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性治理:新集体化视域下村庄治理的自在逻辑

经营性治理:新集体化视域下村庄治理的自在逻辑

Business Management:The Logic of New Collective of Village Management

朱　逸　纪晓岚

一、引　　论

有关于村庄治理的模式与理论，学者对其有着不同的阐释，如景天魁提出的“城乡结合部模式”、卢福营的“能人治理”模式、河北的“青县模式”、山东的“村企合一”模式、河南的“邓州模式”、广东的“蕉岭模式”、浙江的“温岭模式”等。本文拟从典型村庄入手，试图描绘村庄治理模式的新图景。

二、新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基础的变迁

（一）传统的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控制下的乡村社会

1.人民公社阶段

人民公社阶段的集体化表现为“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的集体行动逻辑。在单位化的公共空间内，每位成员的个人生活、劳动、交往、娱乐活动、文化学习等有着详尽的制度化约束，乡村社会更显模式化和计划性。

2.乡镇企业阶段

80年代，在乡村社会内部开始形成新的集体化缔结形式——乡镇企业。作为村庄的经济共同体，担负着一定的经济职能，但运营与管理大多还是由乡或镇政府直接管理，在体制上还是没有脱离对于政府的依赖。

（二）新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而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寻求现行制度安排变更或替换，或是新制度创造的制度变革，被称之为诱致性制度变迁。⁽¹⁾在以往的制度变迁中，国家和政府担当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起着方向性作用，而当前农村社会的发展则是诱致性社会制度的变迁。

三、村庄治理模式的传承与超越

（一）乡绅治村

在传统中国，乡村治理包含着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自治两个方面，乡村社会在这两种权力的相互作用下所实现的治理行为，被费孝通称为“双轨政治”。⁽²⁾乡绅与官府在长期的交往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即乡绅有配合官府治理乡村的义务与责任。⁽³⁾“乡里、保甲等基层政权总是掌握在当地的乡贤、望族手中，成为了乡绅地主欺压农民的工具。国家依靠这些地主乡绅，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⁴⁾

（二）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治理体制，使得原本松散的乡村社会，得到进一步的集中，由上至下的行政指令性管理，使得国家政权对于基层社会有了全面的渗入，公共性、集体性意识在农村得以扎根。

（三）多元的村庄治理模式

张厚安将村庄治理分为三种:“传统型”、“能人型”、“法治型”。⁽⁵⁾冯兴元、柯睿思、李人庆等则立足于村庄自身的类型，描绘了村庄治理过程中的主导模式。⁽⁶⁾（见图1）

贺雪峰以村庄自身秩序维度，划分了四类不同的村庄治理模式，即原生秩序型乡村治理、次生秩序型乡村治理、乡村合谋型乡村治理、无序型乡村治理。⁽⁷⁾

图1　不同村庄类型下的村庄治理主导模式

（四）传统与现代糅合下的村庄治理:经营性治理

村庄的经营性治理是传统意义上的乡绅治村、集权治理，与现代意义上乡政村治、村庄自治的结合。（见表1）

表1　经营性治理与诸多治理模式的多重维度比较

四、实践场域:一个集体资源丰富村庄的经营性治理真实图景

（一）个案介绍

九星村位于上海市西南地区，处于城市近郊。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全村村民1 117户、3 575人，经济状况比较落后。90年代中期开始，九星村开始集中村中现有土地进行集中管理、经营，建立九星综合市场，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的组建。历经十几年的发展，九星综合市场发展成年交易额达300亿元的大型市场，被誉为“中国市场第一村”。

（二）村庄经济结构

九星村村级集体经济经营状况分析。（见表2）

表2　九星村村级集体经济生产经营表（单位:万元）

九星村集体经济对于村庄治理有着较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

（1）村级集体经济的产权改革使得原本虚化的产权结构得到清晰化，克服了原本集体资产属于全体村民，但谁也触碰不到的空中楼阁现象。

（2）依托市场，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在九星市场内解决了160多名政府征地农转非人员、320名征地吸劳后又下岗的原住民和230名村外人员，设立了两家250余人的保洁公司和200多人的社会综合治理管理队，同时吸纳了大量的村民成为市场管理人员。

（3）依靠集体，村庄实现自我的社区福利供给。由村委、政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构建了“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多重主体的村庄社会福利供给模式⁽⁸⁾。（见表3）

表3　九星村社会福利的形式与内容

资料来源:《九星村退休人员补贴实施办法》、《九星村儿童节慰问金实施办法》、《九星村成材青年学生奖励实施办法》等。

（三）村庄组织结构

1.行政组织体系:九星村委、九星村党委

作为村庄自治的重要主体，九星村委和九星村党委依然担负着村庄日常治理的重要职能。（见图2）

图2　九星村村委会组织系统

2.经济组织体系:九星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村庄的经济组织，在村庄治理的组织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与村庄的行政体系相互配合，共同实现着村庄的自治。（见图3）

图3　上海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资料来源:上海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规范管理手册》。

3.非正式组织

在九星村，非正式组织如闵行区工商联七宝镇商会九星分会、司法工作站等，与正式组织共同配合，实现着对于村庄的治理。（见图4）

图4　村庄经营性治理下的村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五、经营性治理:内在的行动逻辑

（一）经营村庄:传统村庄治理理念的转向

1.成本核算观念

改变村庄以往的“等、靠、要”现象，使得村庄在治理过程中学会思考“成本—收益”分析，使得村庄的治理成为一个精打细算的运作过程。

2.利益观

将企业的成本核算和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一同移植到村庄之中，开始意识到利益对于调动村民群众积极性的作用，探索运用利益诱导和利益激励机制。

3.竞争意识

开始融入市场竞争，竞争意识也由此得到进一步强化，这种竞争意识也被嫁接到村庄内部村民之间的竞争、干部之间的竞争，通过竞争实现自我价值和增强组织和村庄的活力。

4.规范意识

作为“熟人社会”的村庄，“面子”、“礼俗”、“人情”被嵌入村庄的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共权力的运作。随着企业化制度规范运作引入，这种格局被打破，提高了村庄治理过程中的规范意识。

（二）理性行动:村庄集体行动困境的突围

以往的强制性、行政化手段被证明是一种低效的联结方式。农民的单位行动可以被认为是理性的行为，都是在通过“策略—选择”之后的最优化行动方案。在九星村内部，九星公司、九星村、九星村民是集体行动的重要主体，相互之间彼此依存，使得个体的理性行动与整体的集体行动之间达成平衡，从而形成了法人行动的理性。

（三）资产增值:村庄经营的主要内容

九星将企业经营中的成功经验和管理经验运用到村庄治理之中，把村庄视同企业的法人实体进行经营管理，并将资产的保值、增值确定为村庄的主要目标，通过对于该目标的实现，来维系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安定的村庄治理框架。

（四）利益导控:村庄治理的策略选择

九星公司及村委共同提供村庄内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改善村民生活品质，保护村庄和村民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成为基于利益导向下的策略选择。利益导控在村庄治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作用于村庄的整体性联结，同时也作用于个体的村民行动之中。

六、结语与讨论

村庄的经营性治理，是对于原本传统的村庄治理模式的突破，不仅是在形式上，更是在思想观念上。它是村庄自身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有其自身的运行与作用场域，即新集体化时代下集体资源较为丰富的村庄。村庄经营性治理突破了单一管理主体和治理方式，使得主体更为多元化，管理方式更为多样化，最重要的在于村庄治理更为高效。九星村的经营性治理，有其自身的特征，它揭示出了经营性治理模式的普遍性元素，这有助于厘清村庄经营性模式的整体图景。

（第一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第二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注释】

(1)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5页。

(2)费孝通:《费孝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3)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4)胡雷雪:《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9页。

(5)张厚安、徐勇、项继权:《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6)冯兴元、柯睿思、李人庆:《中国的村级组织与村庄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7)贺雪峰:《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

(8)朱逸、纪晓岚、李文静:《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路径分析——“政府＋集体经济”双重供给主体模式初探》，《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