各地阴阳的资历和黜留。根据甘肃省档案馆的有关资料记载，在1943年，甘肃有道观1054座，其中较大的道观有200多座，信教群众2711户，15807人。全省有男女道士590人。其中兰州地区有道观36座，武都县有20余座。

    四、伊斯兰教

    回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都信仰伊斯兰教，这些民族在历史上与中亚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亚的穆斯林自元代迁移到中国后，经过近五六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几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他们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其中以回族人口最多，分布区域最广，影响也最大。穆斯林禁食猪肉，称猪肉为大荤或大肉，称汉族是大教，而汉族称其为小教。现在西北的许多地方仍然称猪肉为大肉，意为大多数人吃的肉，是否真源于此，不得而知。

    清乾嘉时期，穆斯林人口增加，社会规模扩大，社会问题随之产生。各种问题在文化上的症结是伊斯兰教文化在新的环境里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伊斯兰教文化面临本土化的问题，即如何吸收本土文化，使伊斯兰教能够在异域继续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国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离开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发展的影响，一些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将伊斯兰教的变化及时带到中国。新的伊斯兰教派系纷纷传人，对正在异域发展的伊斯兰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最初传来的伊斯兰教已经在本土发展后，又面临着和阿拉伯世界的也在发展的伊斯兰教之间的继续对接问题。

    伊斯兰教产生后，形成了两大派系，即逊尼派和什叶派，甘肃的穆斯林几乎都是逊尼派，基本没有什叶派。清后期，在甘肃河州穆斯林聚集区出现了伊斯兰教门宦。早在明末清初，伊斯兰教的神秘派传人中国，神秘派发源于阿拉伯和中亚地区，在国外称苏菲（阿拉伯语），在新疆称依禅（波斯语），最初由这些地区的传教士传入中国，或由中国阿訇从中亚引进。清中后期，苏菲派在甘肃各地形成了四个派系：即虎夫耶、噶的林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门宦最初是由清朝统治者加于当时出现的伊斯兰教的新教的，伊斯兰教苏菲派诸支派并不以此自称。“门宦”一词见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河州知州杨增新的《呈请裁革回教门宦》一文里，以后便为官方文书引用，民间也就这样称谓这些派系了。门宦不是自称，而是它称。以苏菲派的教义为主要信仰特征的门宦和之前传人的伊斯兰教有一定的区别，故称其为新教。之前传入的伊斯兰教不分派别门宦，统称为“格底木”，阿拉伯语为“尊古”，一般称为老教。以后四大门宦又分为许多小派系，可谓门宦丛生。仅虎夫耶就有11个支派，主要有花寺门宦、毕家场门宦、穆夫提门宦、北庄门宦、胡门门宦、丁门门宦、临洮门宦，以及明德堂、庆云堂等；噶的林耶有7个支派，主要有祁门（即大拱北门宦）、海门门宦、阿门门宦、崖头门宦、高赵家门宦以及文全堂、灵明堂；哲赫忍耶没有明确的门宦，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有支派，是诸门宦中人数最多、散布地区最广、教权最为集中巩固的一个门宦，教民分布在西北、云南、贵州等13个省区；库布忍耶也没有分出门宦。各个门宦都为道祖修建拱北，拱北是该门宦教主的坟墓。每个门宦都有自己的拱北，有的门宦甚至有几个、几十个拱北。门宦创始人一般被称为教主或老人家（也叫太爷），相当于汉族信仰的宗教里的“道祖”，地位多为世袭，子弟都有教主的身份，但教主的长子则为所有教主中的最大者（穆夫提不同，除了教主长子，其他人没有教主身份）。门宦之间界限严格，有的门宦互不通婚，如华寺和洪门就有这种情况。在以拱北为标志划分的各个门宦形成后，以尊古为主要信仰宗旨的“格底木”老教势力渐弱。

    河州有影响的拱北为噶的林耶大拱北，是信徒为纪念创建者祁静一修建的。拱北由出家人看守，出家人由信教群众公推。拱北的继承者按“一清峰云月，道传永世芳，敬诚先哲远，克念悟真常”排定辈次，到1949年达11辈，即“敬”字辈。由于新兴的门宦竭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以建拱北为标志，故拱北成为门宦的象征。各门宦除了修建拱北，也修建清真寺。清同治以后，仅甘肃河州就有清真寺达1000余座，拱北100多所，河州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的麦加。

    伊斯兰教门宦在发展过程中，其信仰场所清真寺仍然按照常规在发展。清真寺是联系穆斯林的精神载体，较大的村落都有清真寺，或数村建一座清真寺，穆斯林的宗教活动都以清真寺为单位而开展。河州最早建立的清真寺是南关大寺，相传建于明洪武初年（1368年），以后相继建立了12个寺，都在回族集中的八坊内，故称为八坊十二寺。这些寺最初是有钱的穆斯林私人捐建的，如某姓修的寺，就以其姓作为寺名，王寺就是王穆夫梯出资修建的，故称为王寺。寺权归修建者所有，其家族推荐人员掌管寺内的教权、学权、事务权、经济权等，一般为世袭，不设经堂教育，没有开学阿訇，也没有满拉。1850年以后，从麦加来的穆罕默德的后裔提倡在南关各大寺立经堂，招满拉。以后在王寺创办了中心寺院（即海乙制），选品学兼优的阿訇到王寺开学，并总管八坊十二寺。各分寺的阿訇，统由王寺大阿訇选派，到其他分寺掌管教权，废除了修建者世袭管理寺院的遗俗。以后中心寺院便为南关清真大寺，这是南关清真大寺的来由。马家军阀统治时期，为了实现政教统治，集中宗教权力，资助中心寺院发展，使中心寺院的权力更为集中，成为河州地区教权的中心。除了影响大的河州清真寺，在穆斯林集中的地区也都建有规模大小不同的清真寺。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民委组织的对东乡族的调查显示：每34户人家就有一个清真寺或拱北，每25户供养一个宗教职业者。

    清中后期以来，伊斯兰教派系林立、教门互不统一，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屡屡发生，这对伊斯兰教的发展显然不利。光绪年间，甘肃东乡族人马果园（也称为马万福）赴阿拉伯朝觐，回来后开始宣传自己的宗教主张，他主张凭经立教，反对门宦，人们称之为“依黑瓦尼”（阿拉伯语为“弟兄”之意）或“哎海里逊乃”（意为“尊经”或凭经立教的意思）。民国时期，该教得到马麒、马麟弟兄在政治上的扶持，很快风行甘肃，一般称为新教或新兴教。这种新教是区别于主张门宦的新教，所以有时候又称其为新兴教。由于门宦是相对于原来的“格底木”来说是新教，当“依黑瓦尼”产生并逐渐影响比较大时，门宦便又成为老教了，因此在“依黑瓦尼”出现以后，以前的各教派便统称为老教了。也有将“依黑瓦尼”称为新兴教的。

    老教和信仰“依黑瓦尼”的新教之间的区别是：老教对教民要求略为宽松，新教认为老教趋向汉化，不准新教和老教结婚，不准吃老教宰的羊；老教有门宦，新教不讲门宦；老教的主麻日在任何寺都可以做，新教则非在中心寺做不可；老教阿訇在教民中进行宗教活动时，是念、吃、散同时，即念经、吃饭、拿散钱；新教阿訇则完全相反，主张念了不吃，吃了不念。

    近代在河州还有一种地域性的民间组织——教坊，或称为寺坊，它以清真寺为中心，将附近的村落联系起来，久之，便成为教坊。这是宗教区域和民间村落结合，教权和世俗基层社会的管理权结合在一起的民间组织。它以清真寺为依托，开展对所辖区域的管理。每个寺坊相对独立，有阿訇、学董、乡老、满拉等。阿訇、满拉是宗教职业者，学董和乡老是村落里的管理者，他们有时候分离，各司其职，有时候又混淆在一起，实际上反映出教权和世俗权力的结合。清真寺的宗教首领称开学阿訇，主要负责宗教活动；清真寺及其所辖区域的总负责人称学董，负责收学粮，管理寺产，维修清真寺等事务；乡老是学董的助手，类似于清真寺内的办事员，受阿訇和学董的指使。有的地方称寺内诵经者为“掌教”，司事者为“社者”，教授经典者为“阿訇”。

    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探索出了适合穆斯林社会发展的教育方式，即经堂教育。经堂教育是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伊斯兰教教育体系。经堂教育的倡导者是明代陕西关中回族胡登洲，到咸丰、同治年间向甘肃河州传播，并很快发展起来。经堂一般设在清真寺北侧，因其以传播伊斯兰教经典为主，故称为经堂。甘肃近代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发展得比较快，在每个清真寺内的侧室，都设有宣讲伊斯兰教经文的经堂，教师由清真寺聘请，称为开学阿訇。他的职责是对群众宣讲教旨，领导礼拜，向学员传授经典知识，主持本坊教众的婚丧事宜。开学阿訇有招收学员的义务，向阿訇学经的学生称为满拉，有脱产满拉和不脱产满拉。入寺的满拉，要有一定的阿文基础，并向阿訇交纳供奉，入寺学习若干年后，便可以根据学业升为阿訇。影响大的清真寺的开学阿訇基本都是品行兼优、学识渊博的伊斯兰教学者。经堂师生的经费来源，是供养制和施舍制的结合，主讲阿訇每天的膳食由教民轮流供奉，他也可以在主持婚丧仪式后收取报酬，接受教民的布施。规模大的清真寺主讲阿訇的报酬由清真寺开支。寺里设立学董，专门管理寺内经费的收支情况。

    经堂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教育没有严格的规定，主要招收7～10岁的穆斯林儿童免费入学，学习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学习期限为一年，有志于继续学习者可以升入大学；大学是自觉自愿的学习，是经堂教育的重点，届时家长可以联系有关清真寺，领孩子拜见开学阿訇。学员被收录后，主要学习伊斯兰教宗教知识，如《古兰经》、圣训等，还加授波斯文，学习期限是3～5年，有的学习时间更长，有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大学部学员才可以称为满拉，学业期满，举行“穿衣”挂幛仪式后，便成为阿訇，之后就可以招收满拉了。“回民子弟，多诵回经，有举为满拉、黑提布乙麻木等名目。若天经三十本讲通即举阿訇。由各庄头人公送四角尖顶冠，长领袍，尚绿色，入寺，所行礼节，直伏其身，叩首者三，举手及胸拱揖者三，诚为自成风气，名日穿衣礼。”清后期对家在清真寺附近的学员（满拉），其生活、学习费用由家庭供养，从外地来的学员，或开学阿訇特招的学员，生活费由经济殷实的学董、乡老、坊民供养。清末到民国时期，回族社会发展渐趋稳定，回族在政治上的地位日隆，教民给清真寺捐献的房产和田地开始增多，清真寺将其出租，作为寺里收入，用于支付阿訇的薪金和满拉的学习费用。

    对每个穆斯林来说，不管新教或老教，或以后的新兴教，也不管是那种门宦或是寺坊，都严格遵循穆斯林应该遵循的基本戒律。穆斯林男女出幼年龄是男12岁，女9岁，出幼时，延师诵经，并教以礼拜等仪式，出幼后便要遵循伊斯兰教的有关礼仪和规程了。不管伊斯兰教怎样变化，在五功、五典、六大信仰这些基本信仰方面是一致的。

    每个穆斯林都要勤修五功，即念、礼、斋、课、朝。念：所谓念就是每天都念清真言，其次还要念《古兰经》。礼：即礼拜功，每个穆斯林每日必须礼拜五次，称为五礼，寅日晨礼，午日晌礼，申日脯礼，酉日昏礼，亥日宵礼，统称为纳玛兹。五礼之外，还有周礼，即主麻，又称聚礼，七日一次，在星期五的中午和下午一时举行。有些在清真寺里由阿訇率领集体举行礼拜，有的在清真寺或家里独自完成。每次礼拜，都要大净和小净，大净要洗全省，小净只洗手、足、口、鼻等。礼拜时，面向西，立正，举手，鞠躬叩首。斋：凡成年的穆斯林男女（男12岁，女9岁），在斋月都要封斋一月，孕妇、乳母、病人、旅行者、年老体弱者等，可以不封斋，有些过后要补斋。课：又称天课，是信徒向清真寺交纳一定的收入税，天课的使用多用于救济穷人和急需资助的人。朝：即朝觐，又称“克尔白”（意为方形屋），或称朝天房。天房在阿拉伯圣城麦加的中心。每个有条件的穆斯林，都要在有生之年前往麦加朝觐，时间是伊斯兰教历每年的十二月初八到十二日。“五典”是中国伊斯兰教宗教学者根据《古兰经》等宗教经典结合儒家的三纲五常而提出的每个穆斯林应该遵循的义务，即子女孝顺父母，夫妻互敬，长幼互敬，兄弟和睦，朋友忠信。六大信仰是：信真主，信圣人，信经典，信天使，信后世，信前定。

    五、民间信仰

    汉族作为信仰泛神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有各色各样的信仰主体。信仰对象归纳为这样几类：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信仰，包括对日月、土地、山川、风雷等的信仰，其中以对土地神的信仰最为普及。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近代各乡村都建有土地庙，供奉土地爷，乡民遇事都到土地庙祈愿，化解以后便去还愿。靠山而居的山民多建山神庙，临河而居的乡民多建龙王庙，也常进行祭祀求愿；对祖宗的信仰。这种信仰源于灵魂不灭和儒家“孝”的思想，各家都设供奉祖先的牌位，四时八节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大祭、小祭，以寄托思念，祈求护佑；对行业神的信仰。这种信仰是近代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人们对赖以生存的行业寄托某种精神力量，行业的精神象征便以行业神的角色出现了。各行业都有本行的庇护神，一般来看，木匠业祖师是鲁班，医药祖师为华佗；对能臣贤相和贤德之人的信仰。在现实生活中建功立业的能臣贤相和乡问的贤德之人均受到民间的信仰，比如对关羽、岳飞等人物的信仰。还尊崇在地方上有建树和功德的官宦、绅士、乡民等，各地都建有纪念乡贤名宦的寺，人们常来此拜谒。民间的信仰常与儒家的尊崇对象和道教的信仰主体混淆，非儒非道，又似儒似道。

    汉族传统的宗教信仰随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发生变化，儒释道等主流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滋生出许多新的信仰，互相杂糅，分派立系，到处蔓延。这些信仰属于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民间精神活动。这类信仰也讲神仙、鬼怪、佛祖、圣贤等，集儒释道于一体，或带有儒家的内容，或带有佛教影子，或带有道教痕迹，或三教杂糅，无明显的界限，可以说是鱼龙混杂。近代各种民间信仰基本都是公开活动的，这些民间信仰的共同仪规是吃斋、诵经、修行、静坐、清净。某些教派的会首借机蛊惑人们，聚敛财富，不劳而获，引起民怨，故多持续不久，扰乱了正常的宗教活动，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近代社会秩序混乱导致了人们信仰的盲目性，各种名目的民间信仰此起彼伏，乘虚而入。甘肃的民间信仰多从外地传人，这些传人的信仰有的是从明清以来就在民间流传，多是白莲教的分支；有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形成的新的民间信仰。各个民间信仰的仪式和规程略有差异。以下将近代以来在省内流传的各种民间信仰和组织做些介绍和分析。

    同善社又称“悟善社”、“合一会”、“先觉祠”，取万善同归之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四川人彭汝珍首创，民国以后很快蔓延至全国，1917年前后传入北京，1920年前后传人甘肃。当时甘肃督军兼省长陆洪涛带头人社，并积极支持，应者云集，兰州的信徒不下数百人。各县的知事为讨好省长，也纷纷入道。同善社在兰州的总社在左公祠，以后逐渐向其他县发展，甘肃70余县里有20余县均有分社。1926年，北京同善社改为救世新教会，许多地方的同善社也改了名称并以北京的教会为总会，甘肃的同善社称为“救世新教会甘肃分会”。

    同善社倡导静坐，并研究性理之学，主张“用儒教礼节，做道教功夫，而证佛教果位”。有人认为，同善社属于佛教清静门的一个分支，其教义以佛教为基础，并吸收了道家和儒家的部分内容，将儒、释、道三教融合为一体；也有人认为，同善社以道教为主体，同时也吸取了其他宗教，是集多种宗教为一体的信教组织。从同善社最初成立时提出的宗旨来看，主要是“讲求身心性命之学，提高道德，端正人心”，似乎是些儒家的内容，社里常讲《大学》、《中庸》里的“身心性命”、“明心见性”的道理，提倡“道德”，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八德”，借以端正人心；但从其提倡静坐修行、开坛扶乩，要求成员诵经、静坐、行善等所谓“勤修内功，广积外果”的仪规来看，它似乎又像佛道。各地同善社的情况不太一样，有的地方佛教的内容多些，有的地方道教的内容多些，应该说同善社是兼有儒释道三者的信仰派系。最初信仰同善社的是地方上的老人，以后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有旧官僚和地方士绅，大多属于士大夫阶层。其修行分内功和外功，内功指“静坐养性”，外功指开设学校，施舍救济，修路铺桥等慈善活动。

    国民军入甘后，同善社的活动已经渐趋沉寂，后因部分国民军军政人员、地方士绅参加该社，该社的影响又起。国民军离甘后，商人成为社里的主要成员，占参加者的绝大多数。入会的会员每人每年交纳会费，并在每年春秋两季聚会两次，祭奠吕祖。更名为救世新教会后，开展了许多慈善事业。民国18年（1929年）陇上饥馑遍野，同善社积极开展慈善救济活动，做了许多公益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兰州同善社的财产交归人民政府。有的地方的同善社被地痞官绅把持，他们借机搜罗民财，坑蒙拐骗，祸害百姓；而有的地方的同善社则与人民为敌，解放战争开始时，武都同善社的创始人彭汝珍，企图组织武装，阻止解放军入川。四川解放后，彭汝珍吞金自尽，其子被人民政府处决。

    一贯道最早活动在山东一带，其前身是光绪年间的东震堂，后改为一贯道，得名于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语，也称为孔孟道、圣贤道、观音道，属白莲教支派之一，为光绪年间王觉一所创。该道没有信仰主体，以流传地区百姓的喜爱为准，有的地方崇拜佛，有的地方崇拜道，也有崇拜济公、张飞等的。抗日战争时期，“汪伪集团”的许多人热衷参加一贯道，该道遂被日本人利用，成为鼓吹奴役百姓信仰的工具。国民党曾查禁该道，但不甚彻底。日本投降后，该道更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一贯道的活动分为家庭佛堂和公共佛堂两种，全家都人道便可设立家庭佛堂（也称为私人佛堂），家长为坛主；公共佛堂是分散入会者活动的地方，少则3人，多则可达15人，设坛主。人会称为“下种”，发展道徒称为“开荒”。入道者要有人引进，并填写“龙天表”，交纳道费，宣誓立愿，最后由点传师传给“关、诀、印”三宝。关即点玄关，诀即传“无太佛弥勒”五字真言秘诀，印即“合同”，三宝称为天机，上不可传父母，下不可传子女。初入道的称为“道亲”（男的叫乾，女的叫坤），道亲诚心有功的，可成为公共佛堂的坛主。一贯道中最高掌权者有师尊、师母、道长、前人，其次为点传师、引进师、引保师等，其他为道亲、道友。活动仪式有烧香、磕头、献供、开荒（吸收道徒）、唱道歌，清口（吃素）、清秀（忌房事）、扶乩等。

    一贯道自1940年前后传人甘肃后，发展得比较快。当时该道仅在陇西一地就有公共佛堂603所，家庭佛堂358所，分明、暗两线。1946年，暗线分地区成立了东、西、南、北、中五组，并开展活动；1949年，明线成立了仁、义、礼、智、信五组，暗中活动。1945年，在靖远的信教者成立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大支，大支下又设中支、小支，以靖远为中心，向外蔓延。一贯道会员交纳的各种名目的费用，除了少量用于传道，大多都入了少数几个道首的腰包。在榆中县，仅人道时每人交纳的功德费一项，全县就不下1万多银元。一贯道在河西地区也有活动，1949年，临泽县有道徒572人。参加一贯道的有地方士绅、旧军政官僚和普通百姓。新中国成立后，一贯道作为反动宗教组织被依法取缔。

    瑶池道，也叫“菩提学会”、“普度门”、“高灯会”、“清净普度门”、“万全堂”等，以供奉瑶池圣母而得名。光绪年间从四川传人陇西，接受四川“万全堂”领导。主张儒释道三教归一，提倡男不婚，女不嫁，已婚夫妻不得同床。道内的道首分家长、十地、顶航、保恩、引恩、正恩、天恩七级，分正道、护道、执事三种。每年举行三次“龙华会”，分别为三月十五日、五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敬奉所谓释迦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等。新中国成立前，门徒主要分布在陇西、天水等地，有所谓东、西、南、北四只船之说，在其他地方影响不太大。

    崇道善堂，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江西，该堂以无道、无教、无门、无会自称，以空立道，以戒烟为目的，采取饮茶、参拜、静坐、听经等方式戒除烟瘾，恢复原本，不施药物，不收费用。崇道善堂于20世纪40年代传人甘肃，在陇西、陇南等地较为盛行。后因迷信等内容一度被取缔，以后便纯粹以戒烟机构重新开道。甘肃各地的道堂基本是各地的商人集资兴办，采用意念和毅力等精神疗法来戒烟。有烟瘾的男女老幼，愿意人道戒烟的，由道友介绍，举行割鸡仪式后，便可人道戒烟。以天水的道堂来说，院里有几口大缸盛满专门熬煮的浓茶，戒烟者进来后常饮茶、静坐、参拜、听经，在院子里或卧或睡，任随其性。道院每天开经，由专门的师傅宣讲“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崇道善堂以“空”为宗旨，宣讲万事皆空，无我、无神、无众生，提倡精神作用，其戒烟也以精神克服为主，不收任何费用，家道富裕的临走可留点香火钱。新中国成立后道堂解散。

    红万字会是清末兴起于山东的佛教组织，传人甘肃后，信徒于1939年成立了兰州红万字会。凡参加会员，须品行端正，无劣迹，月纳会费1～2元。兰州红万字会成立后，先后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救济活动，如办理慈育小学，开设战时难民收容所和难民习艺工厂，设立救济队等。

    理善公所，也称为“理门”，是明末清初产生在山东即墨县的民间宗教，创始人为即墨人羊宰。羊宰曾登明癸未科进士，未及殿试明即灭亡，人清后云游四方，宣传反清复明思想，在苏州创立“在理教”。该教信仰儒、释、道三教之礼，规定八大戒律：即不吸烟，不饮酒，不烧草香，不焚纸帛，不拜偶像，不吹打念唱，不书写符咒，不养猫犬。其中不抽烟喝酒为道徒始终遵守的戒律。清末该教传人甘肃。有记载称，清末民初甘肃省署皋兰县（今兰州）就有理门敬义堂公所了，地址在城隍庙，以后又有理门志诚堂公所，两者同源而名不同。理门志诚堂公所一直延续了下来，公所内修道的称为当家的，与庙里的和尚一样，须出家，并在公所里烧香拜佛，打坐并念五字真经，处理公所里的日常事务。进理门要有人引进，交香钱，门徒称为道亲，只有当家的有权力接收新门徒人道。当家的由无牵挂的老道亲陪伴和招呼，附带做一些日常杂活，叫做“看山的”。道内一律平等，无尊卑贵贱。道亲在四大斋期和每月的初一、十五才到公所里烧香拜佛。1933年，羊宰的传人成立了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各地相继建立了分会，成为有影响的教派。1939年，根据南京理教总会的通知和国民党皋兰县民政科的指示，“兰州理门志诚堂公所”改名为“兰州理教志诚堂公所”，道众推选了9人组成理事会，3人组成监事会。以后凡道亲开展活动时，都要请国民党县政府的相关负责人来参加指导。该堂的道亲最多时有800人。理教公所通过道亲捐献的费用，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救济活动，主要有施舍棺材、救济衣物、开办诊所并免费医疗，同时，也开展戒毒活动。

    除了以上有影响的民间宗教，各地还有许多地方性的民间宗教组织。以河西的酒泉地区为例，新中国成立前有影响的宗教组织有大乘会，也叫“清茶会”，创自明末正德年间，当时在酒泉仍有人在活动。1947年，酒泉共有20堂大乘会，信徒约200人，信徒多半是乡村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1947年，政府下令其归酒泉佛教会管理；另有玉华会（白蜡会），也是明末清初就流传的民间宗教，1947年，共有80堂，信徒300多人，多半是乡村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该会归酒泉佛教会管理。

    皇极会，明清时期流传的民间信仰，前身为瑶池道，源于白莲教。皇极二字取自明末白莲教经卷《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的前两字，故称白莲教之化身。其他化名还有普度门、清净门、宝德堂、乐善堂、无极道、东征门、先觉祠、皇天道等，尊崇弥勒佛。1937年，张掖有皇极会道徒3000多人，1940年，改为佛教居士林。1945年心道法师到酒泉弘扬佛教，皇极会的成员全部皈依了佛教，成为正宗的佛教居士。另外在河西地区还有起源于云贵一带，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归根道。酒泉民间还有从事宗教迷信活动的职业人员，称为祀公子，专在夜间给人跳神看病，从业人员多为男性，往往索取很高的报酬。在陇东南等地区，民间宗教还有三宝门和什字道德会。

    六、西方宗教

    西方宗教传人甘肃的时间较早，据《甘宁青史略》和《甘肃通志稿》等地方文献记载：唐时河西的甘州就流传景教，元时甘州已有大礼拜寺。明神宗时，法国传教士方德望在陕甘传教，甘肃教务属于陕西西安总堂受理。清初康熙皇帝的第十四子胤樾信奉天主教，在甘肃凉州捐建了天主教堂。

    近代西方列强强开海禁，不平等的鸦片贸易与西方宗教同时从海域侵入中国，西方宗教先在沿海等地开展活动。西方宗教主要指基督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罗马公教）、东正教（正教）、新教三大派别。近代在人们的相关表述中，将新教冠以基督教，可能是其影响比较大的缘故，所以在近代一些著述里的新教就是指基督教了。新教又称为福音教、耶稣教。西方的新教总会向各地派出传教组织，派出的分支教会有四，称内地会、宣道会、协同会、神召会等。由于它们是西方基督教教会的派出机关，故又称为“差会”。派往甘肃的称为“西差”。光绪三年（1877年）（也有记载光绪四年的），英国基督教教会派出内地会到西北传教，先有敦巴、格达两牧师，抵达皋兰，定皋兰、宁夏、西宁三地为布道区，在布道区设立总堂。设立的兰州总堂，主持附近的传教活动；设立的西宁总堂，主持藏区的传教活动；设立的宁夏总堂，主持向蒙古等地的传教活动。在甘肃传教的四派情况是，内地会在兰州，协同会在平凉，宣道会在临洮，神召会在岷县。内地会在兰州建立教会组织以后，经过曲折的发展变化，成为兰州市基督教的最大教会，初期称为基督教福音堂，地点在今天山字石南路附近，以后称为兰州基督教会。这个教会因是英国教会下的分支教会，故传教士都是英美等国人。其内部组织为堂议会，设有长老、执事，由他们主持基督教的各项宗教活动。内地会在兰州设立机构后，又在各地设立重点教会。

    当时甘肃地方对外国宗教无管理权，国民军西进后，冯玉祥援引各国的作法，明令所在地对基督教和天主教有管理权。民国15年（1926年），省政府改兰州福音堂为中华基督教会，要求教会实行自立、自养、自传的传教原则。从此，基督教信徒自立教会，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多为中国人。

    天主教传人甘肃的时间和基督教大致前后，史载：“光绪四年，由罗马教皇派比国韩主教率司铎（天主教某些派别中的职称，介乎主教与助祭之间）等驻甘肃传教，立学堂于凉州。”这是近代天主教传入甘肃最早的时间。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教皇命令，甘肃教务分甘南、甘北两区，甘南以秦州为总堂，甘北以凉州为总堂。民国十四年（1925年）教皇改派德国主教接管甘肃教务，甘南教区仍以秦州为主教区，而甘北教区则改在兰州。主教总管全区教务，下设司铎，分管各堂事务。又有修士，学成后晋升为司铎。凡人天主教进修道院者终生不能结婚。在20世纪30年代，兰州天主教主教区下辖18所大堂，78所小堂，有23名神父，信徒10075人。每个大堂都有所属的小堂，还有学校、孤儿院、医院等慈善机构。秦州主教区下辖18所大堂，49所小堂，有26名神父，其中2名中国人，信徒5944人，各大堂也有所属的小堂，并有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

    据有关资料记载，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甘肃的传教士主要来自英国、美国、法国等14个国家。其中英国人开办教堂8处，有教堂产业6处，居留教士12名；美国开办教堂5处，有教堂产业5处，居留教士17名；法国开办天主教堂16处，有教堂产业14处；比利时开办天主教堂5处，有教堂产业7处，居留教士12名，皆为男性；瑞典开办耶稣教堂1处，居留教士2名。辛亥革命以后，基督教和天主教在甘肃的传教活动进一步增多。1932年，由美国基督教总会在中国设立的上海中华总会在兰州设立了安息日会西北联合会，内部机构主要为“职员会”，设有长老、执事，实行一年一选，经费由信徒担任，实行全国安息日会的统收统支，每年在本堂和街道进行定期布道。这是以美国基督教为背景的基督教传教机构。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沿海基督教民间机构也先后进驻甘肃，开展传教活动。其中有来自山东的基督教耶稣家庭会，以及1939年由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成立的兰州基督教青年会等，其中青年会是一个基督教团体，主要是在青年中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这些小规模的基督教传教机构开展的活动影响不是很大。由于基督教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诱饵，且注重西方宗教感召社会的内容，故对普通百姓较有诱惑力，自传人甘肃以后，逐渐发展起来，在甘肃地方产生了一些影响，成为甘肃近代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一批批外地移民的到来，有许多移民信仰西方宗教，这更使兰州的西方宗教信仰者人数大增，西方宗教在兰州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时在兰州最大的基督教教堂（今天的山字石教堂），一次做礼拜的人数就达到六七百人。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甘肃各府县的传教活动也比较积极。光绪四年（1878年）天主教定凉州为传教士永久驻地后，这里便有了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河西的天主教信徒发展比较快。根据林竞的《西北丛编》记载，民国7年（1918年），凉州全县有人口14万，天主教徒就有3000人；张掖县有人口16万，天主教信徒有5000人；高台县有耶稣教信徒70余人。民国20年（1931年）前后，甘肃有基督教传教士居住地20处，传教士72人，信徒1336人，另外还有天主教徒7249人。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向甘肃传播时，各差会采取了传教与办教会、办学校、开医院相结合的传教布道措施，对普通百姓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当时在省垣，各教会开办的学校有协和中学1所，普通学校18所，其中男生有330人，女生有93人；4所高小，男生有36人，女生有27人。

    西方传教士不只在交通便利的府县城镇开展传教活动，一些偏僻的地方也有他们的足迹。当时在藏族居住的洮岷山区，有1处基督教教堂。“木耳桥畔有美籍舒牧师者，于老杨司令生前，租得山地一井，造房建室，移花接木，种菜播蔬，引水成溪。一面住家，一面设立安息会。每星期召教徒教友，唱和祈祷文兴赞词，宣讲耶稣教义。如此者，已十有余年矣。舒牧师西装革履道英语，吃咖啡与番民相配比，颇觉有趣。设有风磨电灯、收音机等设备。附近番民知识为之一新……”在拉卜楞寺，“又有美国教士新振华、季维善二人，各筑楼房一所，所需木料系拉卜楞寺供给，每年向拉寺交纳房租”。近代西方宗教的传人对本土宗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卓尼有个绿巴寺，因住持挥霍财产，无力维持，于是，把佛殿出售给了天主教堂。

    西方宗教传人甘肃后，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比如在宗教仪式上就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由于凡天主教信徒必须接受洗礼，亦称为“受浸”，因此在信教集中的某些地区就在河边举行洗礼，洗礼的情形是，“以木杆搭二小棚，男左女右，站成一半圆形之队阵，三唱诗歌，后浸入即往步棚内，更衣准备下水。唱诗时，每在歌音停顿后，即有一人闭目仰首，口呼天主，作有趣之叙述或祈祷并握拳摩胸作种种动人姿态，如有神附入其体者，其他人等则与之相呼应。‘啊，赞美！’‘啊，赞美！，赞美不已。受浸入更衣完毕，即由二人挽往河边，再由一人扶入水中。斯时主持受浸礼之牧师或神父已立于河之中央相俟，受浸入走至彼处，即由另一人共同扶持，面南而立，牧师则背东面西，以手招天高呼‘主啊，主啊！’后即作种种叙述及祈祷，然后扶持受浸者之二人于其述祷完毕，即猛将受浸者向水中一按而起，且与之用毛巾拭面上水。淋斯时，岸上人等即同时高唱圣诗或低呼‘啊，啊，赞美！’等句。受浸者被扶上岸后，岸边之二人即复以毛巾代拭头面，另易二人扶入布棚更衣，如是甲及乙至尽而止，受浸礼乃告完成”。

    1945年，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决定创办一个专门培养传道人才的学校，命名为甘宁青基督教联合会灵修院，隶属于联合会。联合会成立后组建了董事会，负责招收学员等事宜。当时的大部分学员由各地教会保送，经费由各地教会负责，学成后仍回当地传教。1946年，该校开学，招生工作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停止。

    七、其他与生活有关的观念意识

    人的社会意识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影之魂，社会意识大多数时候是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内容丰富的传统社会意识，也体现在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就汉族来看，家庭观念比较强，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维持家庭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如为延续家族的脉络而修家谱，为延续父系血脉而重视生育儿子，为了家庭的团结友爱而提倡孝道等。人们认为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祖先，木之本固则枝叶繁，水之源远流长则汇为江河，人以祖先为楷模则子孙繁衍；同时也认为，记往事以垂后世，垂后世以彰前人。因此，国有史，省府有志，家有谱。其他如男尊女卑的观念也与具体的行为习惯联系在一起，比如裹脚就是其一，以此来限制女性的人身自由，使其处于从属地位；再比如女子的衣物不能放在男子的衣物上面，女子不能从男子的前面走过，女子不能大声喧哗等，均反映出得是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和意识。

    汉族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以农为本的小生产意识的反映。农本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社会思想，这种观念使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狭隘封闭。崇拜权力的观念也很强，这是因为中国集权统治造成权力对人的影响很大，人们对权力到了崇拜迷恋的地步。不管是实现个人价值也好，还是实现政治愿望也好，最能体现人生价值的出路是步入仕途，别无他途，这使人们对权力有一种依赖心和迷恋心。迷信未知事物的观念也很多，比如夜梦不祥，常在清晨化解。在舟曲等地则请阴阳先生点一道符，口含清水，放翻锅盖，将口里水喷出后，念道“赫赫扬扬，日出东方，断缺噩梦，扫除不祥”。有的地方则在东墙上或白纸上写“夜梦不祥，写在东墙，太阳一照，化为吉祥”，以此禳灾。诸如此类的与生产生活有关的思想意识很多，在汉族中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