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共产党宣言》序言演变的理论与中国共产党90年党建现实回应

《共产党宣言》序言演变的理论与中国共产党90年党建现实回应

时间:2022-09-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摘要]基于《共产党宣言》序言的历史演变,挖掘其中蕴涵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的理论意蕴,从党的纲领建设、党的性质建设、党的思想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学风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多维视阈探究序言演变透露的理论昭示与中国共产党90年党建实践的现实回应。

共产党宣言》序言演变的理论昭示与中国共产党90年党建的现实回应

夏道玉

[作者简介]夏道玉,女,汉族,1981年出生,安徽天长人,硕士,讲师,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社科部支部书记,研究方向:高校德育。

[摘 要]基于《共产党宣言》序言的历史演变,挖掘其中蕴涵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的理论意蕴,从党的纲领建设、党的性质建设、党的思想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党的学风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多维视阈探究序言演变透露的理论昭示与中国共产党90年党建实践的现实回应。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序言 中国共产党 党建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0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谱写出党建伟大工程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为自己的建党指南。作为《宣言》起草者,马克思、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根据时代的语境,从1872年到1893年先后为《宣言》著录了七篇序言,这一补充蕴含深邃的党建思想,为中国共产党90年党建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中国共产党又是通过每一时期党建的实践来对其进行现实回应。

昭示与回应之一:党的纲领建设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党纲建设,认为党就是在这面旗帜指引下通过每阶段目标的实现进而达到最终的目标,要求共产党人做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者。一方面,认清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关系。最高纲领为最低纲领指明方向,决定最低纲领的性质与方向;最低纲领为最高纲领的实现准备条件,影响最高纲领的进程与途径。另一方面,掌握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运行态势。最高纲领作为最终奋斗目标要矢志不渝;最低纲领作为具体实践目标要与时俱进。在《宣言》正文中,马恩毫不隐讳地提出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纲领,在序言中,马恩侧重考查如何正确处理阶段性纲领之间的承接问题。以1893年序言为例,恩格斯指出: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1]269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论的捍卫者,90年来既矢志不渝坚持共产主义最高纲领又与时俱进地提出每一阶段的最低纲领,并积极探索最低纲领之间的承继关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分析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区别。从党成立一开始就提出共产主义最高纲领。“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2]1059到党的七大最终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最低纲领。“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2]1060另一方面,探究最低纲领之间的承接。毛泽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纲领与社会主义纲领是文章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有力驳斥了党内教条主义者在纲领问题上的一次革命论与两次革命论的错误倾向。“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3]651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国情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低纲领。“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来制定规划。”[4]252

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全面小康社会才能逐步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5]178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不断深化对党纲的认识,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

昭示与回应之二:党的性质建设

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开始就公开申明自己的党性,批判资产阶级宣扬政党非党性、无党性与超党性。在《宣言》正文中,马恩指出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在于共产党是阶级性、先进性与社会性的高度统一,在序言演变中马恩重申了这一点。第一,阶级性。在1872年序言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1]249第二,先进性。在1882年序言提到: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1]251第三,社会性。在1888年序言谈及:这个同盟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1]254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党性教育,90年来的集中概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阶级性上突出党的无产阶级属性,七大修改党章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在先进性上突出党是先锋队,“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要看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2]1079在社会性上突出党群关系的广泛,“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政党”。[3]524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阶级性上强调党的工人阶级属性,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更能体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从长远看有利于提高工人阶级整体素质。在先进性上强调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6]268在社会性上强调党群关系的交互性,“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6]266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阶级性上关注新阶层入党会不会改变党的性质问题,“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先进性上突出党员的觉悟性,“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5]169在社会性上注重党的代表性,把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有机结合起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阶级性上思考如何立党为公与执政为民的命题,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在先进性上思索如何保持长期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在社会性上探寻如何增强党的渗透性,尤其重视在非公企业组织中开展党建活动。

昭示与回应之三:党的思想建设

马克思主义政党十分注重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的头脑,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建的首位。《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前进的行动指南,通过1892年序言描述《宣言》在欧洲各国传播状况,恩格斯高度赞扬了《宣言》这种批判武器的重大作用。“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1]266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建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紧紧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主题,用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来提升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七大党章修改报告指出:我们党正是在这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中最忠实、最勇敢、最觉悟与最守纪律的代表,从而使它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深化了全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主题,不断深化全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贯彻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什么是科学发展,怎样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昭示与回应之四:党的组织建设

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得到增强,不仅需要科学理论的武装,还需要坚强组织的保证。马恩在序言中明确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保证党成为先锋队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在1888年序言中恩格斯通过关注阶级的民主来折射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事业发达的根本保证。“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1]257另一方面,党内集中是党的力量。在1872年与1888年序言中马恩两次提及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秘密组织存在的集中现状。“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248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民主集中制看作是巩固和发展党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又不至于走到极端的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3]529在总结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时,1962年毛泽东重新提及1957年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构建图景——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政治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没有民主集中制就没有社会主义。一是立党建国的原则。“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7]312二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7]303三是事业发达的动力,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发挥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优势。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集中也是党的生命。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认为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政治原则又是组织纪律

昭示与回应之五:党的学风建设

党的学风是党的性质和世界观在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气,在序言中马恩十分强调学风问题。第一,态度。在1872年序言中实事求是地承认了对社会主义文献批判的不完全性。“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1]249第二,方法。在1872年序言中强调学习《宣言》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8-249第三,目的。坚持学以致用,在1892年序言中恩格斯指出学习《宣言》就要联系大工业发展实际来看待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宣言》波兰文新版本,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1]266第四,风气。在1872年与1888年序言中恩格斯两次重申学习经典文献要尊重历史原貌。“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1]259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学风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学风问题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一是在态度上强调实事求是,“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楷模”。[3]522二是方法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其列为三大作风之首。三是目的上做到有的放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2]801四是风气上重视调查研究。“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2]802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是在态度上坚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6]364二是方法上重视实践,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是目的上突出解决问题。“学马列要精、要管用。”[4]382四是风气上提倡民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6]144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是在态度上强调与时俱进,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二是方法上坚持创新,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三是目的上突出学以致用,必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四是风气上提倡讲学习,把讲学习放在“三讲”的第一位,学习是个前提,不学习,政治上就不可能成熟,就不可能弘扬正气。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是在态度上强调求真务实,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学习观与方法论的本质要求。二是在方法上坚持发展观点,“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符合的就毫不迟疑地去改,真正使促进发展的各项工作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9]105三是目的上突出实效,学习做到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四是在风气上提倡创先争优,把创先争优学习氛围与建设学习型政党紧密结合起来。

昭示与回应之六: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设密切相连,因为无产阶级专政通常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的。因此,在序言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论述暗含无产阶级政党能力建设的意蕴,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马恩通过序言对《宣言》进行补充,马恩认为巴黎公社的失利既有时代条件的不成熟又有无产阶级及政党能力的不具备。一方面,在1893年序言中马恩提到:“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1]268另一方面,在1872年与1888年序言中两次提及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能力与方式的问题。“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258

党根据国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把党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执政后的现实命题加以思索。一方面,90年来阐明了党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提高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另一方面,90年来提出了党执政能力的现实诉求。紧紧围绕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中突出党的学习能力,认为学习是党执政的前提,解决党何以执政的可能性。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进京赶考”的命题。“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与建设城市。”[8]1427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强调党的改革能力,解决党何以执政的可为性,强调党用改革办法进行自我完善与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如果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6]327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纪之交重视党的代表能力,这关乎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解决党何以执政的可信性,强调党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突出党的发展能力,强调发展是党执政的保证,解决党何以执政的可行性,强调党必须用发展办法解决自身存在的一切问题,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因此,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昭示下,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人民主心骨,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