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动机与使命感

使命动机与使命感

使命作为人类个体的动机，在强度上比性、进食、竞争和亲和等热动机弱，但是比追求完整、秩序等冷动机强。使命是一种主观感受，且每个人都拥有这种感受以及触发这种感受的使命动机，这并不是说人人都拥有孔子或者司马迁那样的“伟大的”^[10]使命感。一个含辛茹苦的单亲母亲把抚养独子看成一生的使命，一个忠于职守的信差把每一封信交到收信者手中，都会有自己的使命感。甚至，当一个孩子为父母去商店打一瓶酱油，也是使命感的一种最纯粹的形式。^[11]

使命动机也是一种易被热动机所叠加的动机。自恋者的能力动机与使命动机结合，就产生了一种包含有自命不凡的成分的使命感。其实这种感受是自恋式的、夸大了的能力感与使命感的结合，而非纯粹的使命感。^[12]

阿道夫·希特勒认为自己肩负着为德意志民族扩大生存空间的使命，是命中注定来拯救德意志民族的，但历史事实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希特勒的使命感，在现实中化为一场泡影。历史上从来都不乏此类为自己赋予自恋式使命感的人，如果我们认真地去探究他们给世界带来的是福祉还是灾难，我们难免会对使命感这个概念抱有相当负面的理解。历史上太多的“身兼天下”的人物，造成了自然灾害都达不到的破坏力。这些具有自恋式使命感的人，在事业的初期，似乎也做过一些利于社会的贡献，但是自恋式使命感一定要把他们推到盲目、主观的道路上去。他们引发的重大灾难，使他们先前做出的一切贡献变得暗淡无光。

拥有自恋式的使命感的人，在那些渴望理想化的自体客体的人眼中是魅力不凡的。我们能够发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先知、创造者、拯救者，尽管一旦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些被赋予超凡魅力的人都会大大失去他们的神性。笔者认为，当某个人物在历史上完成了某种使命，决不能把它仅仅理解成这个人物的使命感使然，而是某个时代采纳了这个人的使命感。这就好比每个时代都不缺乏追逐享乐的人，而某个人能够极尽奢华地生活一生，必定是相应的时代具备了奢华的物质基础。孔子的使命感、孔子的智慧，都不足以造就孔子，主要是时代造就了孔子。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孔子中年夭折，没有完成他毕生的学术追求，另一位思想者就会被戴上中国文化的首席先知的桂冠，这个人或许是老子，或许是墨子。关于司马迁、关于莎士比亚、关于佛陀，笔者认为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们完成的使命。

呼唤使命感，向来是一切主流文明的宏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使命感造就了孔子、佛陀、柏拉图，也造就了拿破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种强大且经常盲目的能量，如果从个体人格发展的角度去看，它的产生似乎与挫折和挫败息息相关。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 “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厄运强化了个体的使命感，这种强大的能量作为持续不懈的推动力促使人格的发展，有时又变成对己对人的毁灭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