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组织与《伯德修正案》的立废

第三节　世界贸易组织与《伯德修正案》的立废

《伯德修正案》的全称是《2000年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CDSOA，The 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of 2000）。由于该法案的提出者是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伯德（Robert Byrd），并且该法案修改了美国《1930年关税法》（Tariff Act of1930）的第四篇，所以一般被称为《伯德修正案》，美国国会于2000年10月28日通过该法案。根据《伯德修正案》，美国海关把上一年度向外国公司征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款按比例直接分配给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的美国公司，而不是上缴财政部，以弥补这些公司合理的费用并作为对持续倾销与补贴的抵消。

在表面上，《伯德修正案》显得很公正，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的美国公司都有可能获益。但事实上，其收益的行业和企业都非常集中。从行业间分配上看，税款主要返还给了钢铁产品和轴承业。仅以2004财政年度为例，根据美国海关总署的统计，轴承业获得了7720万美元的税款，钢铁产品部门收到了5810万的税款，这两个部门就占了返还税款总额的一半以上。如表5.1所示，当年通过《伯德修正案》获得补贴金额1000万元以上的行业还包括蜡烛、水泥、食品生产、计算机芯片等。从企业间分配上看，《伯德修正案》的受益集中度也很高。以2005财政年度为例，蒂姆肯公司（Timken Company）及其子公司通过《伯德修正案》得到了8120万美元的补贴，几乎达到总额的36%。当年其他三个最大受益方分别是生产轴承的艾默生动力传动（Emerson Power Transmission）、生产蜡烛的兰开斯特殖民地公司（Lancaster Colony Corporation）和AK钢铁公司，其获得返还的税款分别为1660万、1140万和710万美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2001年到2005年通过《伯德修正案》支付的金额约为12.6亿美元，其中4.76亿美元都分配给了蒂姆肯公司及其子公司。也就是说，这一生产滚珠轴承和钢管的公司独占了通过《伯德修正案》支付金额的1/3以上。^[62] 这样，《伯德修正案》的税款不仅集中流向了钢铁等产业部门，而且集中流向了某几个特定的企业。

表5.1　从《伯德修正案》获得返还金额居前十位的产业部门（2004财政年度）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Bureau of Customs and Board Protection，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Disbursement Report for FY2004。

《伯德修正案》保护的仅仅是钢铁业等少数生产者，却伤害了更大范围的钢铁消费产业、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首先，伯德修正案对国内的汽车产业、建筑业、运输业、航空航天产业等钢铁消费产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美国国内钢铁生产者的产量和品种不能完全满足其需求，这些产业都严重依赖外国钢铁的可获得性。当面临来自《伯德修正案》的税收时，一些外国钢铁生产者不得不停止向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这样，美国的钢铁消费行业会失去可供选择的材料供应商。其次，《伯德修正案》对钢铁行业工人的保护是以整个国家工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当对外国原材料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时，这些相关产品的价格也会上涨，从而削弱了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最终迫使这些企业采取裁员等成本削减措施。研究表明，那些进口依赖型产业的工人数远远超过美国钢铁行业的工人数，两者的比例约为40∶1。^[63] 因此，《伯德修正案》导致一些进口依赖型产业将生产从美国转移向其他国家，从而也带走了不可估量的工作机会。最后，美国钢铁行业将会从更少的竞争和额外的补贴中获益，但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对所有钢铁制成品支付更高的价格，比如使用钢铁作为原材料的汽车、住房、家电等价格都会上涨。正如史蒂夫·亚历山大（Steve Alexander）所评论的:“为《伯德修正案》的‘百万俱乐部’买单的人事实上正是美国的纳税人。”^[64] 这样，《伯德修正案》将特定的产业利益（比如美国钢铁生产者）凌驾于美国整体经济之上。但是，钢铁行业等受益者人数虽少，却可以向负责制定贸易政策的国会施加更大的影响，而钢铁消费行业等受损者则在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上面临很大的游说困难。《伯德修正案》的立法过程生动地体现了国会议员与特殊产业之间的政治关联。

其实，《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最早是由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迈克·迪怀恩（Mike De Wine）于1999年1月19日提出的，共有26个共同提案人。由于迪怀恩的议案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协定，在贸易事务上具有管辖权和专门知识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并没有通过该议案。然而，该议案却引起了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参议员的注意。伯德当时任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主席。拨款委员会不仅是参议院中最大的委员会，也是最有权力的委员会之一，因为它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一起负责制定关于联邦资金分配的法律。自1959年以来，伯德就进入到该委员会并在其中连任八届。作为国会中最有影响力的议员之一，伯德利用其职务之便，成功地将上亿的联邦资金分拨到了自己所在的州。伯德公开声称:“我想要成为西弗吉尼亚州的摇钱树。”^[65] 西弗吉尼亚州烟煤等矿藏资源丰富，是钢铁产业集中的地区。作为该州在国会的利益代表，伯德一直通过推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来积极支持当地的钢铁公司和保护当地的就业机会。伯德在公开的言论中毫不掩饰其保护当地钢铁产业的目标。他声称:“美国贸易政策过于受到外交利益和对贸易伙伴福利的考虑的影响，而对国内需求和美国人就业的考虑太少……西弗吉尼亚深切地感受到了设计拙劣的贸易政策对其造成的伤害。”^[66] 长期以来，伯德的日程都是围绕着西弗吉尼亚州钢铁和煤矿产业的保护而进行的。

伯德在审视了《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后，认为该法案可以给钢铁行业带来利益，于是将此法案纳入了《美国农业与食品药物拨款法》第十部分。作为钢铁行业的支持者，27名参议员和67名众议员成为该议案的共同提案人。如表5.2所示，这些议员多来自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密歇根、西弗吉尼亚等钢铁产业集中的州。比如来自俄亥俄州的2名参议员及12名众议员与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2名参议员及9名众议员都成为提案人。^[67] 这样，在参众两院有影响力的、跨党派的“国会钢铁连线”的支持下，伯德巧妙地利用立法程序使《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在国会中获得了通过。

表5.2　《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共同提案人的分布

资料来源:本人根据《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的共同提案人的名单统计而成。完整的名单参见Benjamin H.Liebman and Kara M.Reynolds，“The Returns from Rent构—Seeking:Campaign Contributions，Firm Subsidies and the Byrd Amendment，”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9，No.4，2006，p.1365。

长期以来，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推行者向来是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虽然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具有更大的保护主义倾向，但克林顿总统在其任期内还是致力于推动贸易自由化，并且在推动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的国内政治斗争中都取得了成功。对于具有明显保护主义色彩的《伯德修正案》，克林顿总统吁请国会先不要考虑这一条款，或者国会在休会之前推翻该条款。克林顿总统承认，《伯德修正案》“为美国一些行业提供了超过保护水平的政府补贴，但并未对美国其他行业或者消费者提供同水平的津贴。因为反倾销或者反补贴税，这些行业的生产者不得不在工业投入上支付更高的价格，消费者也同样如此”。^[68] 但该修正案提出之时正值美国2001财政年度拨款的最后讨论。相比《美国农业与食品药物拨款法》，这个不足六页的修正案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克林顿总统被迫签署了该法案，但抗议《伯德修正案》的规定违背了美国的国际义务。

在美国国会于2000年10月28日通过《伯德修正案》后，多个国家表示反对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与美国进行了磋商。由于磋商未果，世界贸易组织于2001年7月12日应澳大利亚、巴西、智利、欧盟、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泰国九个成员的要求成立专家组。专家组于2002年9月16日散发了报告，美国随后提出上诉。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于2003年1月最终判定《伯德修正案》不符合《反倾销协议》（ADA）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ASCM）中的相关条款，并要求美国于当年12月27日前废除该法案。^[69]

作为共和党人，此时已接替克林顿出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具有更坚定的自由贸易信仰。自2001年上任以来，布什一直强调自由贸易对美国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即使《伯德修正案》并未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它也会损害美国重要贸易伙伴的利益，破坏美国作为自由贸易倡导者的正当性。例如在2001年4月，布什总统强调了美国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好处，即自由贸易可以刺激整体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加快经济与法律改革的进程、拆散腐败的官僚机构和巩固民主。^[70] 基于这些好处，布什政府反复表明其有意在推动自由贸易上扮演领导角色。用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波特曼（Robert Portman）的话说:“如果美国不愿实现贸易自由化，我们如何期待其他国家呢？”^[71] 在布什政府看来，作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美国应该在这方面首先采取行动。

在世界贸易组织做出裁决后时，布什政府立即表示将寻求服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即使维护《伯德修正案》也要以和美国国际义务相协调的方式来进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申明:“美国已经成为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争端解决的领头羊。因此，正如在其他案件中一样，美国将寻求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义务。”^[72] 布什总统在2003年2月3日递交给国会的2004财政年度预算草案中敦促国会废除这一法案。他提出，根据《伯德修正案》所支付给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发起者的税款最好用于更优先的方面。

布什总统的提议在国会仍然遭到了强烈的反对。2003年2月4日，参议员伯德、迪怀恩与他们的67名同事一起写信给布什总统表示抗议。他们认为“《伯德修正案》对保持高就业率和美国产业竞争力而言至关重要”，还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行为超出了其职权范围，因为违反条约的行为并不存在”。伯德声称“撤销或者废除这项贸易法案将是滑稽的”。这位法案的始作俑者要求他的国会同仁反对撤销，“以便于将美国的制造业和农业生产者从不公平的倾销外国进口商品的浪潮中挽救出来”。^[73] 由于这些议员的影响，国会并没有认真地考虑总统关于撤销《伯德修正案》的提议。这样，直到2003年12月27日这一最后期限，国会还没有修改法律的迹象。立法记录显示，大多数众议员和参议员仍然反对对这项法律做出任何改变。

由于最后期限已过，世界贸易组织于2004年11月26日授权欧盟、加拿大和其他五个成员可对来自美国的部分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其数额相当于美国根据《伯德修正案》对外国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总额的72%。自2005年5月1日起，欧盟对美国产品征收2800万美元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对美国产品征收1400万美元的报复性关税，随后墨西哥对美国产品征收2090万美元的报复性关税，日本对美国产品征收5200万美元的报复性关税。这些报复性关税对美国的许多产业都产生了影响，包括酒类、塑料制品、复印机、圆珠笔、生猪、牡蛎、扁钢和工业皮带等。这样，国会面临着来自美国多个行业以及智库和社会舆论的更大压力。

作为一个主要由下游制造业和零售商所组成的公司联合体，消费行业贸易行动联盟（CITAC）一直呼吁国会推动废除《伯德修正案》以使美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在世界贸易组织授权欧盟等成员征收报复性关税后，这一组织积极督促国会保护美国消费者和出口商的利益。该联盟主席乔恩·简森（Jon Jenson）指出:“国会必须采取迅速的行动废除《伯德修正案》，以便使美国遵守全球贸易规则并避免对数百种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制裁，导致报复的直接原因是一些议员不愿考虑整个国家的福利和全球贸易体系的福利。《伯德修正案》是典型的分配政治，消费者和出口商不应该为这一考虑不周的法律下不公平的补贴承担代价。”^[74] 在欧盟、加拿大等宣布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后，消费行业贸易行动联盟再次呼吁国会撤销《伯德修正案》。为了向国会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一组织于2005年5月10日正式成立了“《伯德修正案》工作组”，部分国会议员应邀出席了成立典礼。^[75]

为了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布什政府在2005、2006财政年度预算草案中继续向国会提出了撤销《伯德修正案》的要求。这场反对《伯德修正案》的行动由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领导。^[76] 作为布什家族的密友，波特曼深得总统的信任。^[77] 在2005年12月给众议院议长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的一封信中，波特曼强调:“政府先前曾说明，政府认为《伯德修正案》无根据地从财政部转移资金，将数亿元纳税人资金提供给那些已经从对进口产品所得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中获得保护的企业及有关方面。鉴于国家具有更高的需求和更好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竞争力，这项补助金从国内经济的观点看是没有根据的。这项补助金应该取消。”^[78] 作为前任国会议员，波特曼具有丰富的经验来争取更多的国会议员对总统立场的支持。

由于安抚其选区的需要，国会议员更容易持有保护主义的论点，但这些议员也可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当性及其制裁的威胁来维护自由贸易。作为总统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最重要的国会盟友，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比尔·托马斯（Bill Thomas）在推动《伯德修正案》的废除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查尔斯·格拉斯利认为《伯德修正案》本来就没有经过参议院的充分讨论，这样的法律如果经过在国际贸易事务上具有专业性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来审查，就会因其对国际承诺的违反而不被考虑。在美国败诉后，格拉斯利指出:“无论我们的案件是赢还是输，我们都需要遵守我们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否则，当其他国家输了针对我们的案件时，我们难以希望它们也遵守承诺。”^[79] 在欧盟和加拿大决定对美国进行制裁后，格拉斯利表示会与政府和其国会的同事协调:“我希望我们能够很快在《伯德修正案》上达成共识以使我们能避免持续的贸易制裁。”^[80] 比尔·托马斯明确指出:“这项法律与美国的国际贸易义务不一致，审计署最近的报告已表明近五亿美元被支付给了仅仅五家公司，其中三个还是彼此关联的。”^[81] 作为众议院管辖国际贸易事务的筹款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把废除《伯德修正案》并将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款返还财政部作为削减联邦财政赤字计划的一个部分。在托马斯等人的努力下，国会于2006年2月8日通过了《2005年赤字削减法案》（DRA），规定将反倾销、反补贴税返回给财政部以减少赤字，由此撤销了《伯德修正案》。值得注意的是，该减赤法案在众议院仅以216∶214票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在参议院则以51∶50即副总统投票的情况下才有惊无险地通过。^[82] 显然，如果没有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及其对制裁的授权，《伯德修正案》仍将会得到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而继续存在下去。

【注释】

[1]Kenneth W.Abbott，Robert O.Keohane，Andrew Moravcsik，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uncan Snidal，“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2000，p.401.

[2]Kenneth Abbott，Robert O.Keohane，Andrew Moravcsik，Anne-Marie Slaughter and Duncan Snidal，“The Concept of Legalization，”p.402.

[3]Barbara Koremenos，“An Econom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PIPES Workshop，University of Chicago，February 4，2010.

[4]伯纳德·霍克曼、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刘平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Ⅺ页。

[5]John H.Jackson，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Constitution and Jurisprudence，London: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8，p.37.

[6]Ibid.，pp.36-37.

[7]John Croome，Reshaping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A History of the Uruguay Round，World Trade Organization，1995，p.144.

[8]Richard Steinberg，“in the Shadow of Lawor Power: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2，2002，pp.339-374.

[9]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Boston:Little Brown，1977.

[10]Anu Bradford，“When the WTO Works，and How It Fails，”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51，No.1，2010，p.9.

[11]James Mc Call Smith，“The Politics of Dispute Settlement Design:Explaining Legalism in Regional Trade Pact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1，2000，p.173.

[12]Yoram Z.Haftel and Alexander Thompson，“The Independen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oncept and Applications，”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0，No.2，2006，p.268.

[13]Rachel Brewster，“Rule-Based Dispute Res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Virginia Law Review，Vol.92，No.2，2006，pp.259-260.

[14]John Croome，Reshaping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A History of the Uruguay Round，p.149.

[15]Ernest H.Preeg，Traders in a Brave New World: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103.

[16]John Croome，Reshaping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A History of the Uruguay Round，p.264.

[17]Ibid.，pp.265-266.

[18]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1995，pp.5-49.

[19]Jack Goldsmith and Eric Posner，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3.

[20]Ibid.，pp.154，160.

[21]Bruce Wilson，“Complianceby WTO Member with Advers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Rulings:The Record to Dat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10，No.2，2007，p.400.

[22]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103.

[23]Ibid.，p.244.

[24]G.John Ikenberry，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55.

[25]Ibid.，pp.244-245.

[26]John Croome，Reshaping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A History of the Uruguay Round，p.149.

[27]Christina Davis，Why Adjudicate？Enforcing Trade Rules in the WTO，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41.

[28]Ibid.，p.50.

[29]Ibid.，pp.102-243.

[30]Susanne Lohmann and Sharyn O’Halloran，“Divided Government and U.S.Trade Policy:Theory and Evide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4，1994，pp.595-632.

[31]托尔斯滕·佩尔森、吉多·塔里贝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方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32]斯蒂芬·施密特、麦克·谢利、芭芭拉·巴迪斯:《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33]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34]Stephen 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s Investment and U.S.Foreign Poli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11.

[35]李巍:《制度变迁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36]I.M.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第4版），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37]斯蒂芬·斯克夫罗内克:《总统政治——从约翰·亚当斯到比尔·克林顿的领导艺术》，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38]I.M.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第4版），第56页。

[39]同上书，第101页。

[40]乔纳森·休斯:《美国经济史》（第7版），邸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页。

[41]李道揆:《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下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75页。

[42]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

[43]I.M.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第4版），第54页。

[44]同上书，第104页。

[45]Ernest H.Preeg，Traders in a Brave New World: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p.30.

[46]Ibid.，p.53.

[47]Ibid.

[48]John Croome，Reshaping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A History of the Uruguay Round，p.380.

[49]约翰·H.杰克逊:《1994年主权大辩论:美国接受并实施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载约翰·H.杰克逊:《GATT/WTO法理与实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448页。

[50]I.M.戴斯勒:《美国贸易政治》（第4版），第230页。

[51]Nitsan Chorev，“A Fluid Divide: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in U.S.Trade Policy Forma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4，No.4，2007，p.676.

[52]Ibid.，p.677.

[53]Rachel Brewster，“Rule-Based Dispute Res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p.277.

[54]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事务部编:《WTO争端解决案件概要》，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55]Alexander Thompson，“A Domestic Logic for International Delegation:U.S.Support of WTO Legalization，”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PIPES Workshop，University of Chicago，April29，2010，p.13.

[56]Orin Kirshner，“Triumph of Globalism:American Trade 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20，No.3，2005，p.497.

[57]Nitsan Chorev，“The Institutional Project of Neo-Liberal Globalism:The Case of the WTO，”Theory and Society，Vol.34，No.3，2005，p.342.

[58]Judith Goldstein and Lisa L.Martin，“Legalization，Trade Liberalization，and Domestic Politics:A Cautionary Not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3，2000，p.609.

[59]Michael J.Gilligan，Empowering Exporters:Reciprocity，Delegation，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American Trade Policy，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p.8.

[60]Michael J.Gilligan，Empowering Exporters:Reciprocity，Delegation，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American Trade Policy，p.9.

[61]朱迪思·戈尔茨坦:《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GATT、WTO和国际贸易自由化》，载安妮·克鲁格编:《作为国际组织的WTO》，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62]有关数据参见http://www.citac.info/press/release/2005/12_12.php。

[63]Hale E.Sheppard，“The 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Byrd Amendment）:A Defeat before the WTO May Constitute an Overall Victory for U.S.Trade，”Tula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Vol.10，2002，p.146.

[64]http://www.citac.info/press/release/2005/12_12.php.

[65]Claire Hervey，“The Byrd Amendment Battle:American Trade Politics at the WTO，”Hastings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Review，Vol.27，No.1，2003-2004，p.148.

[66]Hale E.Sheppard，“The 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Byrd Amendment）:A Defeat before the WTO May Constitute an Overall Victory for U.S.Trade，”pp.143-144.

[67]Benjamin H.Liebman and Kara M.Reynolds，“The Returns from Rent-Seeking:Campaign Contributions，Firm Subsidies and the Byrd Amendment，”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9，No.4，2006，p.1365.

[68]Hale E.Sheppard，“The 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Byrd Amendment）:A Defeat before the WTO May Constitute an Overall Victory for U.S.Trade，”p.140.

[69]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事务部编:《WTO争端解决案件概要》，第29页。

[70]Hale E.Sheppard，“The 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Byrd Amendment）:A Defeat before the WTO May Constitute an Overall Victory for U.S.Trade，”p.141.

[71]Ibid.，p.142.

[72]Nitsan Chorev，“The Institutional Project of Neo-Liberal Globalism:The Case of the WTO，”p.343.

[73]Tudor N.Rus，“The Short，Unhappy Life of The Byrd Amendment，”Journal of Legislation and Public Policy，Vol.10，No.2，2007，p.436.

[74]http://www.boatingindustry.com/market-outlook/2004/12/01/citac-calls-forrepeal-of-byrd-amendment/.

[75]http://www.usmsfp.org/news/headlinenews/05-10-2005-coalition.htm.

[76]http://www.nytimes.com/2005/05/01/business/worldbusiness/01iht-byrd.html.

[77]http://voices.washingtonpost.com/thefix/veepstakes/the-case-against-rob-portman.html.

[78]http://www.citac.info/press/release/2005/12_12.php.

[79]http://blitz.nocrawl.www.arabnews.com/node/227713.

[80]http://finance.senate.gov/press/Gpress/2005/prg033105a.pdf.

[81]http://usinfo.org/wf-archive/2005/051027/epf407.htm.

[82]Tudor N.Rus，“The Short，Unhappy Life of The Byrd Amendment，”p.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