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梦”的社会价值构成
闻学军 王晓漪
［摘 要］“中国梦”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梦。本文试图从“中国梦”的价值主体、价值内容、价值目标等角度，探讨“中国梦”的社会价值构成，分析“中国梦”所具有的时代与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梦 社会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闻学军，1972年12月出生，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总支书记，讲师，本科，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研究。
中国梦，实质上是中国人的社会发展梦，是百年来追求的现代梦、文明梦，是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与辉煌前景。作为中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追求的社会发展理想与目标，既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的特色，有别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梦。这种区别，不是技术形态、物质形态层面的区别，而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层面的区别。本文试图从“中国梦”的价值主体、价值内容、价值目标等角度，探讨“中国梦”的社会价值构成，分析“中国梦”所具有的时代与历史意义。
一、“中国梦”的价值主体——现实的人
社会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与方向，是价值的主体规定性所决定的。不同的价值主体，会从各自的利益与要求出发，进行不同的价值选择，呈现不同的价值状态。“中国梦”所蕴含的价值主体与当代西方社会的价值主体是不同的。
（一）西方社会的价值主体是抽象的个人
这个“个人”在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曾具有进步的意义与作用，表达一种与前现代社会的“教会”“王权”束缚个性、否定个体相排斥的社会存在。但是，由于“现代国家的存在……完全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的商业信贷”(1)，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2)，因此，这种“社会存在”被描绘成抽象的“普遍存在”，这种“普遍存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称其为“形式普遍性”。“个人被抽象地描绘成一种既定的人”(3)，个人特征“都设想成了既定的、独立于社会环境的”(4)、符合资产者要求的理性或者实体。这个“普遍存在”的逻辑前提就是“资本假设”。以边泌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将“个人”界定为单纯个人利益与幸福最大化的追求者，证明了利益与幸福的物化形态——资本的永恒性与超越性。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将资本主义的核心制度——私有财产、市场、自由竞争等——描述为符合效率和公平的要求”(5)，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与普适性。于是，这个“个人”从启蒙时期的“个性解放”“自我实现”替换成了“追求利润”“获取货币”，成为资本体系下的货币追逐者、等价交换原则的践行者、私有财产的拥有者。
资本的增值、自由市场、等价交换是诞生“个人主体”的根本原因，这个价值主体的最终取向就是资本“私有”（即利己）与“货币化”（即物欲化）。以资本主体的社会形态，以其创造的超过前几个世纪的生产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是过度物欲化、利己化同时也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当代英国学者乔纳森·沃尔夫在《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中这样描述:“市场就像一个我们偶然创造出来的怪物，但它现在已统治我们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感受到‘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6)美国学者迈克尔·J.桑德尔从“市场逻辑”的不公正现实中，看到了“一个由中立原则支配的社会之理想乃是自由主义的虚假承诺。它肯定个人主义的价值，却又标榜一种永远无法企及的中立性”(7)。法兰克福学派在反思现代社会“单向度人”的本质中，领悟到了“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8)。启蒙时期以自由平等的名义而争来的“个性解放”，终会因对“资本”、对“物质”的膜拜而再一次失去自由平等。因此，史蒂文·卢克斯认为“如果认真地对待平等和自由，那么它们必定会被超越。这种超越只有根据非抽象的个人观并在个人的具体社会特性中得以实现”(9)。
（二）中国梦的价值主体是现实的个人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价值的本质，指出从“抽象的人”出发，从那个既没有生命特征也没有生活特征的、脱离了经济基础生产过程的“一般人”出发，去寻找解决资本运行模式下的阶层差别、“人的异化”、道德沉沦的社会问题是虚假的命题，指出“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活过程与活动”才是认识社会与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复地强调，不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活动的人”(10)，“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1)，“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12)。可见，处于特定社会形式、特定生产力状态下的“现实的个人”才是社会发展、社会价值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这就明确了作为社会的共同理想与奋斗目标，“中国梦”的价值主体是“每个中国人”。那么，这“每个中国人”的内涵是什么呢？习总书记的报告中，分别提到了“人民群众”“全国各族人民”“爱国统一战线”“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等，全面概括了当前社会存在的各领域、各个层面的“每个中国人”。
这样的价值主体具有广泛性，涵盖了每个中国人。从其本质属性来讲，这样的人不是抽象、一般、孤立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3)，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人。具有其共同的社会属性与特殊的个体属性，既是个体也是群体，既是单数人称也是复数人称，既是我也是我们。这样的人既不基于“政治假设”，也不是基于“经济假设”，更不基于“学术假设”，而是基于劳动过程的人。劳动是人区别于他类的本质属性，也是“现实的个人”的根本属性，更是当前中国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人的共同属性。以“劳动”的视角来看待人，超越了“抽象的个人观”，同时也克服了“资本特性”人的缺陷。“现实的个人”是劳动过程中发展的人，是处于具体社会历史关系中的人。因此，“现实的个人”所追求的不会是“资本”，不会是“权力”，而是在劳动中不断地改变与发展自身，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外化。
二、“中国梦”的价值内容——人、社会、生产力三者的全面的协调的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把“现实的个人”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前提与主体，将现实的人确定为生产力与人并且与社会相统一时，那么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分析和阐述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就不仅仅是涉及生产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只是涉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两种关系、两种思路的统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14)这就清楚表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一起共同构成社会发展的内容。我们既不能离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去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样，也不能离开人与社会的关系原理去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是人、社会、生产力三者有机统一的发展，是历史的现实的发展。
作为一种现存的社会状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直以来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两大冲突，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前者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化的大生产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后者的根本原因则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坚持私有制的基础上，从“资本特性”的人出发，只重视资本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物质的发展，无视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精神的发展——用国民经济学或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来说，这些都是资本、市场以外的事，不是利润所考虑的，从而带来了贫富两极分化、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及人的行动与精神危机等社会问题，加剧了两大矛盾的冲突。至今在西方，依然存在着1%和99%的对立。20世纪美国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将其归纳为“由于自我保全和幸福要以财产为前提，因而公民社会的目的就可以说是保护财产，保护社会中富有的成员免于贫困者的索要”(15)。英国学者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中，将其描写为:商品的供给与权利的应得之间，始终是分道扬镳地存在着。政治上所谓的平等无法在经济上实现。索罗斯在《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中认为“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私有财产制相结合起来，势必会产生许多不平等现象；如果置之不理，那么不平等状况只会增加不会减少”(16)。可见，社会化大生产无法与私有制统一，劳动无法与资本统一。私有制束缚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同样的资本束缚了人的劳动的发展。正是这两大冲突，造成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永恒”的危机。到目前为止，不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坚持自由主义还是坚持整体主义，结果带来的不是“金融危机”就是“福利困境”。其根源就在于社会发展是据于抽象的人性，割裂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社会及个人三者的辩证关系，无法使三者有机协调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是坚持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发展道路。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到“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宗旨，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再到“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思想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理念:坚持生产力、人、社会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生产力、人、社会三要素的协调发展。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与促进社会、人的发展，而不是以忽视甚至限制束缚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为代价。同样，社会、人的发展则进一步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不是以牺牲生产力发展为代价。尤其是，社会发展是建立在促进生产力、人的发展基础之上，而不是以阻碍生产力发展、束缚人的发展为代价的。
尽管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片面理解与看待三者关系的错误。如在“文革”十年，片面地重视社会的发展而忽视人、生产力的发展。只强调社会的发展——发展“又大又纯”的公有制，而忽视人的发展——“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改革开放后，也曾走向了另一个片面，即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注重GDP发展、经济的发展、物的发展，忽视了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造成了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现象，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改革阻碍。比如，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贫富差别问题、就业难问题、用工荒问题、教育资源配置问题、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等。但是，每一次错误在实践中得到了纠正。就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追求的价值观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理念:坚持生产力、人、社会三者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坚持生产力、人、社会三要素的协调发展。
中国梦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就是这样一种协调的社会状态。中国梦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从目标来看，不论是“富强”还是“振兴”“幸福”，这三个描述性词汇都蕴含着“富足”“强大”“兴旺”“和谐”“满足”的意思，那么它们的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和谐一致。因为只有达到这样的状态，才能称得上“富强”“振兴”“幸福”的社会。从内容来看，一是人民利益、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相统一；二是“五大建设”共同发展；三是个人与社会共同富裕。既有政治的发展又有经济的发展，既有物质的发展又有精神的发展，既有个人的发展又有社会的发展，不唯资也不唯权。中国梦根植于当代中国的具体现实，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的个人，对人、社会、自然关系的客观的认识，对人、社会、生产力三者的全面的协调的发展。
三、“中国梦”的价值目标——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社会价值是用来体现人的生活意义的，人的生活意义的本质“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7)，而不受任何外在物的束缚，能够“控制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18)。而人的生存条件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相联系的，既要受到生产力也要受到社会发展状态的影响。因此，社会发展应该是在不断协调人、社会与生产力三者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现实的个人”不断地挣脱旧的生产力、旧的社会关系的束缚，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认为“现实的个人”的发展呈现这样的演进历程:神役—物役—全面发展三个阶段。“神役”的阶段就是前现代社会阶段，在这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并受制于封建等级宗法体制的束缚。“物役”阶段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这个阶段否定了封建专制，摆脱了神性统治，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但是资本对工人的统治，货币对人的奴役，总之“死的物对活的人的统治”，又成为现实的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束缚。在这基础上，社会发展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也就是在“物役”阶段建立起来的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基础上，摆脱“物役”，获得“自由个性”。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的现实出发，认为物的统治，是继“宗教”“神”之后的束缚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又一个枷锁。他们指出现代社会的最有价值的那件事就是将“纯粹的物的关系”转变为真正的“个人关系”，将人的自身从“物化”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摆脱“物”的统治资本的统治，获取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就像当年资产阶级摆脱神的统治，获取人性的解放一样。这是人、社会、生产力三者统一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自身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当然应该是现代社会的价值目标。
从改革之初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到21世纪初的“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到“中国梦”，正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从以追求物质发展为主导到以追求社会发展为主导、再到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主导，从以物为本进步到以人为本的演变历程，体现了当代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以改变物化关系为主旨的哲学意蕴。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人民”的本质应该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一个“中国人”——“现实的个人”，中国梦的实现过程就是“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既不将人的发展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将人的发展超越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人们进行物质生产的物质条件出发，不断改善人的状况、开发人的潜能，最为重要的是改善人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创造有益于人不断发展的环境”(19)，让每个人共享改革的成果，让每个人生活得更有尊严与自信，从而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这样的价值目标对当代社会发展来讲，具有解决问题的现实能力，更具有超越的历史能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其实质来讲，是现代性的建设。在西方社会现代性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可克服的问题与缺陷后，作为后发的现代性社会，从经验上讲，应该给予超越。这种超越就是体现在以现实的个人为主体，以协调生产力、社会、人的发展为内容，摆脱物化关系，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之中。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3—584页。
(3)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4)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5)同上，第84页。
(6)乔纳森·沃尔夫:《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7)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8)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9)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12)同上，第525页。
(13)同上，第73页。
(14)同上，第123页。
(15)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9页。
(16)乔治·索罗斯:《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索罗斯给开放社会的建言》，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
(19)李青:《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以人为本”》，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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