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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性克隆的女性主义解析

时间:2022-05-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何客观地面对生殖性克隆给人类带来的冲击,可以将其在女性主义视角下进行理性思考。生殖性克隆技术的伦理争议也是如此,造成生殖性克隆争议的根源不仅有技术价值观的不同,还有对生命神圣性不同认识以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离。生殖性克隆研究引发的伦理问题,正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分离的直接原因。

三、生殖性克隆的女性主义解析

生殖性克隆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克隆人的出现也越来越势不可挡。如何客观地面对生殖性克隆给人类带来的冲击,可以将其在女性主义视角下进行理性思考。

1.女性主义视角下生殖性克隆的理性思考

运用女性主义对技术的解析,可以把生殖性克隆看作是一种新的生殖技术,与人工受精一样,是可以用来增进妇女生育选择的一种技术。女性主义认为人有生殖自由和生殖权利,因此应该让当事人能够采用生殖性克隆的办法解决生殖问题。生殖性克隆是辅助生殖的一种形式,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各种形式的辅助生殖技术如代理母亲,所以接受生殖性克隆解决不育问题也是可行的。生殖性克隆避开了人工受精中接受非夫妻方卵子和精子的可能性,可以直接孕育继承夫妻基因的孩子。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女性主义视角下生殖性克隆的“是”。

但是,在技术层面,目前条件下人的生殖性克隆势必会导致妇女的工具化和客体化(物化)。克隆一个孩子,可能需要数百个卵。这些卵从何而来?靠妇女捐献。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就可能对有可能提供卵的妇女产生种种压力,包括用高报酬引诱、对妇女实施强迫或欺骗,将出现供卵的商业化。尤其是对于贫困、无权、处于社会边缘的妇女,更容易受到这些压力。而购买这些卵要克隆孩子的必定是有钱人。这样就进一步扩大社会的不公正及贫富两极的分化。

女性主义强调道德情境和关怀,生殖性克隆的孩子不仅是一个选择出来的孩子,还是一个预先设计的孩子,孩子的若干特征是预定的。这会对克隆孩子造成严重的心理和社会伤害。克隆人(晚孪生子)与其原本(早孪生子)实际上类似同卵孪生,但不是几乎同时,而是时间相隔较长。这样的情境造成他/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不确定,同时克隆孩子对自己的认同、来源、情感也会陷入混乱。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生殖性克隆虽然有其技术方面的进步意义,但更有生其无法逾越的伦理道德屏障,对待生殖性克隆谨慎保守的态度是必要的。

2.生殖性克隆争议的根源分析

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道德进步往往是不同步的,在通常情况下,道德进步落后于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生命科学的深入研究。生物工程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人类现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使二者的矛盾更为激烈和深刻。生殖性克隆技术的伦理争议也是如此,造成生殖性克隆争议的根源不仅有技术价值观的不同,还有对生命神圣性不同认识以及科学文化人文文化的分离。

首先,不同的技术价值观是生殖性克隆争议的根源之一。观从技术运用的后果特征看,人们对技术有三种不同的看法,认为技术是:价值中立的、价值负荷的、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生殖性克隆出现一定会带动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幸福,因此,主张克隆人,理由也很多,例如为不孕夫妇解决生育子女的问题、为了优生、为器官移植提供供体、为了进一步的科学研究等。但是很多人却认为生殖性克隆会不仅违背生物进化的规律,隐含技术安全性问题,还会带来血缘家庭伦理规范及其伦理观念的混乱,造成许多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当然,还有一些人认为生殖性克隆技术本身没有问题,就看使用这项技术的人怎么操作,如果用它应用与对人类有益的方向,它就是好的技术,反之它就是坏的技术。生殖性克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体现了人的意志和需要,也是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或服务于人类特殊的目的而发明和创造的,对其产生后果不同的理解,也是造成伦理争议的原因之一。

其次,生殖性克隆己经可以把人的生殖活动从自然过程变成人工过程,将生育婴儿变成“制造婴儿”,这就是人工复制生命,以及用“人造子宫”对受精卵进行体外繁殖和试管培育。医学在将来或许完全可以用技术的手段在母体外完成培育胎儿的全过程,这样一来,新生儿就可以变成纯技术的产物,而人只是在技术环境中将遗传物质按科学原则组合与制作的结果。将来或许要把人分为“自然人”和作为技术操作产物的“非自然人”两大类,这种“非自然人”除了本身有一个神圣性的问题之外,也对“自然人”的神圣性也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技术制造人的生命的时代,探索生命是什么,应该如何定义生命,更为至关重要的是,人是什么,人可以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支配自己的身体,人应该如何决定自己的生与死,人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以及善待生命的意义。这些都是引起生殖性克隆伦理争议的根源,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对生命的不同认识,不仅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命尊严,也为了人类能够更好的发展。

再次,女性主义强调研究者的性别、精神气质都与科研活动相关,认为科学应被理解为研究者的文化、性别、种族与阶级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实质上揭示了科学和人文的分离,在科学研究中,应注重人文传统对科学活动的参与和渗透,科学不应是单一的运用纯粹理性与经验模式反映外部实在的智力活动,而应是渗透着情感、意志等整个人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过程。从评价标准来看,科学作为自然对象的知识体系,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真实和创新。代表人文文化的伦理的评价标准却不同,因为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也没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阶层一直认同和遵循的评价标准。总的来说,伦理主要是关注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是否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协调,是否有利于人追求善。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把科学技术专家描述为“技术迷恋症”的受害者,他们只考虑技术的评价标准,而不顾及伦理后果。

生殖性克隆研究引发的伦理问题,正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分离的直接原因。在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强势文化的今天,尤其要强调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只有在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下,科学技术才能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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