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上医创始人颜福庆院长

缅怀上医创始人颜福庆院长

吴之理　章央芬

我们的母校上医一直是中国一流的高等医学院校，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卫生干部和高级医药卫生专业人才，分布于国内（含军内）以至国外，在医学事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母校的毕业生热爱祖国、医风正派、全心全意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辛勤地工作。母校是光荣的学校，有艰苦创业的光荣历史。今天我们怀着思恩之情来纪念她的创办人颜福庆院长，可以说，没有颜福庆就没有国立上海医学院，没有国立上海医学院哪会有以后的上海医科大学。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带头人的历史功劳，绝不会磨灭。

颜福庆院长，上海人，生于1882年，卒于1970年。他190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院长及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他认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太落后，西医太少，医学院校也太少。上海还有许多好医生在开业，可以请他们当老师，一定能办成一个一流的国家医学院。1927年他在上海吴淞和朱恒璧等创办国立上海医学院（当时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淞沪战争），医学院毁于炮火。同年在上海法租界和英租界交汇的海格路（今华山路）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上医的实习医院，今华山医院）建临时校舍，复校上课。

颜福庆有感于中国需要大量医生，七年制太长，乃试办六年制，称新制。此后，全国除了协和医学院，都改为六年制。历史证明，六年制是可行的，完全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医生，节省国家培训费用和减轻家长负担，使学生提早踏上工作岗位，延长了医生对社会服务的年限。

我们俩人就是1932年入校（1938年底第8届毕业生）的第一代新制学生。当年学校只有两幢4层楼的房子，4楼住学生，1—3楼是教室和实验室。物理科借读于交通大学，每周3次，有救护车接送。救护车是南洋华侨为淞沪战争救护伤兵赠送的，这是一部福特汽车，1949年全国解放，它还照常行驶。在校6年的学生伙食是厨师阿炳包的，他死了，由他儿子接手，也可以看出颜福庆和阿炳之间多年的友好关系和阿炳对学生健康的贡献。

今天枫林桥的校址建于1936年，中山医院当年开幕时，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剪的彩，同年在新校址召开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全国大会。新校舍和中山医院投资资金的一半来自洛氏基金会。颜福庆院长设想在枫林桥逐步建成中国唯一的医学中心。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背脊骨伤曾在中山医院住院，占用了一层病房，由当时的骨科主任任廷桂教授主持会诊。我那时是五年级学生（病案书写生），见过蒋介石。次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校舍和医院被日军作为马厩。学校内迁，最后在重庆歌乐山落脚办校。留沪部分地处法租界，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前，一方面要继续招新生上前期课，三年级后转送重庆；一方面要和敌伪周旋，使学校和医院能办下去，其间困难可想而知。颜福庆院长医学中心的理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以实现，这也是他相信和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重要基础，他认为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健康服务的。

颜福庆抗战期间担任过卫生署署长，战争年代他全力搞民众预防卫生，搞救护队和伤兵收容，办各种战时短训班。1915年他创立了中华医学会，是中华医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他主张公医制度，不提倡私人开业赚钱，凡在上医任职的教授，都不开业。林兆耆（第一届毕业生）本来开过业，收入丰厚，后决心当教师，停止开业，在教学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颜福庆认为教学者不能分心，要钱的人不能为人师表。上医能成为我国第一流高水平的学校，是与颜福庆对教师的选择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他办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勤俭求实。学校处在花花绿绿十里洋场的上海，但从来没有奢侈讲排场的事。他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教师和学生平时穿着都极平常，都吃阿炳做的饭。教学和医疗设备尽可能采用国产的。学生中没有赌博嫖娼。上医的校风极好，学生用功读书，毕业后专心从医、奉公守法、医道正派，得到社会良好的评价。他本人从来不吹不捧，讲究实在。他虽是基督教徒，但所办的事业，从不受教会的控制。他首先是爱国主义者，办的是中国的医学院，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他在事业上的伟大成就，来源于他的爱国信念，要提高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强烈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任，是上医的副院长，积极协助陈同生院长办学。由于他的历史贡献和解放后的表现，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受到党的保护。例如反右斗争，我参加上海市委领导会议，市委书记就说：“颜福庆表现好，要保护。”今年上医80周年校庆，不能不使我们回想颜福庆院长的功勋。他对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特别是医学教育事业，做出过伟大的贡献。

作者吴之理，教授。1938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曾任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章央芬，教授。1938年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曾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等。吴、章两位校友是上医唯一曾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并服务60余年的军医，章是当时唯一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的女军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