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第一节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1998年，第51届世界卫生大会（WHA）通过了关于健康促进的WHA51.12号决议，敦促会员国对健康促进政策和实践采用以证据为基础，并利用所有各种定量和定性资料的方法，表明评价一个项目规划的成功与失败必须遵循“证据”的原则。其中通过成本-效益与成本-效果的分析阐明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极为重要的。

众所周知，烟草的税收是可观的，对于烟草行业来说，烟草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如果我们从它的投入和产出来看，结果大相径庭。生产烟草花费了大量的劳动力，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化肥、农药；生产卷烟所耗煤、电、水、纸和银行贷款、引进国外生产线等消耗了大量的资金，更为严重的是产品对人们的健康毫无益处。相反，吸烟明显地促发了严重疾病并造成劳动力的损失和死亡；孕妇吸烟威胁到幼儿的健康；被动吸烟造成极大危害以及火灾也会造成重大伤亡等等。例如，美国每年花费在与吸烟有关的费用平均为460亿美元，是国家烟草税收的5倍多。在我国，1994年国家烟草税收为550亿元人民币，而同年吸烟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医疗费、因病缺勤和丧失工作能力造成的损失费、火灾、清理垃圾及环境整治等）却高达700亿元人民币。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医学工作者共同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成年男性总死亡中有12％归因于吸烟，而这个数字最终可能增至33％。在我国，由吸烟引起的死亡中，慢性肺部疾病占45％，肺癌占15％，食管癌、胃癌、肝癌、脑卒中、冠心病、肺结核等各占5％～8％。目前2/3的男性在25岁前成为吸烟者，约50％长期吸烟者在中年或老年时将因吸烟而致死。根据目前吸烟模式分析，我国现今0～29岁的3亿多男性中，至少有1亿人最终因吸烟而死亡。资料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每年在吸烟方面的医疗保健支出相当于65亿美元。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损失，如烟草进口、走私及烟草对环境的危害。成本-效益与成本-效果分析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烟草生产不但不能产生任何经济效益，而且是严重的社会公害，必须彻底摒弃。有幸的是，2003年5月21日，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以192票通过了经过3年6轮谈判的枟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枠，标志着烟草控制已经走向以国际法为依据的、签署国政府要承担国际义务的行为。这是烟草控制历史的里程碑。

当今，世界卫生组织把健康促进作为重点，其理论也是以“证据”为依据的。例如，芬兰的北卡利里亚是全球冠心病最高发的地区，从1972年实施控制心血管疾病规划，在社区全人群中控制高风险因素以来，到1993年总吸烟率从52％下降到35％，吸烟量净下降28％，奶制品摄入量的减少使血清胆固醇水平下降11％，中年男性缺血性心脏病死亡率下降38％。北卡利里亚的项目效果已扩展到芬兰全国，使其他地区的心脏病死亡率也下降到与北卡利里亚同一水平。又如美国一项调查显示，通过社区健康教育，每人每年花费4.95美元，可使血清胆固醇水平平均下降2％，仅以约3200美元的成本即可延长1个寿命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的门诊高血压病人健康教育的随访研究在控制体重、血压以及提高依从性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5年间高血压病人健康教育组总死亡率较对照组降低57.3％。

日本的卫生经济学家调查了某村庄增加1名护士，开设1个“防感冒、防肠胃病、防脑出血”的卫生宣教馆的方法，经过1年多的预防教育，使该村的年医疗费用从原来的700多万日元降低到340万日元，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实践证明：无论是富裕的发达国家还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都将充分显示其很好的成本-效益和成本-效果。

评价项目规划的成本-效益与成本-效果并非都要到项目结束后才进行。当我们设计项目规划时，或有几个备选方案可供选择时，我们都要力求选择最低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效果的方案。因此，成本-效益与成本-效果的分析是项目评价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