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

三、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国的经济发展往往被看成是由城市驱动的，因而，在主要的经济发达国家，都有着具有相对独立意义上的全球城市（所谓“国际大都市”），这类城市既是一国经济体系伸向世界的触角，也是该国经济的中心，抑或是一国与全球经济相联系的桥梁。但是，德国是个例外，它没有像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全球城市，从城市在德国的地理布局上看，它拥有的是由柏林、斯图加特、波恩、科隆、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等所构成的一个城市体系。正是这个城市体系，赋予了德国经济更为强大的活力。而且，我们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随着后工业化进程的迹象进一步显现，将会证明德国的城市地理结构更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在这里，一个不为人知的奥秘就在于，它在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中都更有利于城市间的合作，而那些拥有全球城市（国际大都市）的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由于过度倚重于其中心城市，所形成的是一种级差化的城市体系，表现出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这种结构造就了从属和依附，次一级的城市受到上一级城市的支配，是作为上一级城市的附庸而存在的，所创造的财富受到上一级城市的掠夺。作为这种体系的延伸，那些次一级的城市又对复次一级的城市加以支配和掠夺。最后，处在支配和掠夺最底层的是农村。结果，农村没有活力，国民经济体系的地基受到侵蚀而变得脆弱。

当然，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格局中，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可以再以对后发展国家的经济支配和财富掠夺去补足自身中心—边缘结构的缺陷，所以没有暴露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即经济地基的破坏。但是，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动，这种在资本主义世界化条件下可以有效实施的补偿措施在实施起来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使发达国家这种中心—边缘结构的经济体系处于危机频现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将会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合作决定成败。进而言之，经济体系以及社会体系的结构如果是有助于合作和促进合作的，就会把一国推向健康发展的轨道。相反，如果一国的经济以及社会结构是中心—边缘性的，也就必然会将其置于危机和衰退的局面。所以，城市体系以及城市间关系的状况，将决定了一国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状况。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断言，德国城市布局或结构的状况，在未来若干年会显现出促进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优势。这是就一国内部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在一国内部，如果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的话，就会阻碍合作。在一个需要合作共赢的时代，中心—边缘结构对合作的阻碍也同时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心—边缘结构同样是合作的障碍。只要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就“不可能实现公共讨论和协商中的完全平等参与”。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不可能把特定的话语舞台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隔离开来；只要社会不平等继续存在，公共领域的商谈过程往往会对统治群体有利而对从属群体不利。”^[35]在全球的舞台上，中心—边缘结构使国家之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上，中心地带的国家对边缘地带的国家所希望的是依附和顺从，它不可能与边缘地带的国家就全球事务进行平等协商，而是要求边缘地带的国家听命于它，接受它所作出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安排，稍有忤逆，就会武力相向。所以，建立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是一个控制与支配的模式，而不是一个合作的模式。只有在中心—边缘结构得以解构的条件下，国与国之间才有可能就全球事务进行讨论和开展协商，寻求解决问题的合作方案。

弗雷泽关于一国内部政治的思考也是适用于对国际社会的理解的，在弗雷泽看来，对话与商谈之所以是可能的，是需要得到相应社会条件的支持，“环境的重要性表明，要拥有一个对话者能够如地位平等者一样进行商谈的公共领域，仅仅排除社会不平等还不够。相反，消灭体系性的社会不平等是参与平等的必要条件。这不是说每个人必须拥有完全相同的收入，而是说需要一种大致的平等，这种平等与体系产生的统治与从属关系相矛盾。^[36]从弗雷泽的这一表述看，是一种较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即便如此，也是对弗雷泽所谈论的这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扬弃。也就是说，在既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对话和商谈都只是一些欺骗性的伎俩。在既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社会的不平等是一个抹杀不掉的现实，无视这一现实而谵妄公众的平等参与，就必然会制造出不合乎逻辑的谎言。所以，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在既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去如何规划公众参与，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通过中心—边缘结构的解构而造就出一个人们之间实质平等的社会。这样一来，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就不是一个谁参与和谁主导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合作的问题。只有在合作的意义上，对话和商谈才有可能发生，才会取得有价值的成果。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情况看，在应对这场产生于全球化进程中的金融危机时，组建了一个被称作G20的国际组织，表面看来，也许这个组织像其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合作组织，而在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由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的组织，G20的大多数成员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只是作为参与者而存在的，它们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所采取的共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贯彻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意志，向美国等西方大国作出妥协，付出巨大的牺牲。在其后的几年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那些在妥协中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参与者陷入一种失血的状态，经济、社会都进入了一个低迷期，而西方大国也没有在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过程中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而是陷入一个停滞期。这说明，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需要真正平等的合作来加以解决的，而旧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却决定了人们总是愿意接受一个由“主导者”和“参与者”构成的世界，结果，在处理问题中显得低效和弱能。

由于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而且这种中心—边缘结构已经凝固为人们稳定的观念，使每个人都把向中心跃迁视为奋斗目标。一个人如此，一个城市也是如此，一个国家也不例外。当每个人把自我视为我的世界的中心的时候，那么，自我之外的一切人，就都成了竞争的对手。当一个城市希望成为中心城市的时候，它就会促使城市的领导者谋划着与其他城市展开竞争。虽然他们在竞争的过程中会把合作时时挂在口头上，而在实际上，他们是不愿意合作的。或者说，当合作能够成为它竞争的手段的时候，能够帮助他在竞争中取胜的时候，他愿意合作；一旦合作不能使他实现这一目的，他立即就会放弃合作甚至破坏合作。在GDP导向的情况下，一个城市要实现向中心的跃迁，要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取胜，就必然会在招商引资、争取项目等方面与其他城市展开竞争，至于该城市的居民生活情况、环境的改善，则不在其考虑之列。近年来，为此服务的一种“经营城市”的理念、“企业家政府”的理论，都把城市当局推向了破坏环境、出卖土地等竭泽而渔的境地，目的就是要达到某种GDP目标，从而实现城市向中心的跃迁。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出现经济泡沫，把整个经济体系置于危机四伏的境地。同样，在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总是作为竞争对手而存在，即使一些国家结成某种同盟关系，也是从属于竞争的目的，而不是在全球的意义上开展合作。在全球化运动中，如果这种思维方式不得到改变的话，那么，呈现给我们的将是一场人类的悲剧。

总之，在人类历史上，全球化是一场全新的运动，它与近代早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化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所造就的是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而全球化则意味着对这种中心—边缘结构的解构。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存在着中心对边缘的控制、支配甚至奴役，作为这种关系的另一面，就是边缘对中心的依附、顺从。所以，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是不可能产生平等合作的。当全球化打破了这一中心—边缘结构后，所造就出的将是一个“平的”世界，人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追求，也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得以实现。这样一来，妨碍人们合作的结构性障碍也就不再存在了，从而使人们可以在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开展合作，共同应对一切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注释】

[1]［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2]［美］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孙柏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3]［美］全钟燮：《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解释与批判》，孙柏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4]［美］唐纳德·布莱克：《正义的纯粹社会学》，徐昕等译，修订版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5]［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3页。

[6]［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7]［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8]同上书，第103—104页。

[9]［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于海青译，中文版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10]［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于海青译，中文版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11]［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12]［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13]［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14]［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15]［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6]同上书，第36页。

[17]［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18]［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19]［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20]［丹麦］尼耳斯·玻尔：《尼耳斯·玻尔集》第10卷，戈革译，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21]［丹麦］尼耳斯·玻尔：《尼耳斯·玻尔集》第10卷，戈革译，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22]同上书，第273页。

[23]［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24]［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25]［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26]同上书，第80页。

[27]［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76页。

[29]同上书，第277页。

[30]［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页。

[3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页。

[3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8页。

[33]［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欧阳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34]［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35]［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36]［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于海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