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的监督

四、美国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的监督

对政治腐败的制约不仅依赖于道德规章，而且还依赖于监督和执行这些规章的机构。自尼克松总统开始，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与上述道德规范配套的监督、执行机构得到建立、健全；其工作程序不断完善，他们与规范本身一起构成了政府伦理构建机制体系。

1.内部监督

●国会和政府的道德法案是公务员道德行为约束的工具

美国国会与政府不仅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公务人员的道德规范并将道德要求法律化，而且设立了相应的管理与监督机构。美国众议院设有“众议院行为规范委员会”，众议院常设机构“道德委员会”，在政府官员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伦理方面的管理部门。除在国会和联邦政府设有道德委员会和道德办公室等机构外，在美国的许多州和市的议会和政府，也设立有道德办公室和伦理委员会。

●宪法为监督公务员道德行为提供了保障

美国公务员道德的制度约束的现实力量源于民众的宪法权威。就像马国泉博士所指出:“宪法是规定政府的框架以及政府权威的性质和范围的基本法。一部宪法的目的不但是为了让德才兼备的人来治理国家，而且是为了让他们在享有公众信任的同时继续保持他们的美德。”“美国的宪法是公务员道德行为约束的保障，宪法保障了权利制衡的政府管理体制，使整个制度不是按照个别人的意志去运转，而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去运转，在很大的程度上遏制了部分掌握决策权的公务员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行为，使其不致危及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的安全，并保持社会的稳定。宪法是保障公务员道德行为约束的保障力量。”

●美国平民文化的影响

在美国生活中，“自由”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核心概念，被作为一种标准，甚至被视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所在。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随着早期欧洲移民迁往北美大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逐步形成、发展，个人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主张主要包括政治自由、有限政府、私有财产、机会均等等内容。这种以个人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发展而成的社会文化，很多研究者称其为“平民文化”。在实行法治的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作一样会受到讲人情、走后门、拉关系的干扰。但是，法治观念的深入，以及因之而导致的制度化等，极大地限制了这种干扰，使讲人情、走后门情况的发生大大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了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

2.外部监督

●新闻媒体的监督

美国新闻机构常被人们称为美国政府“三权”以外的“第四政府”，甚至被称为“无冕之王”。美国公众舆论向来对公务员使用权力抱有一定的不信任态度，并认为如不将公务员置于舆论的严密监督之下，他们很有可能滥用权力。由于新闻机构监督十分有效，美国高级公务员长期营私舞弊而又不受追查者甚少。即使是一般的公务员，如果以权谋私，一旦被公诸于众，也不得不离开政府，另谋生计。奉行新闻自由的美国，报刊、电视等媒体极尽猜测、曝光、揭露之能事，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处于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谨慎小心，其处境可谓很不自由甚至尴尬。美国有一条法则——除非能证明媒体存在着实际的恶意，否则对公职人员的报道即使有不准确的地方，也免受司法追究。

●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的影响

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是指有共同利益的人为了寻求某种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自愿性的组织，多为非政府性组织，并不寻求取得政权。“在美国，崇尚个体和社会权利的价值观念，让有不同利益差别的人们在权力的分散化和社会的多元化氛围中为了各种政治、社会、文化的目标和理想而结成社团，利益集团可谓是数不胜数。他们主要通过‘干预立法、影响选举、影响政府和诉讼与抗议’四个方面来监督和影响政府。”现在这些利益集团逐渐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近年来，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美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提供竞选捐赠、动员选民和支持政党提出的各项政策等来获得执政党的支持，所以虽然利益集团自身不能制定和实施政策，因其在政党选举中所起的作用，政党在国家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会反映他们的利益，就会促使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产生竞争，相互监督，监督行政人员办事的合法性。

●民间组织、行会的影响

美国公务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实践是置于相当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在美国有大量的非盈利、由民间组织的对政府监督的调查机构。这些民间组织的共同特征是:强调非政府性与超党性，拒绝接受政府资助，活动经费自筹。如芝加哥的“改进政府工作协会”，华盛顿的“公仆廉政中心”，丹佛的“卡门考草根游说组织”等，他们举行活动经常由商界、慈善组织及民众自愿捐助，以调查和揭露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和不公正行为，维护公共利益为职责，在唤起民众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意识，提高公务员行政道德水平方面具有独特的重要职能。

●公务员工会的监督

美国的公务员工会在监督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会的监控权主要有上诉和参与仲裁两种。在美国，“允许由政府和公务员工会的联合协议机构直接参与公务纠纷案件。它一方面保证了相对客观地审理案件；另一方面加强了公务员工会在监控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工会还可以通过罢工的方式来监控政府人事管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