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三）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日益密切，时空上并存的不同文化体系在文化交往中都坚持着自我的独立性，试图用自己的文化观念与文化模式同化对方，同时千方百计地抵制他文化的渗透与入侵，结果形成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僵持、对峙和正面交锋。从目前被全面地、平面化地展现出来的文化交往状况以及笔者的立场与视界来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集中表现为非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新文化的冲突。因为交往的扩大使得现代性文化可以通过开放引进而不是从传统文化中自主生成。因此，如何把外来的新文化移植嫁接并超越于本土传统文化成为文化交往过程中的大问题。众所周知，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在经济上开拓了世界市场、实现了经济一体化，而且西方现代性文化在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的支撑下，能够不断地向非西方文化渗透，侵蚀非西方文化的生存空间，威胁非西方文化的独立存在。非西方世界为应对挑战，不得不推进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种历史的错位给非西方世界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带来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各种文化精神相互交织、相互冲突、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

从本土文化来说，本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维系共同体长期存在的“精神”与“灵魂”，在文化交往中以保卫自身的文化空间、维护自身的完整性、肯定自身的价值取向为己任，并以自身的价值取向作为根本的出发点来评判与审视外来文化，首先形成的是一种防御外来文化、抵挡外来文化、批判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交往中是不可避免的。文化自诞生之日就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文化的民族性意味着该文化是某一特定共同体全体成员所共有的主体性存在方式，是该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体归属于这个群体而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特殊“身份证”与心理依托，具有定义该共同体成员生存意义的权力。即使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文化具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方式，但其基本的文化精神仍然具有与共同体同生死共存亡的超时代性。文化民族性的这种超时代性，根源于文化从形成之日起就自带的一层天然的“保护膜”，即能够造成独立、维护定型的文化隔离机制。文化隔离机制作为确定归属的标识，虽然是非限定性的，但是它却使得任何外来文化的渗入都必然引起人们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紧张与精神恐慌，甚至导致文化的冲突。正如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所说，“每一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去交流。”^[13]

在文化交往广泛且深入的全球化时代，外来文化因子的大量渗入，抵抗外来文化的斗争更激烈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以时间消灭空间的全球通讯网络的建立，本土传统文化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和外来文化发生猛烈的碰撞，本土文化的既有方式受到威胁，从文化内部迸发出显然是针对外来者的强大反作用力，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立在所难免。在全球化极速推进的最近几十年间，市场机制以摧枯拉朽之势快速世界化，荡涤着本土传统文化中那些与市场机制相矛盾、相冲突的文化因子。然而，这些文化因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人们生存的定位标准和依据，因而当它们日益被消解而处于“变幻不定”状态时，人们“往往借助于简单而错误的‘权术理论’，将所有出现的问题都归咎于‘外界因素’——外来者”，“外族文化无疑成为危险的代名词，是一种威胁的象征”。^[14]本来，本土传统文化应该在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和挑战中进行借鉴与补充，实现创新性发展。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非西方世界不仅在文化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也承受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巨大的压力，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将“外来者”视为洪水猛兽的抵抗斗争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解决困难的方式，但却是最容易走向极端化。极端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都是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中迫于各种压力而形成的逃避困难、加强隔离以维护本土传统文化的做法。这种封闭自己、拒绝交往的做法与对传统文化盲目膜拜的蒙昧主义一样，不仅不能减缓冲突，达到维护本土文化的目的，反而置本土文化于封闭、停滞甚至是灭亡的境地。除此之外，在文化冲突中不能坚持正常的隔离机制而抛弃本土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同样是一种幼稚的文化交往关系意识。因此，从发展本土文化的角度来说，必须正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以积极的态度展开与外来文化的对抗，在对抗中寻求发展自身文化形式的资源，振奋自身的文化精神，在对抗中不断创新发展。

从外来文化来说，外来文化进入本土文化，首先体现的是一种对文化多样性的肯定。然而，外来文化作为主动渗入本土文化的文化形式，往往把自身文化形式中某一方面的优越性加以夸大，并以之为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去瓦解本土文化的特殊性，即自居于普世性文化的位置，目空一切，唯我独尊，从自身的价值尺度出发来衡量本土文化传统，蔑视本土文化的存在，并随意把自身的文化意识强加于本土文化，侵占本土文化的存在空间，消解本土文化的存在方式，以此换取由自身文化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这种外来文化的交往方式，是不可避免地要形成尖锐的文化对立的。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世界由于较早实现了现代化，在经济上领先于非西方世界，在政治上具有完备的民主形态，在文化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现代性文化。因而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西方的现代化力量是一种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外来影响力。“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15]“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16]在这个意义上，普世主义无疑是西方现代性文化的重要特征。由此，在世界范围内，西方现代性文化成为评判他文化发展与否的唯一标准。保罗·哈里森在《第三世界》中提出的“比照集团行为”的理论模式认为，西方现代性文化凭借强大的经济优势，成为当今世界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发展的比照集团，成为它们的模仿对象与发展的标准和尺度。这种情形的不断强化，就不断地赋予西方现代性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话语权，从而在文化交往中，西方现代性文化恣意地贬低、破坏本土文化的发展。如“在奴隶买卖发展之前，人们多多少少是以一种中性的或者宽厚的态度来感知非洲人的；然而一旦三角贸易建立起来之后，非洲人就被重新突出表现为邪恶和野蛮的缩影。欧洲人利用殖民地资源（包括土著人，欧洲人把他们看作役畜）的欲望强烈地破坏了土著社会。通过具体的政策措施，这里只提几条，如人口迁移，任意划分边界，强制生产，欧洲殖民主义都加速了对当地法律和文化体系的破坏，并且最终达到对非欧洲文化的否定。”^[17]这种否定使本土文化承受着被人宰制的痛楚与失落。本土文化若奋起抗争，必然激起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未必是战争的形式，但冲突的性质却是不可调和的。

事实上，文化是交往中的文化，没有文化不交往，任何文化进入他文化空间都是无可指责的。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导源于人类实践永无止境的创造和人对自身发展与自由的不懈追求，然而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却又被深深地打上了民族、地域、时代的烙印，这样一个悖论使得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会不可遏制地与他文化进行交往，传播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采借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便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冲突中走向新生。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间断过的文化交往的实际过程，只不过在前现代社会不及现代社会如此广泛与深远罢了。如此说来，在现代化所导致的文化变革中，西方以外的地区如果说不受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影响，那将是不可能的。然而，问题在于，当西方现代性文化作为强势文化进入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间时，往往把“传播”变成“强加”、“采借”变成“掠夺”，强行为本土文化进行选择。这种选择作为文化发展史上的“恶”在特定历史情形下也许会成为推进文化发展与文明进步的杠杆，但是，强制本土文化改变自身的越俎代庖的做法最终只能招致本土文化的激烈反抗，甚至演变为民族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其结果是外来文化把自己播下的种子变成了对准自己的武器，使冲突双方的文化都遭到更为巨大的破坏。因此，对外来文化来说，只有在彼此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入本土文化，实现文化间的互为参照，才能使自身文化中包含的普遍性文化因子真正地全球化。否则，外来文化也许就是自己“在愚蠢地和荒谬地玩弄自己的生存机会”。^[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