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寻梦与农民工的边际人格

1-3.都市寻梦与农民工的边际人格

农民工带着希望而来，何以还牵挂着故乡的土地？他们回归家乡，何以还难舍都市的繁华？究其根本是无法在城市生根。一项有关农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的调查显示：因外地就业困难而返乡的被动回流占56.6%，呈上升趋势，因个人原因和家庭原因的回流呈下降趋势，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回流仅占回流劳动力的2.5%。⁽⁴⁸⁾可见，回流大多是出于无奈的选择。同样的结论在大量有关农民工的调查中得到确证。他们对无法改变的户籍身份抱着“认命”的态度，只要能有一份工作，只要城里能有一小块容身的空间，他们就会生活下去。他们对城市有着强烈的向往，他们羡慕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渴望成为城市中的一员。

在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中虽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叶落归根仍然是多年漂泊流动后固守的信念，但是，在依靠农业生产的增长难以增加农民收入，乡镇企业无法解决日增的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外出依旧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生存的需要决定了他们候鸟式的流动，也决定了他们与乡土文化观念的部分疏离。城市文明导致了农民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使他们体验到了现代化城市的魅力。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农民工，他们因为没有继续升学而来到城市打工，他们甚至不会务农，而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乡村边际人。而带给他们梦想与憧憬的城市，却又因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因素，使他们无法真正地融入其中，又成为地地道道的“常住”局外人。在多变的生活环境中，他们失去了在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没有固定的职业和安定的生活环境，无法承担正常的社会角色并得到社会承认。就其心理感受而言，他们生活在一个陌生的没有人情味的世界里。一首《民工之歌》如是写道：“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新世纪；我们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没有一盏属于我，兄弟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可见，以领潮者的姿态出现的农民工群体具有明显的“双重边际人”特征，即与家乡的农民相比，他们是进城的城里人，与城里人相比，他们又是农民的社会身份。这种身处城乡两种管理体系夹缝边缘的处境，使他们成为一个与农民和市民均不同质的社会群体。

对社会心理学来说，边际人主要有这样两点理论内涵：其一是处在两种社会形态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两种时代交界处的特定人格；其二是处在两种文化接壤处的特定人格。⁽⁴⁹⁾以此观之，农民工这个离开了土地又不能融入城市的群体，恰恰是这种边际人格的现实呈现，他们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时期，立足于乡村文化向都市文化迈进的前沿。他们在城市文明的洗礼下接受了新的价值观的冲击，在痛苦的蜕变中实现着人格的转换。在这种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在乡土社会所依赖的生活逻辑无法适应城市社会的制度与规则，其结果便是在他们的人格走势中，“痛苦与憧憬并存，颓废与发奋同在”。而这种身处边际状态下的心理感受，不仅会影响这一群体的社会心态，引发其行为失范等社会问题，更会深刻影响其背后几亿农民的城市化进程。

在我们指责农民工的失范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诸多问题时，是否想到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他们已经付出的巨大忍耐？在我们感慨他们为城市带来的无限风光的时候，是否也想到了他们对生活的设计，想到站在他们身后的中国农民的希望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