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解决问题方法的来源

互动解决问题理论的来源被称为第三方咨询（Third Party Consultation），即双方发生冲突时，由公正的第三方出面进行调停。对此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用来解决美国国内各个族裔之间关系紧张的一种方法。列文森（Levinson）曾经组织了来自不同族裔的社会科学家举行研讨会，会议持续几个星期，与会者发表演讲，进行讨论和社会活动，目的在于增加各个族裔的相互理解。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除了继续运用第三方咨询模式解决族群冲突之外，该模式更多地用于解决劳资双方的矛盾。沃顿（Walton）把这种方式称为第三方咨询。费舍尔（Ronald J.Fisher）对第三方咨询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认为，可以通过公正的第三方对冲突双方进行推动和诊断，以研讨会的形式促进双方相互理解，在讨论过程中建构性应对冲突的消极方面。在此过程中，第三方提供与冲突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方面的知识。整个过程是非强制性的、非评价性的、非指示性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基本关系的探讨，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方法，而不是通过讨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3]

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者们将这种方法用于他国的族裔冲突，进而发展到运用于国际冲突。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学者们给予了其不同的称呼。伯顿称之为受控的交流（controlled communication），科尔曼称之为互动解决问题，而费舍尔称之为互动解决冲突，当然更多的时候称之为第三方咨询，孟特维尔（Montville）称之为第二外交。^[4]这些不同的称谓从各个方面概括了第三方咨询的特征：受控制的交流强调了整个研讨会都是在第三方的控制之下进行；互动解决问题强调了研讨会中冲突双方的主动性，第三方只是提供了交流的平台，真正解决冲突的方法在于冲突双方有效的互动；第三方咨询也是强调了第三方的作用，但更加明确化为咨询，不是强制和命令；第二外交强调了与官方外交的关系，是对官方外交的补充。

在这些研究中，伯顿和杜波所做的工作较具有代表性。伯顿于1966年主持了对塞浦路斯冲突双方——希腊和土耳其族裔——的调停工作。他率领的伦敦大学团队作为第三方，冲突双方各自派出任命的代表，然后进行秘密的讨论。^[5]杜波于20世纪60年代末组织了非洲之角有领土之争的三国（肯尼亚、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参加的研讨会。1972年，他的研究小组又组织了有关北爱尔兰冲突的研讨会。^[6]

以上实践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譬如增进了冲突双方的理解，形成了一些共识；在有关北爱尔兰冲突的研讨会结束之后，一些返回家乡的与会者甚至试图组织超越冲突双方的政治性组织，但总体来说，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伯顿的工作因美国的调停和后来联合国的介入而停止。杜波的研讨会的消极效果更为明显：譬如有的人经过讨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之后，反而彷徨失措，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有的人感觉自己与原来的人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差别，变得孤独，人际关系紧张；有的人则在报纸上对这次研讨会进行公开声讨。这种消极情绪也影响到了咨询小组的顾问，他们招募的两个代理拒绝和他们再联系。^[7]

可以说，将第三方咨询的方法运用于国际与种族间冲突并不是很成功，在这一方法被运用初期就遇到了严重的挑战。科尔曼的出现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观，他把第三方咨询称为互动解决问题方法。他成功地解决了以前学者所面临的问题，譬如第三方所召开的研讨会与官方谈判的关系问题，研讨会仅举行一次就失败的问题，与会人员的选择问题，与会人员的隐私保护问题等。而且科尔曼始终以调停巴以冲突作为实践对象，前后作了三十多年的跟踪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