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郡县于封建”：联邦制、中央集权与世界大同

　　（一）反思欧洲古今帝国的“封建”治法

　　康有为分析欧洲“封建”之得失，一个重要的思路是参考中国历代王朝维系一统的治法，反思何以欧洲帝国在建立一统国家方面难有大的成就。他在《意大利游记》中指出，罗马帝国有六百年一统之治，其治法有精妙之处，34也指出了罗马帝国治法的两个缺点及对后世欧洲诸帝国的不利影响：

　　其一，“裂国封建”的弊病。康有为着重指出罗马帝国以分封的形式自我分裂的治理术之愚蠢，导致欧洲坠入千年黑暗之世：

　　盖自西历二百八十八年地克里生分裂四国后，至三百九十五年分东西罗马，中间一百零七年，只有君士但丁统一罗马十三年耳。前后数百年，分裂战争，兵甲相仍，而罗马遂永灭，而欧洲遂隳于封建战争千年黑暗之世。至今欧洲各国，尚自分裂争战无己。35

　　康有为指出，“分封裂地之法”是帝王“强干弱枝”的隐秘权术，中国在汉代之后已经不再用这一“愚法”。贾谊所献“众建诸侯而小其力”的方策，以及汉武帝时期的践行，是由分封转向郡县制的关键。而罗马帝国之亡则是因为末期屡用分封裂地的“愚法”。康有为因而认为，罗马立法之妙远不如中国，原因在于没有孔子“一统之经说”。36同时，康有为也指出，在裂国分封的前提下，法兰克帝国的开创者克罗维（Clovis）皈依基督教，教会与王权展开全面合作，从而开创了欧洲多层面的新体制。封建诸国的分裂战乱，以及教皇影响力覆盖整个欧洲并压制诸国国王，这才酝酿产生出“新世”并吞八极之势，这是欧洲“封建”不同之处所在。37

　　其二，虽然罗马帝国对灭国采取“听其自由，粗收权利”的治法有其有效的地方，但这不是一种“深固”的、好的一统之法，不利于维持帝国的稳固。康有为在《补奥游记》中这样论述罗马治理灭国之法，以及日耳曼等帝国对这一治法的承续：

　　大概论之，欧人不甚解统一之法，故已得人国而仍存其国号，仍存其政府，但自为之王。……主臣之位不明辨，统一之术不深固，此所以争乱无已，弥于千年者乎！38

　　康有为将拿破仑统治欧洲努力的失败，也归之于欧洲自古缺乏征伐四方和治理灭国的好办法。就治理灭国而言，“前人无之，则后人创之甚难”，因而拿破仑 “无可取法”。就征伐四方而言，拿破仑横扫欧洲之时，一直率兵亲征，“不坐镇巴黎，封命将帅以行征伐”，这一征讨四方之法也并非良法。欧洲诸国的君主本来出自诸侯，所以会采取这种办法；中国春秋时期的诸侯每临大战，也是自己统帅亲征，“少自命将”。拿破仑采取诸侯战法，缺乏一统天下的帝王的视野胸襟，乃是因为“前人无良法以示之”。39康有为以“唐太宗之略”，为拿破仑设想了另一种统驭欧洲的征服和治理之法：

　　夫以拿破仑之才武，令有唐太宗之略，则既得班、意而入奥，先以全力镇定安集之，坐于巴黎，而讲治法，以抚欧土，大练海军，以收强英。欧之东南既定，命将以定普、丹、荷、比，皆安集镇抚，人心咸归，全欧毕定。乃命将征俄，胜则统一大陆，不胜亦若宋之尚存辽、夏，于大局无碍。以全欧之大征俄，多方以误，屡扰以疲，彼俄其能敌拿之厚力英略乎？欧土全定，海军益精，然后以全力服英，英亦何能为。则欧土必归一统，而大业乃可成也。然拿破仑不生中国，必无此思想谋猷，但凭勇略而无远算，有若猛虎咆哮，力尽终擒耳。40

　　在比较一统与裂国争战的时候，康有为往往将古代帝国和近代殖民帝国混为一谈。他在《废省论》中叙述英帝国从加拿大、澳洲到非洲波亚（今属南非）所遭遇的殖民地危机时，认为英帝国治理术也接近于“听其自由，粗收权利”，例如：“今英于澳洲，一切不得其利，不能收其权，但于澳洲产物，先限售于英伦，稍收其益而已。”41虽然近代欧洲殖民帝国（如英帝国）治理灭国的方法的确有类似罗马帝国的一面，但基本动力和机制有重要区别。康有为所论“以文明之国入野蛮之国”，以及梁启超所论“灭国之新法”，即有关于此。42康有为将它们混为一谈的原因在于，他按照“春秋入战国”的模式来理解近代欧洲兴起后“以文明之国入野蛮之国”的“霸国”格局，而以天下一统来理解人类世界未来的方向。比如《挪威游记》中他写到：

　　方今大地交通，万国交迫，强凌弱，大并小，乃日相吞并之时，观春秋至战国之间，即今之世矣。自此以后，二三等之国皆渐即夷灭，惟强大之国六七存耳。是故当今之小国灭亡，亡也；扶立，亦亡也，不过诸大诡谋播弄之耳。43

　　基于此一认识，康有为强调封建之弊，以及郡县制对于治理一统之帝国的重要意义（秦帝国确立郡县制，对于中国长治久安有着重大意义，它即是在总结“春秋渐入战国”的治乱经验基础上做出的变革）。康有为在“三世说”的框架中，将封建、郡县派官、郡县自治视为逐渐改善的三种治法，分属于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

　　凡封建之后必行郡县；郡县者，乃治法必至之势也。大约封建世及，行于草昧初开之时，据乱之制也；郡县派官，行于大国一统之时，升平之世也；郡县自治，皆由民举，太平之世也。44

　　（二）封建制之弊与联邦制之用：中央集权如何可能？

　　虽然康有为认为欧洲诸帝国裂国“封建”和“统驭属地仅同羁縻”的治理灭国之法不利于一统的稳固，不如中国的郡县制精妙，但他也没有完全否定“统驭属地仅同羁縻”的帝国统治术或者殖民术。这是因为，为了克服封建制的困难，欧洲国家创造性地运用了联邦制这一政体形式。在他看来，如果“听其自由，粗收权利” 的帝国治理术转变为同时强调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则这种模式的联邦制是国家由分而合获得统一或者帝国扩张的妙法。他在《德国游记》中这样分析联邦制对于帝国扩张的妙处：

　　近代联邦之国，其体至奇。创体本于希腊及德诸自由市，而结合不同，今美、德是也。然窃谓联邦政体，其初虽甚难，而将来吸收大国一统，则莫妙于联邦之制也。……而灭国大事，万国属目，行之极难，岂若以联邦合之，名义至顺，行之较稳而易成耶？45

　　康有为认为，“各国独立，保其尊崇而不干其政，各国小君主或王或公侯皆与各大国平等，即与德帝亦平等”，仍然有“听其自由”的特点，仍然是“已得人国而仍存其国号，仍存其政府”（与拿破仑的治法有类似之处），却有“便人之归合”的好处。46就建立一统之“霸国”的目标而言，联邦制是达到太平之世的“郡县自治”的过渡性制度安排。由于联邦制是为解决长期“裂国封建”的弊病和难题而产生的，这一功能反而使它拥有了整合有强烈离心倾向的各部分的独特效用。

　　康有为对德主威廉治法的称赞，与他对拿破仑的批评，看上去似乎自相矛盾，其实并非如此。原因在于，康有为强调的仍然是中央集权对于国家统合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大国一统和扩张过程中所运用的联邦制脱胎于以往分裂割据的形势（比如德国联邦制是在封建制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联邦制改造了封建制，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部分是建立中央集权，并有效统合各邦。联邦制的产生和运用有特别的时势，即“封建”裂国问题的存在。他在《日耳曼沿革考》中详细叙述了德国由分至合的统一历程，指出中央集权乃是联邦制的命脉所在：

　　俾士麦独倡尊王以收大权，主铁血以振兵力，决统一以收列国；三者一贯行之而不能缺，卒能排奥胜法，而收日耳曼诸侯合为一国，战事乃已，生民乐业，国势蒸蒸。47

　　他强调，虽然“公侯与帝霸平等，国政自治”，但“外交与兵权”则属于普鲁士或者德国；在各联邦之上设置实质性的中央集权机构，是一统之国的建制。康有为事实上处理了欧洲国家的联邦制与封建制的关系这一政治理论问题，他对日耳曼的观察与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等美国“联邦党人”在其名著《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看法非常接近。该书第15～20篇援引古希腊、日耳曼、瑞士、荷兰等欧洲国家的教训，论述了“当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他们要阐述的主张是，将当时美国的“邦联制”改为“联邦制”，其中的关键就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其中第17 篇将“邦联制”类比为“封建制”（或者说称“封建”为“邦联”），认为在封建制时期的欧洲“国家首脑的权利一般过于弱小，不足以维持公共和平，也不足以保护人民免受直属领主的压迫……历史学家着重称之为封建无政府时期。”48第19篇讨论了日耳曼国家在封建制下的教训，认为封建时期日耳曼的历史就是一部皇帝与诸侯之间、诸侯与城邦之间的战争史，也是一部普遍混乱和苦难的历史，而这个封建制度“本身具有邦联的许多重要特征”，构成日耳曼帝国的联邦制度“就是从这个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德国在1787～1788年（《联邦党人文集》成书时间）尚处于分裂无力的痛苦之中，汉密尔顿和麦迪逊（James Madison）分析了德国统一的困难，日耳曼诸城邦之间的脆弱联盟，阻止了任何以适当巩固为基础的改革，邻近强国的政策使封建（邦联）政体的混乱和衰弱状态永远存在下去。49康有为亦以同样的政治原理分析了“日耳曼分立为法所弱”；就大国一统的建立和巩固而言，美国和德国的联邦制的重大意义都在于，通过建立能够有效整合各邦的中央集权（共和总统制或者君主立宪制），结束汉密尔顿所谓“封建无政府时期”的历史。也就是说，联邦制的目标不是联邦制本身，而是在特定时势（分裂状况）下找到中央集权有效整合各邦的方法。

　　康有为在《补奥游记》中对联邦制曾有总结性分析，他区分了以一统为目标，并成功实现了一统（“由分而合”）的联邦制，与没有能力巩固一统而导致分裂瓦解（“由合而分”）的联邦制。他指出，那些曾经采用联邦制建国或者扩张的国家，事实上已经很难再称作联邦制了，比如“美则混于一统，德则等于侯服，实皆非联邦矣”；当时能称得上联邦制的只剩下奥匈帝国，而奥匈帝国是充满分裂危机的典型。50这一区分的要害在于，强调联邦制产生和运用是有特殊的时势条件的（长期存在封建裂国问题）；如果不存在封建裂国争战不已的状况，则并不需要联邦制。康有为对联邦制妙处的肯定是有条件的：第一，只是在将分散的部分有效结合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中，联邦制才有其妙处。第二，在联邦制成功促成由分散到一统的（建国或扩张）进程之后，需要实行郡县制等巩固一统的治法，从而在实质上不再是联邦制。51上述两个条件，概而言之，是在封建制中注入郡县制的精神与实质，即“寓郡县于封建”（套用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的说法）。按康有为的分析，德国联邦制“寓郡县于封建”，将中央集权加之于所有扩张的区域，乃是它与拿破仑帝国治法的根本区别。第三，如果在本身已是整体的国家（如奥匈帝国）中实行联邦制，在国家不同部分之间造成完全不必要的分立，那么，联邦制不仅不是良策，而且是危机之源。康有为屡屡论及奥匈帝国的联邦制，视之为德国联邦制的反例，认为它使得奥地利面临被德国分化瓦解的严重危机。例如，《补奥游记》开篇第一句便是：“吾游奥，奥之民皆愀然告我曰：吾奥将亡矣，分裂矣，命不永矣！”52康有为分析挪威从瑞典分离自立的案例时，也指出了德国推行联邦制过程中的两面手法，即对德国“务合众小为联邦”，却怂恿挪威以及奥地利属下的小邦“分弱邦为独立”。这是对联邦制不同方向的运用，用法、目标不同，效果截然相反。康有为痛切地指出，“挪之小人岂有远图，乐一日之自立，而忘将来之合并”，这样的联邦制反而是国家分裂瓦解的原因。康有为还联想到了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离间中国与朝鲜的情况。53他也以这一方式分析日本等国为何怂恿中国实行联邦制。1900年他在槟榔屿曾就分省自立问梁启超，“何处得此亡国之音”，然后指出日本同文党有将中国分为十八国，再与日本联邦的方策。54

　　可以说，康有为对“霸国”以联邦制之法建国复兴或者实行扩张的评价有多高，事实上他对“霸国”推行“分而治之”的帝国殖民术的警惕程度就有多高。康有为1902年在两封长信中曾严厉驳斥欧榘甲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主张，但他后来观察欧洲诸国的时候，仍然强调了联邦制在特定条件下对于建立一个统一强国有着重要的作用，认为这种联邦制也是对以往欧洲“听其自由，粗收权利”的帝国治理术的重要改进。这再一次显示了康有为的辩证视野及其游历观察的深入。在“联邦制在世界”的问题上，尤其能清晰看出康有为既拒绝种族决定论（中心问题并非“保守中国”或者“跟随西方”），也拒绝制度决定论（不抽象地称赞“联邦制”）。他并没有让先入为主的定见主宰自己的游历，没有让这些游记变成一种自我重复，而是以细致深入的分析揭示了联邦制和“封建—郡县”问题的复杂性。康有为关心的是在“大变”将至之时，能不能根据时势做出适宜的判断和决策。联邦制不是绝对不能用，也不是绝对能用，关键在于能否确立有力的中央集权：在列强环伺之下的中国实行联邦制，弃合求分，无异于自毁；而在一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中，联邦制却是“由分而合”的妙法。

　　（三）联邦制与全球一统大同

　　联邦制在人类世界走向一统大同的进程中可以起关键性作用，这是康有为关于联邦制的另一重要论述。康有为在分析德国联邦制的时候认为，“将来吸收大国一统，则莫妙于联邦之制”，这一主张在《大同书》中有具体的设想。其中《乙部·去国界合大地》第2章“联邦自小联合始小吞灭始”一节阐述了到达大同世界的 “路线图”，其核心便是联邦制：先以各洲的核心国为中心达成各洲的联邦，再形成各洲的联合。他希望中国“称雄于大地”，成为亚洲联邦的核心国家，这是他游历、思考和辩论的追求。他设想了三国鼎立于世界的未来格局：

　　他日欧洲一统之业，沙立曼、拿破仑之遗迹其在德乎！蓬蓬之势可立而待。吾国若自强而霸于亚，德统于欧，美统于美，此三国者，大地之候补霸者乎！兆先见矣，姑悬记以觇之。55

　　他的《荷兰游记》在游览海牙“万国弭兵会”的节点上讨论了由“弭兵会”联邦制走向大同世界的设想。56康有为认为百余年即可初步实现大同世界的乐观预想，无疑把大同世界的实现及其方式都想得过于简单了。不过，从康有为对于如何达到大同社会的设想，可以看出他对世界几个主要国家及其文明之间关系的设想，其中包含了他对世界结构的基本看法。康有为认为世界将以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中心国家为基础，以联邦制为路径实现大同，意味着他既不认为东风将压倒西风，也不认为西风将压倒东风，而是认为两者（如果说两者之间必然相互冲突）将通过“弭兵”和谈走向融为一体的历史终点。57

　　概而言之，康有为对欧洲历史中封建、联邦、统一等问题的观察和思考，重心在于“封建”（联邦制）与一统（中央集权）的辩证关系：其一，欧洲“新世”的动力既在于长期裂国“封建”和长期战乱对国家之间竞争的刺激，也在于诸大国统一建国的完成造就的和平安宁。欧洲裂国“封建”的传统既有其弊，也有其利，福祸相倚。其二，为克服欧洲长期“封建”之弊而创设的近代联邦制，有因“封建”传统而给予各邦较大自治权的一面，而其灵魂则在于有强大整合能力的中央集权的确立；而在长期一统的国家实行联邦制，之所以是分裂瓦解的乱源，原因在于它会动摇和摧毁一国赖以整合的中央集权。无论是“由分而合”，还是“由合而分”，这两种联邦制的中心问题都是中央集权如何可能。康有为将“封建—郡县”这一中国史的中心问题放入欧洲史和世界史之中，凸显了欧洲“新世”的根本政治问题在于一国如何能形成有效的中央集权，并且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这一问题的普遍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