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性克隆研究是否不人道

三、治疗性克隆研究是否不人道？

反对治疗性克隆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它有违人道、损害人权。其主要根据在于治疗性克隆研究要利用胚胎干细胞，而要利用胚胎干细胞又必定会破坏、损害胚胎。我们都知道2002年8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会见罗马天主教皇保罗二世，教皇对布什说不要资助那些研究胚胎干细胞的人，他们谋害生命、败坏道德。谋害生命、败坏道德，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两顶“帽子”可谓大矣，不可不论辩清楚。

毫无疑问，科学研究，尤其是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必须遵循人道主义的原则，高扬人道主义的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希波克拉底的庄严誓言：“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无论至于何地，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我们也始终谨记孙思邈的谆谆教诲：“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慈悲恻隐之心，誓愿普救众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当然，我们更应该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原则：人类基因组研究由此带来的应用，“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和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的歧视。”

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科学研究，尤其是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有可能背离人道原则，甚至发生尖锐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法西斯在“种族卫生”的借口下残酷杀害犹太人，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实施的细菌战，就是惨痛的教训。尽管我们在回忆这些历史的往事时，难免心头沉重和悲伤，但却永远也不能忘却这些曾经发生的血淋淋的事实。六百万犹太亡灵，数十万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亡灵的呼唤，将永远在人类心头震响。正因此，才需要加强伦理法律规范，生命伦理学也才会形成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这样四条基本原则，以求生命科学和医学更好为人类造福而不致成为祸害。

这一切，与治疗性克隆研究有什么关系呢？在我看来，治疗性克隆正是为了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为了更有效地战胜疾病、增进人类的健康。治疗性克隆是在1998年胚胎干细胞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迅速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因为科学的进展提供了利用胚胎干细胞发育“全能性”这一神奇功能的可能性。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用定向分化发育的胚胎干细胞来治疗诸如帕金森氏病、糖尿病等疑难疾病，进行组织或器官移植，不是实实在在地为人类造福吗？不开发利用甚至封杀这种可能性，倒真是不够人道。

至于胚胎研究，并不是从治疗性克隆开始的。自然流产、人工流产的胚胎，以及辅助生殖多余的胚胎，在自愿、知情、非商业化等原则下，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依然在开展，并且为人类认识疾病、治疗疾病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什么研究胚胎干细胞就成了谋害生命、败坏道德的大逆不道之举呢？

要十分尊重胚胎，胚胎研究（包括胚胎干细胞研究）要遵循严格的伦理规范，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我们之所以赞同英国沃诺克委员会提出的来自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的胚胎不能超过14天的建议，并且坚持不能重新植入子宫，不能与动物生殖细胞相结合以及知情同意、非商业化等原则，正体现了治疗性克隆研究不仅在目的上，而且在手段方法上的人道主义精神。

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博士曾把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之争称为一场“文化战争”。这是一个深刻的见解。既然如此，我们不可能强制他人改变自己的信念（例外，人的生命从精卵结合的那一刻就开始）。同样，我们也不希望他人把不同的信仰（例如，14天前的胚胎还是既无感觉又无知觉的细胞团，不是道德主体）扣上种种大帽子。这样，是不是一直争来争去而毫无作为呢？不是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科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之间的合作，通过公众参与，通过国际交流和对话，在科学利益和人道利益，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寻求某种结合、某种平衡。在我看来，14天前的胚胎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建议，就是这种结合或平衡的一个范例。它既给了科学家广阔的空间，让他们在胚胎干细胞这个新的舞台上施展聪明才智，又充分尊重胚胎、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为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事业开拓了新的领域。我们需要这样高妙的智慧，这样灵动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