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的回忆

温馨的回忆

杨雄里

1958年秋，我刚踏进上医，曾得到一本校庆30周年的纪念画册，上面的一张黑白照片给我印象深刻，那是上医第一届毕业生的合影（我记得有林兆耆、粟宗华等前辈教授），当时想30年真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不料，如白驹过隙，转眼竟然又半个世纪过去了。

我在1958年考上的是上海科技大学，在最初两年按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的安排，我在上医读完了医学基础课，1960年秋即回归科学院继续我的学业。这一特殊的学历，使我有幸忝列上医校友的行列。

我对上医是有感情的，是上医的老师把我引入了生命科学之门。我曾经一心以物理学研究为自己的目标，对生物学毫无兴趣。我还记得有一回在大食堂看医学纪录片，其中有一个研究者穿着白大衣在显微镜下作观察的镜头，我由此联想到自己将有可能一辈子与显微镜打交道，不觉黯然神伤。而正是在上医的两年，点燃了我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热情。是徐丰彦、张镜如教授把我引入生理学之门，是林飞卿、闻玉梅教授教我微生物学，是郑思竞、沈馨亚教授传我以解剖学的基本知识，是王有琪、陈惠黎教授使我熟悉了组织胚胎学和生物化学。最终，在这些前辈教授的教诲、熏陶之下，我以生命科学研究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上医有众多的名师。刚进校时，我就听说在上医光是一级教授就有16位之多。当时，作为一名大学新生，对这些学界巨擘有高山仰止之感（除了徐丰彦教授曾亲自给我们授课，文革后我曾向他当面请益外，其他多位都只是在开大会时远远望着他们坐在主席台上），既钦佩他们的学问，也暗羡他们的风度。我无幸聆听张昌绍教授授课，但至今仍然清晰记得他戴着金丝边眼镜斯文的模样。他当时正属“拔白旗”的对象（另一位是苏德隆教授），备受折磨，但即使在批判会中，台上批判者声色俱厉，他坐在会场后排，从容不迫优雅的风度仍然显示着他始终不变的高贵。他在“文革”迫害中的自戕，与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夫妇一样，表达着他们在受凌辱时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宁死抗争的勇气，令人肃然起敬。中生代的教师也不乏将才。这些当年30—40岁的讲师们，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他们认真备课，对教材的讲授举重若轻，甚显功力。张镜如教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年轻教师之一。他在讲授“生理学”时，旁征博引，把严密而枯燥的科学内容讲得娓娓动听。他的清晰思路和条理，生动的表述方式，抑扬顿挫的声调，对我以后的讲演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在同学中有传闻说，张老师每次讲课前都先对张师母（苏清芬老师）预演一次，虽然后来张老师告诉我，这纯属以讹传讹，但他的讲课在当时学生中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特别幸运的是，30年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有机会与张老师在中国生理学会中共事，留下了许多亲切的回忆。

上医有严谨的学风。作为学生感受最多的是严格的教学方式。老师的授课自不必说，尽管当时并没有多媒体，图像的演示不像现在那么精彩，但老师的板书和教学挂图、模型都能让我们清晰理解讲授的内容。考核的方式也别致。组胚学考试，除了书面答卷外，还需直接在显微镜下检看5张组织切片，辨认出切片中的组织结构或细胞。评分采用的是“一票否决”，即读错一张片子，哪怕书面答卷再完备，也和“5”分无缘（当时采用的是“5”分制），因此学生在考试前特别紧张，生怕“看走了眼”。记得我读的片子中有一张是胰岛细胞，当时俯首凝视镜下片子的情景和感觉，如今忆及，仍恍如昨日。生理学考试除了笔试还有口试，我选到的口试题目是“简述色觉理论”，而这正是我之后的研究方向之一，何其凑巧乃尔！

上医催人奋进。进校的那一阵，“大跃进”的风暴甫起，“教学改革”方兴未艾，我们这批新生，在工厂、农田里长期劳作，严重地拖曳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又在编写“正常人体学”（把生理学、解剖学、组胚学、生物化学合成为一门课程）的所谓“教学改革”中无端地耗去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尽管如此，名校的传统在，同学们并未懈怠。晚饭后，大餐厅中自习的学生人满为患。当时虽不曾举行学习竞赛，但班里的同学都在暗中较劲。每学期考试后，全5分成绩的同学名字不胫而走；随着时序的推移“全5分”名单中的名字越来越少，而侥幸留下的便罩上无形的荣誉的光环。班上的同学，走上工作岗位后都业有所成，在各自的领域中展现了风采。

上医留住了我们青春的热情。当时狭隘的意识形态束缚着我们的手脚，但并未折断我们青春的翅膀，学生生活仍然是丰富多彩的。1958年秋，在泰山耐火材料厂劳动锻炼时，曾作为“突击队员”与解放军战士作挖土方的比赛，在长达10余小时的抬土劳动中，杠棒磨破了肩膀，殷红的鲜血渗出了衬衫，在无数汗水的流淌中，我们努力去与“工农”打成一片。而在大操场上夏天的联欢会上，女声小合唱“红梅花儿开”、“小路”的歌声仿佛依然在耳边回响。我报考上医合唱团时考官让我试唱的场面、在客串“放下你的鞭子”小话剧的演出时台下人头攒动的情景，都还历历在目。当时的考官、同台演出的同学而今安在？

在对上医温暖的回忆中也有苦涩。我的家庭出身不时让我蒙上浓重的阴影，我的执拗的性格也无法让一些有偏见的政工干部喜欢。我时常感到在政治上的歧视，有许多会议我被排斥在外，甚至《参考消息》也无资格阅读。我无法忘记这些，因为这后来竟然成了我勤奋学习的一种动力。我曾经有怨尤，但现在想来，这岂是任何一个人的过错？无非是时势使然！

上医熟悉的钟声已变得遥远、缥缈。在离开上医校园45年后，时代的浪潮又把我重新冲回此岸，命中注定我此生与上医有不解之缘。这近半个世纪的“轮回”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从个人而言，我在青年时期走出校门，再次跨入校门已垂垂老矣；对上医而言，一段曲折、艰辛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披着历史的风尘，上医正在焕发她那日益璀璨的光华。再过20年，上医将迎来她的百年华诞，我们完全可以期望，她将会展现另一番新的光景。我真想活着迎接那一天的到来！

作者杨雄里，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神经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1963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其间，1958—1960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学习。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