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解决问题方法与巴以冲突

科尔曼的互动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谓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具体来说，他的互动解决问题方法与对巴以冲突的调节密不可分：科尔曼为解决巴以冲突召开的互动解决问题研讨会推动了巴以和平进程，对最终签订《奥斯陆协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巴以互动解决问题研讨会的召开也不断丰富、修正了互动解决问题的方法。

早在1971年，科尔曼的咨询小组组织了有关巴以冲突的研讨会。1972年，组织了有关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冲突的研讨会。同年，科尔曼正式将自己调解国际冲突的方式命名为解决问题研讨会。^[16]自此之后，科尔曼和他的同事与巴以双方的许多个体和群体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包括官员、议员、组织的领导人、学者、作家以及学生，当然联系最多的是那些愿意改变的温和派。其间组织了解决问题的研讨会，也有与各方直接的互动。他发现，双方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都不承认对方的国家身份，但同时又看到双方存在着谈判的心理基础：就以色列来说，不被巴勒斯坦承认，也就意味着被阿拉伯世界拒绝，以及在世界舞台上被孤立，而这种因孤立产生的恐惧感，他们在历史上已经多次体验过；对于巴勒斯坦来说，国家没有独立，在其他国家沦为难民，被其他阿拉伯国家歧视，视为二等公民。科尔曼指出，双方都有合作的愿望，要改变就必须采取双重的视角：既要从自身，也要从对方来看问题，这样双方都能够理解对方的需求和焦虑。^[17]科尔曼认为，对双方身份的拒绝和不承认对方的合法性，这是双方谈判最主要的障碍。对双方国家身份的相互保证，这是和谈的核心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巴以冲突的心理核心。他分析到，双方把冲突看作零和博弈，必须毁灭对方自己才有出路，这样就直接导致了巴方把对方看作种族主义，以方把对方看作恐怖主义。要走向和谈，除了转变认识，还必须区别对待双方的各个派别，认识到对方有些派别有合作的诚意，有谈判的需求。^[18]

各方都存在着愿意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派别。以色列一方，尽管贝京（Begin）和沙龙主张巴方变成以色列的一个少数民族，实行有限的自治，参加以色列议会的选举，但工党却承认巴方的身份和地位。巴解组织已经被公认为巴勒斯坦唯一的合法代表，巴解的领导人阿拉法特本身就给人以温和的形象。科尔曼在对阿拉法特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尽管阿拉法特一再重申对以色列不妥协，但其实已经作好了妥协的准备，只是相互承认双方的身份是阿拉法特打出的最后一张牌。他怀有深深的恐惧，害怕自己打出这张牌，却没有收到回报，让步的多少取决于能够收到多少回报。^[19]

20世纪90年代之后，科尔曼组织的互动解决问题研讨会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研讨会演变成定期的。1990年以前，由于资金紧张，后勤准备和政治上的准备不足，组织的研讨会都是一次性的，自1990年之后，变成定期性的。以前会议地点在哈佛大学，之后开会的地点不断变换。

1990年11月，在剑桥召开了第一次研讨会。适值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巴以之间基本断绝了关系，因此研讨会的氛围基本上是悲观的。这种恶化的局势也影响到了此次研讨会的召开，其中被邀请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当局禁止离开西岸。第二次研讨会于1991年6月，同样在剑桥召开。此时美国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已经结束。以色列恼怒巴方对伊拉克的支持，而巴方则因以方对加沙和西岸采取更加严厉的控制而生气，双方的僵局依旧。第三次研讨会于1991年8月底在意大利的贝拉吉奥（Bellagio）召开，这时美国政府已经介入巴以冲突的调停工作。通过这三次的讨论，双方开始起草相互接受的四项议题：①起草三次研讨会达成的共识；②被占领土的解决；③巴方的国家身份和自决；④巴人回归的权利。^[20]

海湾战争的爆发和结束，既导致了巴以关系的紧张，同时也有利于巴以冲突的解决。海湾战争发生后，科尔曼对美以阿三方的公众舆论作了调查。他发现，以色列在战争期间，在美国的命令下，面对伊拉克的导弹袭击，不得报复。以民众感觉到自己受到威胁，但却无能为力。他们认识到过去过于迷信与美国的关系，现在发现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以色列的利益。依赖美国，但又不可信任美国，这使公众的自信心大为降低，认识到必须与巴方妥协才有安全的可能。相当多的民众愿意承认巴的国家身份，战争使民众谈判的意愿大幅度增长。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各国的权力和军事行动的合法性与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萨达姆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美国对此也有所认识，要想与阿拉伯国家搞好关系，必须对巴勒斯坦有所交代。可以说，战争促使美国充当调停者，战争使以巴官方重新走到了谈判桌前。^[21]

以巴官方谈判启动之后，研讨会面临着新的问题，即研讨会还有无存在的必要。按照以前第三方咨询的做法，官方谈判之后，作为民间形式的第三方咨询也就此退出。但如果还要继续存在，就面临着三方面的问题：其一，目标和功能必须作出改变，原先的为官方谈判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的目标已经完成，如果要存在，必须要有其他目标。其二，官方谈判对研讨会的制约。其三，人员的重叠。第三次会议之后，参加研讨会的巴方成员有4名加入了与以色列的官方谈判。鉴于此，科尔曼和他的同事组织巴以参加研讨会的人员，接连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研讨会是否继续举行，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研讨会继续召开。1992年7月底，在比利时的鲁文（Leuven）召开了第四次研讨会。巴以双方各4名人员与会，第三方3名，服务后勤人员4名。会议讨论了即将到来的以色列的选举，及新政府对和平进程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中，第三方提出结束研讨会，对研讨会的成果进行重新评估后再作决定，但遭到与会双方的反对。^[22]

第四次会议之后，以色列的工党选举获胜，与会的以方一些人员加入了内阁。随着巴以双方与会人员的身份不断官方化，他们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原来在研讨会时达成的一些共识推动了巴以的谈判，但也带来严重的问题，即必须重新组织与会人员，同时对研讨会进行重新定位。

可以说，在巴以研讨会不断实践的过程中，科尔曼发展了他的互动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最初的实践中，他没有意识到应该举行定期的、连续性的研讨会。在实践过程中，他发现连续性的研讨会具有优势，能使研讨的成果有所积累。官方谈判开始之后，使他对互动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有所发展。他逐渐找到了互动解决问题研讨会存在的理由：探讨官方谈判时面临的障碍，为消除这些障碍出谋划策，制定大家共享遵循的原则，纠正长期存在的问题，启动和平谈判，改善双方的关系，然后把这些研讨会的成果及时反馈给官方的谈判。也就是说，研讨会独立于官方谈判，但提供了官方谈判后台交流的平台，直接有助于官方谈判的成功。基于这种认识，在1993年8月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召开了第五次会议，与会人员进行了大幅度的更换。会议探讨了官方谈判中所不能达成一致的一些问题，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23]

1993年8月20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在奥斯陆秘密达成了协定。9月13日，双方正式在美国白宫签订了协定。在科尔曼看来，《奥斯陆协议》的达成与他主持召开的定期的互动解决问题的研讨会是分不开的，研讨会的召开为官方的谈判培养了干部，输送了新的观念和信息，为建立新型的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因此，他认为《奥斯陆协议》的达成是双轨外交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是第一轨道的官方外交和科尔曼与以其他民间外交为代表的第二轨道外交的结果，互动解决问题研讨会在其中发挥了适度的贡献。^[24]

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九天，即9月22日，科尔曼在耶路撒冷召集了7名曾经参与研讨会的成员开会，商讨研讨会的未来。会议决定结束互动解决问题研讨会，代之以巴以联合工作组。1994年5月召开了首次会议，截至1997年10月，已经召开了10次全会和几次分委员会会议。与以前的研讨会相比，联合工作组在结构、形式和与会人员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工作组分成许多小组，这些组的成员比以前要少，但见面的时间却更加频繁，讨论的时间也更长。工作组成员包括在政治上活跃的和在巴以具有高度影响的人员，他们比以前的与会成员更有经验和专长。工作组所探讨的问题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包括近期、中期和长期问题。近期主要关注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在协定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譬如各方的公众舆论，出现的障碍，以及相互信任的方式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可能影响中期甚至长期的巴以关系。中期涉及官方谈判中所遇到的困难的具体议题，譬如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和他们的权益保障；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居民定居点问题；或者有关耶路撒冷的最终定位问题。长期则主要关注巴以新型关系的发展，通过对媒体、教育、经济纽带，以及制度联系等方面的探讨，使巴以发展出稳定的、和谐的新型关系。在这些议题的探讨中，中期议题是工作组的核心，然后兼及其他两方面。每次研讨的结果，是提供一份有利于双方谈判的带有原则性结论的文章，当然这些文章既不是官方谈判的蓝本，也不是官方谈判达成共识的草稿，只是为谈判提供选择。^[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