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A.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说:“能将有生命和无生命物体区别开来的便是符号活动(semiosis)。”[1]在某种程度上,符号几乎是生命信息的同义词。虽然它不是人类的专利,但却是人类的共性。符号学家丹尼尔·钱德勒(Daniel Chandler)发现,“人类似乎总是被一种制造意义的欲望牵引着:我们就是意义的制造者,我们制造意义是通过创造和理解符号来实现的”[2]。人类、意义和符号之间密不可分。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甚至认为,“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3]。这便将符号上升到人类本质的高度。从广义上看,人类社会中的一切用来表达意义的事物,如语言、意象、声音、气体、味道、动作、物体等都是符号,一切涉及意义的活动都是符号的活动。可以说,符号和符号活动是人类的基本存在形态,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属性。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提出,符号学[4]是“关于一切可以被看作是符号的事物的科学”[5]。根据这一观点,围绕符号所展开的思考和探索都是符号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符号学家李幼蒸先生将符号学定义如下:“符号学是有关符号或符号系统的科学,它研究符号的本质、符号的发展规律、符号的意指作用以及符号与人类各种活动的关系等。”[6]这个定义旨在于无序中建立秩序,要从无穷的符号现象中找出普遍而又有限的特点,从而具体而全面地界定了符号学的学科性质和主要任务。由上述观点和定义可见,人类生活本质上是符号的,那么关于人类的思考和认识便是符号学的最初形态,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创造、使用和阐释符号的历史,是一部符号学的历史。“二十一世纪是符号世纪。”[7]今天,人类社会的符号性特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现象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符号研究大潮,现代符号学也以跳跃式的发展,跻身于当今学术主流之列。然唯有“厚积”才能“薄发”,现代符号学的迅猛发展,须归功于它长期接受的哲学上的浸润。
在西方文明史中,人类关于意义和符号问题的思考具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时期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7 B.C.)曾在医学诊断中提出符号学用来指“病相”(symptoms)的研究工作,它试图在外在的临床症状和内在的身体状况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后来,这一思想在医学领域得以广泛传播。在医学领域之外的符号学研究,主要源自亚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 B.C.)时期的符号学家和斯多葛派(The Stoics)的哲学家们,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符号应该同时具备符号自身的物质部分、它所指向的部分和意义的产生这三个部分。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研究了符号的本体论,他们认为符号是发音形式,每个符号都有相应的揭示物和指代物。这些符号观都已非常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定义。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辩论中,人们开始关注符号的意指作用,并形成了著名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这大大推进了符号和符号学研究的进程。在传承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近代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关于人类理解的文章》(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一书中,引入了符号的形式研究,并使符号学并列于哲学、伦理学,成为科学的三大门类之一。然而,到那时为止,符号学研究大多停留在哲学上的思辨和理论上的思考阶段,具体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瑞士学者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和美国逻辑学大师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几乎同时提出符号学学科的构想,他们的学说成为现代符号学研究的滥觞。经过二十世纪的长足发展,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符号学研究蔚为大观。
二十世纪,现代符号学经历了从“提出建立学科的构想”到“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总方法论”[8]的长足发展,其理论构建不断完善,实践运用不断深入,成长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也成为了一套重要的方法论体系。作为一门学科,现代符号学经历了上千年来丰富的哲学滋养,终于在现代语言学的推动下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并成为一门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同时,在广泛接受哲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美学和文艺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影响的基础上,它不断发展、扩张边界,深远地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尤其是信息论、人工智能、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现代符号学从意义活动的角度考量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现大量的社会文化现象本质上都是符号和符号作用的结果。现代符号学的研究模式和方法,几乎适用于哲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并为这些学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工具和有效的研究范式,在促进人文学科的科学化和跨学科研究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六十年代以来,符号学研究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强劲的发展态势,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法国、美国和苏联三个符号学研究中心。在这其中,不论是在符号学的理论构建、学科发展上,还是在符号学研究方法的发扬光大上,法国符号学研究都敢为人先,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围绕太凯尔[9](Tel Quel)杂志形成的巴黎符号学派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世界范围内符号学研究的最为活跃的流派之一。在法国国内,符号学研究的大潮几乎波及所有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如著名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也被看作是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先驱者;近乎影响了当代一切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他有关对象层次结构的理论和有关本文对象身份的理论都属于符号学话语分析领域,至今仍有其理论价值”[10];朱丽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是六十年代法国符号学运动的领军人物;拉康(Jacques Lacan)、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研究也从不同的角度涉及符号学。不过,众声喧哗的法国符号学界,难以掩饰一个清晰而又独特的声音,它从符号学理论构建和批评实践两个维度上,展开了精辟而独到的符号学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法国符号学的长足发展,并对欧洲大陆、英美学界,甚至世界学术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声音的发出者便是罗兰·巴尔特[11](Roland Barthes,1915—1980)。
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丰富而有弹性,严谨而又充满张力,其独特性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它从符号学理论构建和批评实践两个维度上展开,理论给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指导,而实践又反作用于理论,使其臻于完善,两者相交相融,不可分割。二是它的批评实践在文学和文化两个领域中同时展开,巴尔特不但在文艺美学研究中提出了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而且将大众文化研究带进了学术殿堂,发展出独具一格的文化符号学分析模式。三是它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优雅转变,毫不武断、毫不刻意,因为它自身具备了与外界思想发展相融的契合点。巴尔特的符号学思想,不仅代表了二十世纪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特点,还从多角度折射出现代符号学研究的魅力和价值,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法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符号学研究的长足发展。
今天,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不断升温,文学批评向纵深发展,文化研究热情高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巴尔特的做法显得尤为醒目。他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活动、分析文化现象,力图在社会、历史的宏观背景下分析文学和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存在价值和学术意义,并尝试解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结构关系。无疑,巴尔特的这些努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并在当下彰显出独特的学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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