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兄弟情义的港产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兄弟义气是香港电影所着力表现的内容之一。武侠功夫片里尽是张扬兄弟情义的价值观，很多电影表现男性之间的对抗争斗，更表现男性之间的惺惺相惜，男性的阳刚力量与兄弟情义是影片基本的表现对象，比如张彻的《刺马》《马永贞》《方世玉与洪熙官》《大上海》等，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精武门》，楚原的《天涯明月刀》《多情剑客无情剑》，等等。

20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发展进入高峰期，此时内地也已改革开放，于是从彼时的录像厅到之后的碟片泛滥，香港影片在内地影响深远，但大家印象最深的也是表现兄弟情义类的影片，人们提起香港影片必定会提到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系列与《喋血双雄》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产片中，本真的人性在影片中直接呈现:率性而为，知恩必报，为兄弟两肋插刀……银幕上主人公为兄弟复仇雪恨，肝脑涂地万死不辞，银幕下的观众看得也是群情激昂，血脉偾张。在以往的港产片中，兄弟情义大都是一种正面表现，是影片的叙事主体;尤其是那些黑帮片，帮派激烈的倾轧争斗是叙事的递进动力，但融注于惩恶扬善的兄弟情义才是影片叙事的立足点以及打通观众心扉的关键因素。

吴宇森师承张彻，某种程度说，《英雄本色》是古装武侠功夫片的现代延伸，男人之间的阳刚争斗与暴力美学得到极大拓展，但男人之间的兄弟情义是支撑叙事的不变基础，有福同享、有难同担的豪迈气概一直是观众欣赏的趣味所在。江湖一直存在，只是从丛林乡野变成了世界都市。在《英雄本色》中，阿豪去台湾被出卖进监，小马哥为其复仇独闯虎穴，在枫林阁枪杀小汪，落得腿瘸差点丢了小命，自此落魄过日。而出狱后的阿豪为了弟弟本金盆洗手，怎奈小马哥又冒险前往抢夺存有假钞母版的磁带，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尤其是最后为了掩护小马哥离开，阿豪毅然一人留下，但小马哥显然没有自我苟全，而是返回与兄弟共同迎敌血战。在这部影片中，痛快报仇洗去胸中恶气自然是剧情吸引人的因素之一，但男人之间心有戚戚知己之情，为救对方痛快杀敌、置生死于不顾的豪迈作派，更是打动观众的根本力量。正因为小马哥为了大哥宋子豪报仇，才发生特别经典的枫林阁枪战影像段落，这里的兄弟情义与升格的枪战蒙太奇互为表里、相互升华。

《英雄本色》无疑是张扬兄弟情义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影片中兄弟双方地位相近，可以互相帮持。有些港产片中兄弟力量和地位则设置悬殊，比如王家卫的《旺角卡门》，张学友饰演落魄小弟阿友，一个没甚本事的小弟，但如果他被别人欺负，大哥阿华也会为他两肋插刀，所以最后阿友为了逞强去杀人时，阿华便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老大必须体现作为兄长的义务，即使最后搭上自己的性命。

大哥救小弟尚能理解，而有些港产片则走向极端，以致走向“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的境地。在《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中，大哥陈浩南竟然睡了山鸡的女友，虽然是因为被下药，山鸡当时也是反应激烈，但多年过后，陈浩南落魄，山鸡得势，山鸡毅然回到大哥的身旁，为了过往的兄弟情义，义无反顾地支持他，这种兄弟之情的叙事处理，是内地影片中绝不可能出现的。

在港片的叙事中，如果内在的道义与外在的险境叠加，本是敌对双方的警察和杀手都能惺惺相惜，携手作战对付追杀的黑帮。在《喋血双雄》里，这种道义与兄弟情的表现已然达到极致。杀手小庄本身并不冷血，有自己的职业准则，跟中间人有协议，不滥杀。警察李鹰也发现他人性本善的一面，追查越深，便越受这位杀手人格力量的感染，以致最后超越敌我，帮助他抵抗黑道人物的围杀。朱江出于对小庄的承诺，只身前去虎穴要把小庄的钱款要回，这是兄弟义气的显性叙事;而李鹰和小庄，虽然没有结义，但共同的价值取向以及面对恶的势力，为对方两肋插刀的动力便喷薄而出，他们是用枪火的战争完成了一次异姓结义的仪式。

兄弟情义之所以在港片中如此高扬，是因为这一情义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道义秩序相互依存的。在这些影片中，正常的社会秩序已经局部失衡，社会机器已经失能或被遮蔽，比如《英雄本色》中，警察虽然还是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者，但在小马哥的集团内部，正道秩序已被隐去，甚至黑社会老大谭成即便被逮捕因为有钱也能全身而退，阿豪反而有可能被关进监狱，于是此时，为兄弟报仇以及惩处恶人便有了很好的情理与法理依托，身为警察的弟弟居然把枪给阿豪，阿豪毫不犹豫地把谭成给射杀了。在社会正常秩序被扭曲的时候，兄弟情义与江湖道义便成了叙事依托的最高法则，兄弟情义在影片的黑社会伦理体系中已与观众形成默契共鸣的行为准则和道义逻辑。这正如有学者指出:“江湖道义、社会准则和法制伦理构成的复杂的认同与反叛的交织，形成弥补社会通行的价值体系缺陷的一种另类价值认同体制，与官方伦理共同参与了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建构。”^[1]

在以上这些影片中，兄弟情义跟破案、跟禁毒、跟斗黑交织一起，在影片的叙事中占据重要的一环，因为它是跟中国传统人伦的传承、道义的弘扬互为表里，而成为观众欣赏愉悦的重要支点。这种支点的存在其实是观众审美接受的朴素要求，比如惩恶扬善、善恶有报，为了这些朴素的目标，哪怕剧情稍微有违当下的法制，观众也是认可的，甚至因为这点突破而会更加欣喜，更何况香港电影本就是以娱乐观众谋利为出发点，同时又实行分级制。这其实是类型片中的惯常叙事手段，好莱坞的类型片尤其如此。

兄弟情义的影片之所以在香港枝繁叶茂，很大程度是因为兄弟情义是与帮会文化分不开的。1949年前后，香港处于多方势力混杂的地界，帮会盛行，甚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影片公司都是帮会开设的。西方的黑帮片和西部片也有异姓兄弟结义，但它们更强调一种契约精神的遵从以及展示复仇本身的奇观化，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兄弟情义是华夏传统文化纲常中异于西方的一个显著的人伦因素，尤其是在类型片的叙事情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