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通常是家庭的顶梁柱，中年人崛起的程度决定着家庭成长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中年人也是家庭成长周期中承担最大压力的角色，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个人生命时期。从某种程度讲，婚姻家庭问题的个体对象，主要说的也是中年人。在心理学发展早期，心理研究者们不太关注中年，因为在20世纪初这个平均寿命只有49岁的时代，除了卫生和战争因素，人类的中年时期显然也不够突出，在完成生命繁衍之后，人们快速进入老年。而现在，人类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6岁，中年时期占整个生命周期的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关注中年时期，是当代心理学发展的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圣贤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从这一点来看，似乎中国古代的平均寿命至少与现代人类平均寿命相当）。孔子的中年时期是在不断提升的，现代心理学称之为“中年的后起飞”阶段，也叫“人生第二次飞跃”。孔子没有说心理学，但他说的都是心理学范畴的事情（包括了情感、思想、态度和行为）。从2500年前开始，中国人的中年时期已经受到足够关注。我们不妨通过比较中西方的观点和关注的焦点来理解中年的危机和成长，这样可能更符合中国人的实际。
1. 空巢综合征
和其他很多舶来品一样，“空巢综合征”其实只是上个世纪中期西方社会的一个概念，最近几年来被传入中国老百姓的话题中，仿佛煞有介事。这个概念勾勒出了人们对中年的印象——随着子女的成人，中年女性生儿育女的角色已经不复存在，她们要么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大发牢骚，要么狂热地开始尝试过自己的生活；男人们和自己欲求不满的妻子缺乏交流，只要愿意的话，总是能抓住青春的尾巴，恣意纵情一番；基于这样的分歧，婚姻满意度在这一时期跌入最低谷。这个普遍的坏印象，就是所谓的“中年空巢危机”了。
这样戏剧化的情节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电影剧本，但并不符合现实。心理学研究发现：首先，相比仍然和子女住在一起的同龄人，送走子女的中年夫妇报告了更高的享受生活程度和更为幸福的婚姻。其次，女性预料到并且能够接受子女们离去，而且比男性适应得更好。女性普遍宣称她们的中年生活质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第三，男性在中年阶段经历了一个重新评估自己的过程，大多数人会觉得自己的人际关系能力以及与家庭成员接触的兴趣都有所增加。
越来越多的研究推翻了以抑郁的女性、情感疏离的男性工作狂以及低谷婚姻为标志的中年刻板概念，因此，所谓的“空巢综合症”在现在看来根本是无关紧要的。面对这些有违直觉感受的研究成果，我们必须要真正理解中年起飞的含义。起飞只是许许多多必须在中年完成的任务之一，和让子女起飞一样，中年任务首先在于重新安排家庭角色。其他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任务还有：送走子女，夫妇重新成为“一对配偶”；与已经成年的子女建立成年关系；接受因子女婚姻和生育而到来的家庭新成员；解决与自己父母的问题，为他们养老送终。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与“时下流行”的对中年的消极刻板印象和误解不同，现实情况是大多数中年人身体还很健康，自我感觉年轻而充满活力，并且为生活中出现更多选择机会而感到兴奋。
心理学研究至此才发现，中年人并非像所说的那样为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和精力忧心忡忡，或者因即将到来的死亡而郁郁寡欢。中年人是可以起飞并且有力量飞翔的。
1.1 中国的情形
与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不一样，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生活中并没有给“空巢综合征”留下什么空间。中国几千年来家庭生活方式，并没有子女成年离家的现象存在，即便有，那也只是暂时离家求学和工作，而且这种求学和工作，本质上是家庭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所以中国式家庭生命周期中，中年人所面对的成长问题和西方是有很大差别的。中国人不仅没有真正“空巢”空间，而且短暂的“空巢”时期，也被深深的“牵挂”所填满。中年人肩负着教育辅助家庭中年轻的成年人和照顾年长的成年人的使命，中国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中年人需要个人能力和责任的成长。中年人的成长成功与否，基本决定了家庭成长的质量。不少中国家庭中年人已经停滞了成长，他们变得无所事事、哀怨认命，甚至变得不负责任、利令智昏而导致家庭遭遇重大挫折。所以，对中国的中年人来说，需要关注的问题不是“空巢综合症”，而是“停滞成长综合症”（这是本书为这些中国式中年危机者创造的一个新名词——编著者注）。
【案例】
老邱年近50，第一任妻子因车祸而去世。他的第二任妻子比他年龄小了很多，今年还不到30岁，他们的孩子还小，不满2周岁。前妻所生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大学即将毕业。大儿子不愿意和他一起生活，独自在外生活。老邱父母和前任妻子岳父母四位老人都批评老邱没有照顾好大儿子，不愿意参与他的家庭事务；大儿子又不买他的账，认为老邱很固执，所以宁愿独自在外生活。现任妻子的父母也认为老邱对他们女儿关心不够。老邱觉得自己的家庭处于散乱状态，他无力捏合起来，感到自己的生活空间很局促。
在单位里， 老邱是一个警惕的人，他的能量耗费在人际关系中，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高层而忽视下属。他带领的部门始终无法真正在业绩上有所突破。他没有理解到应该是下属让他出成绩，他也没有理解到带领好下属远远比讨好上级重要，他更没有理解到自己是个领导者，领导者的基本要素是担当和负责任，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一直在“表现负责任”而不是“实践负责任”，一直在“怕输”而不是“想赢”，他的工作只是为了获得别人认同而不是创造价值。
——摘自相旭东《落地的感觉——家庭成长心理咨询手记》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12年版
老邱要从他自身的内在恐惧和生命情感中去寻找答案，而这个过程，他自己完成不了。中年人成长最大的障碍是习惯了的自己，这个习惯了的自己既是多年以来的自我保护伞，又是多年以来的自我妨碍。倘若没有主动学习的意愿，可能需要等待生活中挑战性事件的发生来引发身不由己的改变。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成年人陷入痛苦的迷惘之中，还有很多人陷入麻木的境遇中，也有不少人能够成功跨越生命的中期，获得更大程度上的自我成长。这个分水岭是，你是否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学习。
2. 中年危机
按照大众媒体的描述，跨入中年的女性，绝经期会带给她们身体变化，这个变化令人难受而担忧，同时失去生育能力会触发女性对死亡的关注和产生丧失感，从而可能导致抑郁。实际上，心理学研究发现，尽管女性们的确要经历身体的变化并会产生不适和丧失感，但大多数女性在月经停止后感受到的是解脱。近期研究表明，大多数女性能够预见到并欣然接受绝经期的到来，平静地对待这一转变。尽管会有75%的绝经期女性的确受到了由于体内荷尔蒙分泌失调所造成的身体变化不适或困扰，但这些不适和困扰并没有给女性带来更多的适应困难，90%的更年期女性报告没有明显体验到与绝经有关的愤怒、焦虑、抑郁或神经过敏等变化。
研究者发现，与那些将绝经期看做是一段压抑时光的刻板印象相反，很多女性实际上觉得它是改变和成长的催化剂。她们认为自己变得更为坚定、自信、充满活力，在性方面也更加自由。心理学界将这一现象称为“绝经后的激情”，被定义为“当女性无须再照顾子女的时候，随之而释放的创造力和精力”。当然，绝经期不是造成“绝经后激情”的身体原因，而是提供给了女性们体验自由的条件和寻求改变的机遇。
和女性们进入后起飞阶段所体验的激情不同，男人们对死亡的体验是一个漫长的内部过程。到了不惑之年，男性开始体验到一系列逐渐发生的身体变化，但功能并没有明显的降低。然而，这些变化很难视而不见，如谢顶、啤酒肚和皱纹。研究者指出，每个男人都得哀悼并且接受自己心目中那个年轻英雄的死亡，随后经历重新评估的过程，他将此看做是所有男人在40多岁时候的常规任务。然而，根据流行的中年危机（这个词是给男人们设计的）的定义，这一过程是创伤性的。那些感觉到自己废弃了梦想而一无所获的男士们容易给自己提出了如下建议：放弃工作，跳出婚姻，开始奢侈而无节制的狂欢以提升自尊。同样，研究表明绝大部分中年男士都是通过一个漫长而内省的过程来实现重新评估和发展的任务，并非是一场见诸行动的急性危机。
2.1 中国的情形
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照顾男人的，在长期的允许一夫多妻的历史中，没有让中年危机给男人太多挑战，倒是给了女性一定的挑战。女性们因为更多关注与性别体征有关联的家庭地位而更在意绝经期的变化。在一夫多妻的大家庭里，这无疑是一种挑战。生理上的变化可能带来失宠风险，好在伦理予以了恰当的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伦理体系，是一种文化制度的保障。它保证了那个时期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功能可以不发生中年变故。至于男性在自身职业发展方面的中年危机，也没有想象中的那样严重。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它的既入世又出世的哲学性，而不是其他文化的宗教性。男人们很容易说服自己“就这样吧”。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一下李白杜甫等古代著名诗人通过他们的作品所释放的信息，就知道中国人自我调适能力几乎是天生的。这值得研究推敲一番。所以，从文化角度来说，中国的中年男女都是幸运的。
但历史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文缩写了中国社会混沌黑暗的一百年历史，这一百年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两千多年文化的震荡时期，这个震荡是外来“掠夺性”文化对中国“生态性”文化的冲击（“掠夺性”和“生态性”这两个名词是本书“生造”的，在理论界是否有此说法，暂不考证了，这里只是借以区别它们——编著者注）。这种冲击历史上也发生过，但是“掠夺”只是“生态”的局部故事。中国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中国文化经历的震荡期是一个先破后立的过程，痛苦的“破”已经过去，伟大的文化“复兴”正在悄然发生。
在中国大地上，毛泽东时代所发生的世界大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崭新的中国站立起来，不仅仅是朝鲜战场取得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两弹一星成功发射，同时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是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快发生并完成“妇女解放运动”。它带来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此产生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释放。邓小平时代开启的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奇迹，有很大一部分功劳来自中国已经真正完成的妇女解放运动。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和民族能在这么短时期内完成这么巨大的历史转身。今天的中年人一代，正是那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婴儿潮”的第二代。那个时代，中国人完成了文化破和立的第一步，妇女获得全面解放，文化禁锢被抛弃。今天，当这些人步入中年，他们肩上又陡然出现一个文化复兴的重担，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所以，中国当今的中年一代是特殊的一代，他们不能像两千年以来的中国男人一样生活，也不能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幸免“中年危机”。无论男女，这一代（可能还包括前后两代人）深陷中国特色“中年危机”。
中国特色的中年危机除了前面讲过的“停滞成长综合症”的病症，还有一种常见病症可以叫做“中年期叛逆”（这又是一个本书自定义的新名词，用来表达一个意思，概括一种社会行为——编著者注）。仿佛是青春期叛逆没有过好，现在要重新过一遍一样，在快速变化的当今社会，一部分中年人表现出了类似青春期叛逆的“家庭出逃”行为症状。这些症状主要表现为：
1 在家庭以外寻找和建立稳定的或临时的亲密关系，但同时又不愿意放弃婚姻，从中寻求精神刺激以体验自我存在和价值感。
2 尽量少承担家庭责任，尤其在子女已经独立的时期，对来自配偶的家庭约束发起挑战。
3 将大量时间精力耗费在社交活动上而轻视家庭生活，并将此理解成理所当然。
4 放任个人成瘾行为，并希望获得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的默许与包容。
【案例】
黄局长是一名在当地颇有名气少壮派政府官员，曾经凭借他精湛的医术水平获得同行和病人家属赞许。妻子李女士温良贤淑，是个很有主见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儿子正在读大学。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幸福安定的家庭。实际上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安定：黄局长原本从来不承担家庭事务的责任，自掌管卫生局以来，几乎80%的晚饭在外面吃。不是他请人，就是人请他。除了官方应酬，还有名目繁多的私人活动。李女士终于发现，其中和黄局长联系最紧密，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的是几个女性和她们的交际圈子，丈夫几乎总是和这个她或那个她在一起。为此李女士甚为生气，几次三番要求丈夫回归婚姻生活正常轨道。黄局长做不到，并且认为这是李女士一向以来的对他管束，他不愿意被管束，所以一如既往在外潇洒。丈夫的行为直接导致李女士与丈夫的异性朋友发生斗争碰撞，他们的婚姻终于到了貌合神离的危险时期。李女士寻求援助：如何挽救丈夫的叛逆行为？如果无法挽救，婚姻将如何发展？
李女士寻求援助的行为，实际上是已经站在了结束婚姻的起跑线上，只是她还没有下定决心往这个方向前行，这是她对自己的选择。作为中年人，现在黄局长和李女士都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要一个怎样的后半生？
（* 学习思考：你认为黄局长夫妇面临哪些人生风险？）
3. 两性差异
西方心理学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度过中年的时候步调不一致了。女性在起飞阶段以前就活跃起来了，一般在40岁左右。她们在距离子女真正离开家庭还有好几年的时候就已经盼着他们离开了——大多是被青春期子女的反叛和冲动激发的。在期盼的日子里，女性们开始构想自己的新生活。当子女独立生活之后，她们觉得外面的精彩世界正等着自己，她们兴冲冲地回到学校，从事新的工作，或回到之前的全职工作岗位。直到50多岁，她们仍旧在为自己崭新的或原先的工作、事业以及个人目标而奋斗。
与此同时，男人们在40多岁时，通常是子女们还在家里，就开始了非常缓慢的重新评估过程。触发这一过程的原因很可能是男人们注意到自己的妻子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了家庭之外。但是，男人们仍然将主要的精力集中于事业。因为觉得自己还有最后一次获得成功的机会，他们可能会更多地投入工作。直到中年后期，一般在50多岁左右，他们对于工作在自己生命中的意义才会有另外的思考。在慎重评估自己的生活之后，他们渐渐地更为内省。
对于某些人，这一过程是由身体的衰老表现所触发的；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则是某个特殊的事件担当了催化剂的角色——工作中获得提升或遭遇失败、退休、自己或家人生病或死亡等。不管什么原因，男性们开始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发掘生活更为重要的价值。然而，通常直到起飞阶段的后半段，有时甚至到了50多岁或60岁的时候，男性注意力才从工作上有所转移。他们最终愿意放慢步伐，接受目前的地位和成就，即便这一地位和成就可能会与早年的梦想并不一致。同时，他们对婚姻关系以及之前压抑的兴趣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们的好胜心和攻击心会有所收敛而变得更愿意倾听和学习。
3.1 中国的情形
在西方生活中，可能确实存在如心理研究发现的那样，中年阶段的男性和女性分别以不同速度朝着各自的方向前行。当女性发展出自主性，并且走出家门的时候，男性开始要求更多的休闲和旅游时间，并且希望妻子也能加入其中。这些性别差异冲突经常让夫妻双方感到困惑和棘手，还有可能导致婚姻的巨大变动，包括重新定义好丈夫和好妻子的标准。
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当今中国女性早已完成“妇女解放”或“女权运动”，解放了的中国妇女既保持了持家角色，又广泛地参与社会就业。在中国社会，基本不存在就业性别歧视，仅有的差异来自岗位特征对性别的要求。所以，中国家庭中的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是在参与社会建设的同时也建设着自己的家庭。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基本平等。来自性别差异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年女性和男性对于家庭和事业的倾向可能恰好和西方心理研究结果相反。在中国，中年男性在子女独立的时期，更愿意并积极投身于职业和事业；女性则倾向于回归两人世界的婚姻发展中，并且她们将继续支持和关心他们的成年子女。
在家独立是中国新成年人与西方新成年人的重大区别，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需要面对的挑战不是由子女离家独立带来的“空巢危机”，而是子女在家独立和家庭人际变化带来的“成长危机”。前面案例中的黄局长在儿子已经成年，家庭即将面对新的发展转型的时期，仍然沉迷于自我颓废式的生活状态，本质上是一种成长的停滞。面对如此“不争气”的丈夫，妻子李女士痛苦万分，明显感觉到独立支撑的孤独和无助。因为黄局长李女士的家庭已经面临着儿子成家立业、老人年衰离去等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如果黄局长依旧叛逆逃离在家庭之外，不仅对家庭成长没有帮助，而且很可能会成为阻碍和消极因素。就像李女士所担心的——未来儿媳妇需要一个怎样的公公？未来姻亲家庭如何看待他们家庭？这些都是重要的不可逃避的事实。现在李女士所顾虑的就是这一条，她担心如果此时离婚，可能会给儿子即将到来的成家造成负面影响。
在中国中产阶层，姻亲对方的家庭和睦与完整，是“懂事”的年轻人选择婚姻对象的重要指标。李女士比黄局长要理智和负责任，她可能会选择斗争来迫使黄局长就范——至少行为表现要像个父亲和公公的样子；至于婚姻内部的两人关系，还不是第一考虑。哪怕处于婚内分居状态，李女士也要维护她对儿子和家庭未来发展的责任。这就是中国式的两性差异，中国女性更顾家；同样，事业有成的顾家男人才是中国成功男人；无论男女，背弃了家庭的，都不是好丈夫或好妻子。
4. 中年婚姻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心理学关于中年婚姻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两种矛盾的情形：（1）中年阶段的婚姻最为幸福；（2）生命周期的三个离婚高峰中有两个发生在中年。
4.1 婚姻幸福的顶峰
对子女成年独立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的研究表明，子女的离去对婚姻中夫妻双方总体幸福感都有好处。婚姻满意度在刚刚结婚后是第一个高峰，之后随着生养子女而下降。在子女们离去之后又达到另一个高峰，从而形成一条U形曲线。
为什么婚姻幸福会在中年起飞阶段有如此改善呢？
应激的减少以及家庭常规事务的简化显然是关键因素。夫妻们对子女的关注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因此可以思考并投注更多的精力在自己的婚姻上。在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以后，他们开始对婚姻关系有更多期望。与此同时，女性们将注意力放在家庭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将婚姻作为子女离开之后满意来源的压力。同样，中年夫妇相濡以沫多年，在经历养育子女的风风雨雨之后，已经掌握了处理彼此关系的技巧。最后，婚姻的实质在中年阶段也会有所变化，浪漫关系逐渐表现为彼此之间的友谊、相伴、平等、宽容和兴趣的共享。
研究者还提出了子女成年独立与婚姻幸福之间呈正相关的两个条件。首先，子女起飞的时机很重要。过早或过晚父母仍旧会以子女为中心，怀疑自己作为家长是否称职，从而无法体验到婚姻状况的改善。其次，父母们必须同子女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样才能体会到幸福的提升。如果没有频繁的电话或面对面的接触，他们会觉得自己为人父母的角色已经中止，这样的感觉比子女在家时更糟糕。这两个条件表明，其他悬而未决的家庭成长问题会在这个阶段重新浮出水面。婚姻中的问题和冲突通常被乱哄哄的养育子女岁月所掩盖，当子女离开之后，它们又再一次出现。
4.2 中年离婚
另一批研究者则发现了中年时期是高离婚率时期。有时候空巢并不会使得婚姻更加牢固，多年以来，在对彼此的差异置之不理，掩盖自己的感受、彼此疏远或另觅新欢之后，一些夫妇们终于意识到所谓空巢实际上是自己空荡荡的婚姻。这些婚姻少了子女的存在确实无法维持，于是一些父母转向子女，将他们作为缓冲的工具，另一些则选择离婚。
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影响着这种中年离异的发生。一个是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在结束日复一日的照料子女职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自由。夫妻间在时间、财务以及情感方面有了新的选择，也为改变提供了机遇和资源。另一个是夫妻中一方或双方，因害怕同一个“陌生人”或者“敌人”一起度过余生而产生了离婚的动机。如果这些中年人意识到了生命“时不我待”的危机的话，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有意思的是，85%的离婚是由女性提出的（1995年Apter研究报告）。这是因为，现如今的女性比过去的女性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有些时候，当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并发展出了自己的能力时，她们可能不愿意再纠缠于一桩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决定结束一段让人不满意的婚姻所带来的权力感，增强了女性们的自信心和决断力。尽管一些女性会害怕孤独和财务危机，但是大多数女性在决定离婚之后体验到了一种解脱。不论多么恐惧，女性们很少后悔自己离婚的决定。
对婚姻的不同态度，也是中年男女步调不一致的特征之一。一些男性在经历了中年阶段的重新评估之后，对自己的婚姻有了更积极的评价，或者至少觉得维持下去比较好。另一些男人则决定重新寻求一段让人兴奋的浪漫关系来替代之前不满意的婚姻；那些中年停滞了成长的男人，逐渐意识到死亡的逼近，觉得寻求快乐的机会仅此一次时，更容易产生这种想法。
尽管中年时期是离婚高发时期，人们还是觉得结束一段历时已久的婚姻通常是耗时而且痛苦的。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中年人在当初社会化的时候，离婚还没有那么普遍，因此可能会将此看做是个人的失败。对于女性来讲更是如此，因为她们倾向于将维系感情看做是自己的责任。
4.3 离婚后的男女
离婚是一系列的危机和幻灭过程，最初表现为困惑，一种“不知道我是谁”或者不再属于某个家庭或配偶的感觉。但是女性比男性恢复得更快一些，尤其是当女性提出离婚的时候，她们更能够将其作为个人成长的新起点。和我们的直觉判断不一样，心理学研究发现，尽管男人们可能有相对更高的收入和结识新欢的机会，离婚后女人们却比他们做得更好。离婚后的女人会发现自己更加独立，而离婚后的男人则会发现自己的依赖性。离异男性的较早死亡率是婚姻中男性的三倍，他们更容易因为压力而酗酒或自杀。相比之下，女性在离婚之后会经历广泛的心理成长，包括自尊、决断力和幽默能力的增长。这并不是因为中年离婚的女性会比男性有更多新的约会，实际上她们再婚可能也更低，而是因为女性们普遍对“只有找一个男人结婚、成为母亲才会获得快乐和完整”的假设发起挑战，她们逐渐认识到爱情不是一个女人生活的全部，而只是重要的一部分。
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离异单身女性遭遇的可能是财务上的挑战，她们变得不敢再买东西，经济状况下降，而他们的前夫可能会有所好转。金钱应该是个相当现实的问题，那些能够在经济上独立的女性，会更容易完成这个转型。因此，财务独立能力，是女性获得独立的“最后一道防线”。
4.4 中国的情形
西方心理学关于中年婚姻的研究，对于中国人在婚姻关系中的相处之道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不过，中国人婚姻中的男女还有其文化特性——中国人更多的是生活在家庭中而不是婚姻中。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生命情感里，婚姻关系隶属于家庭关系，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只是家庭事情的一部分。在很多情形下，夫妻两个的事情要让位于家庭事情。
在中国人家庭里，中年婚姻能够达到幸福的顶峰，是由于他们首先实现了家庭的和睦幸福。中年人自身成长达到成熟，家庭核心功能得以顺利转到他们手中，并且在他们的手中实现家庭更好成长。实现家庭幸福成长的中年人同时也实现他们婚姻的幸福。中国式中年婚姻里不能没有家庭成分。同样，那些面临离婚困境的中年婚姻，在他们的危机浮出水面、摆到桌面之前，家庭成长危机已经显现，他们的家庭已经为了包容危机婚姻而消耗太久。中年离婚，意味着亲情破损、家庭破碎。
尽管中国社会主张婚姻自由，也把离婚看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在中国人生命情感的深处，依然把离婚看成是一种悲剧。婚期越久的离婚越被看成是悲剧而不能接受。在中国，青年离异较多被看成是个人波折而容易获得谅解；中年离异，则被看成是家庭悲剧而遭受非议；而老年离异，却被看成是人生笑话而招人摒弃。理解中国人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中年婚姻的幸福含义。中年婚姻稳定是家庭幸福的基本表征，人们通过婚姻看到了个体对家庭的责任和贡献，看到个人的品行和操守。而责任、贡献、品行和操守是中国人对个人评价的重要指标，个人的社会评价又是中国人自我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中年丧偶表示相当的同情和关心，但对中年离婚并没有太多的同情，而更多抱持非议。
5. 三明治一代
与老态龙钟的父母被送去养老院的景象相反，当今社会大多数老年人的身体和财务状况都足以独立地度过晚年。那些身体衰弱或患病的老人多由子女照料。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照料年迈父母的任务从40多岁推迟到了50多岁甚至更晚。而子女的养育期延长和离家独立年龄却被推后，中年人因此很可能需要同时照顾父母和子女——包括孙辈和返巢子女。处于这种角色之下的中年人被称为“三明治的一代”。所幸的是，当这一系统过载发生时，中年一代正达到能力、控制力以及处理压力能力的顶峰。
5.1 作为照料者
西方家庭心理研究者认为，中年照料者（尤其是女性照料者）是与应激相关疾病的高发人群，有时候被称为医疗系统的潜在病人，他们指出了中年照料者的几大问题：
（1）亲密感的变化：照料者接触到了被照料者的隐私，因此打破了代际之间的界限。
（2）权力和责任的变化：如今成为提供照顾和意见，而不是接受照顾和意见者的照料者，感觉自己像是父母们的父母。
（3）经济负担：在出现照顾父母所带来的经济负担的同时，中年人送走子女，开始从事新工作或继续上学。
（4）角色竞争：照料者同时还是父母、伴侣、员工、领导或学生。
（5）情感矛盾：照料者在向自己父母提供亲密的身体看护的时候会觉得尴尬或恼怒，同时也感到内疚并认为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因此，他们很难把握自己卷入的程度。
（6）面对自己的衰老和死亡。
5.2 面对死亡
应对父母的死亡，对中年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平常并不意味着轻松。中年人的一些自我发展任务与他们要面对的丧亲之痛相关联，并且会对他们更好应对生命变故产生影响。
（1）接受自己的死亡：这被视作个人生命周期中的关键任务。中年人意识到自己如今是主事的一代，不能再向父母寻求指导。他们更为关注自己的健康，与从照料子女中解脱出来一样，对死亡的意识也是引发对生命重新评估的主要因素。
（2）家庭角色和责任的重新定义：中年人现在是一家之主。维持家庭之间的联系，持续家族传统仪式和价值，引导教育下一代等任务都落在了他们肩上。这一重新定义过程还包括在无须老一辈督促的情况下，主动解决兄弟姐妹间遗留的问题。
（3）自我知觉的变化：经历了丧亲之痛的中年人会变得自主，同时对别人更为尽责。这种自主性和情感联系的升华可以看做是中年成熟的标志。
（4）无法从丧亲之痛中解脱出来，通常和以前未能解决的问题有关，如依赖感、责难、负罪感或矛盾的情绪。面对死亡的经历提供了一个重新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这些遗留的问题如果不在此时解决的话，仍会在将来某个时期再次显现。
5.3 重新定义同成年子女的关系
子女从家里搬出去是一码事，将他们看成是成年人并保持相对应的关系是另一码事，而年轻人将自己的父母看作有其自己的故事、生活以及顾虑的个体又是另一码事。如果发现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家里或外面的世界表现得越来越独立时，中年一代的父母们便会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再不去追究自己之前教养过程中的过失。倘若年轻人没有什么未解决的主要问题，父母和子女就能够更好地以成人的方式相互支持。
心理学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在子女离家后变得更加深厚和密切，父母经常将子女看做最亲密的朋友，尤其是当子女已经结婚生子之后。研究还发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不会因为后者搬出家去甚至结婚生子而自动转变为成人和成人的关系。以往未解决的情感问题和在亲密卷入程度上的差异，通常会使代际之间产生客气、恭敬的距离，而不是温暖和分享彼此生命的渴望。
解决过去的问题是年轻一代主要的情感任务。父母会对这一过程带来帮助或造成阻碍，他们直接从管束青春期子女到如今向成年子女提供顾问式咨询的转变并不容易。父母将自己的位置从“上司”调整为“成年同伴”，不仅需要放手让子女离开，并且还要行使属于自己这一半的和成年子女之间的“成人对成人”关系。——这可能意味着停止或减少经济上的资助，接受子女在职业或择偶上的选择，从对子女生活上的命令化转变为建议化，维持一个灵活的、双向的联系模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愿意和子女进行开放式的讨论，无需再将父母真正的“担忧”在“孩子们”面前隐瞒起来，并且对子女的生活感兴趣但不要加以干涉。能否完成这个转身，对中年人和他们的子女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5.4 家庭扩张
由于子女离家、年迈父母患病或者去世，中年可以看成是一个家庭规模收缩的阶段，但同时随着子女结婚和生育下一代，这也是一个家庭扩张的时期。中年人必须改变他们惯常的同子女之间的关系，并且学会接纳子女的配偶以及配偶家庭。如果子女们寻找的配偶与父母的民族、阶层、宗教价值等一致，或当家庭本身能够灵活和开放地对待差异的话，这一过程会顺畅很多。与之相反，如果子女们将选择婚姻伴侣作为对父母的挑衅或疏远，那么两个家庭“合二为一”就会有许多问题。这些困难实际上是以前未能解决的家庭问题造成，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的应该是原生家庭的成员，而不是姻亲。
【案例】
琼（54岁）和弗兰克（56岁）以他们亲密的意大利天主教家庭而自豪，但是儿子佩里（24岁）娶了凯西（24岁），一个德国卫理公会派教徒。对此琼和丈夫弗兰克感到很失望。尽管如此，琼还是保持每天打电话给佩里，准备丰盛的周末晚餐，但这对新人开始逐渐缺席。
当佩里和妻子凯西的家人一起度过了感恩节和圣诞夜后，危机出现了。琼对佩里大为恼怒，琼和弗兰克为这种疏远感到难过和困惑，并因此寻求心理咨询。咨询师将他们的困境放在了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以及民族期望的背景下进行正常化以后，开始向夫妇俩“发难”——让他们重新关注自己的婚姻关系（正常的中年任务），并且建议他们再一次“结合”。咨询师告诫他们应该避免对佩里、凯西这对年轻夫妇提要求或提出过往的不愉快，同时鼓励琼重新审视自己每天和儿子保持联系的愿望，以及对儿子婚姻的否认。这个过程对琼而言是极富挑战性的，直到后来弗兰克回忆起当初他们新婚时自己被琼的母亲看不起时的感受，情况才有所好转。
家庭的扩张不仅来自“媳妇凯西抢走了儿子佩里”，还来自新生命的诞生，中年生活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便是成为祖父母。
祖父母们称，看到自己的子女生养下一代，实在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快乐。当全家重新举行生命周期仪式和庆典时，家庭认同感得到了巩固。社会心理学也没有忘记关注几个潜在的不和谐音符：
（1）如果祖父母离异了，会因谁被邀请参加家庭仪式问题产生冲突；如果他们又再婚了，谁才是“真正的祖父母”也会成为问题的来源。
（2）如果成年子女离异了，在监护权的协议中应该包括祖父母的探视权。当两代人之间关系不好，尤其是同子女配偶不和时，这一问题尤为重要。
（3）如果成年子女因药物依赖或患病等无力养育自己的子女时，祖父母们可能要重新披挂上阵，照料自己的孙子或孙女。
5.5 中国的情形
“三明治的一代”这个描述可能适用于西方人，他们比较关注中年人这种“三明治”的地位，因为那是一个让中年人体验到压力的地位。中国人在家庭里其实一直是处于“三明治”地位的。尤其是中年人这一代，如何做好三明治是凸显中年人在家庭中地位的基本功课。即便是完成了家庭核心功能代际转移，已经担当起了“当家人”职能的中年一代，在家庭生活中依然免不了遭受来自上一代的“不同政见”和“干预朝政”。同时，子女们也已经步入成年，俨然有他们自己的“政见”。如何统一家庭成员不同“政见”，同心同德让每个人在合适的位置上和谐发展，是中年一代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每个中国中年人都是政治家，家庭管理能力彰显其政治能力。）
处理好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中年人的责任，它是中国家庭成员共同的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家庭成长“指导意见”，简单说是“老人像老人，儿女像儿女，当家人像个当家人”。怎样才算像了，做得不像又会怎样呢？这个问题的详细答案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6. 职业发展
作为中年人第二次飞跃，职业发展自然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选择，尤其是知识劳动者。市面上大部分企业的寿命要比它的劳动者的工作寿命短，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40年总是从事一种工作也实在是时间太长。他们的工作劲头逐渐退化，开始“在职养老”，并最终成为他们自己和周围人的负担。
也许体力劳动者在他们退休的时候真的退休了——他们干不动了；但是知识劳动者退休以后并没有“干不动”。因此，西方管理学者发现“自我管理”日益要求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后半生做好准备。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关于后半生的问题有以下三种回答：
第一，开始第二种职业。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到了45岁或48岁，等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养老金也有了着落以后，便流动到医院、大学或其他非营利性组织任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仍然干自己的老本行。
第二，发展“平行职业”。大量的在第一职业得心应手的人士，每周在主要职位上工作40-50小时，同时在其他组织再工作一定时间或者充当咨询顾问，为自己发展了“平行职业”。
第三，充当“社会企业家”。充当社会企业家的人士通常是一些第一职业非常成功的实业家、医生、咨询顾问和大学教授。他们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可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已经对他们失去了挑战性。在许多条件下，虽然所花的时间越来越少，但他们仍然继续从事自己一贯的本职工作。同时，他们已经开始从事另一种通常是非营利性的活动。
6.1 中国的情形
西方人价值观念下的可能性，放到中国来事情可能完全不是那样。西方价值观倾向于崇尚单纯个人体验，中国人更倾向于崇尚家庭使命中的个人体验，所以中国人天生就担负着责任和使命。同样这三个后半生的问题，更多的中国人可能会这样回答：
第一，开始“第二种职业”。典型的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继续干老本行。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兼职，为第二个雇主或临时客户提供服务挣钱，来更好发展他们的家庭成长计划。
第二，发展“平行职业”。大量在第一职业得心应手的人士，将会释放更多的私人时间和精力，充分运用其源自第一职业的社会资源发展第二职业，甚至可能发展自己的私人企业。这些人通常来自政府或社会管理机构以及大型企业。
第三，充当“社会企业家”。充当社会企业家的人士通常是在第一职业或专业领域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热爱本职工作，他们找到了使本职工作进一步延伸的空间，在惠及更多服务对象的同时，积累着自己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人，人人都是“老板”，人人都有老板的思想，因为在家庭里，家长就是一个老板，他既要为家庭发展负责，也要为家庭成员个人负责。每一个中年人，不管愿意不愿意、成熟不成熟，注定要担负起“老板”的角色。作为家庭这个“企业”的老板，中年人个人职业发展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牵涉整个家庭计划。这是中年人的光荣也是中年人的压力，解决好自己的职业发展需要智慧、勇气和责任，这是中年能力的一部分，它需要中年人去努力实现人生的第二次起飞。
很多中年人的后起飞机会并没有转变为现实，他们在习以为常的工作和生活领域逐渐变得百无聊赖，继续从事他们的“例行公事”，并掰着手指计算日子，直到退休为止。也就是说，不少中年人还没有到退休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职养老”，他们对自己的后半生没有打算或者打算不加管理。这种“在职养老”的人生态度对组织和家庭都有危害。
命运眷顾有准备的人，管理后半生需要一个必备条件：在进入后半生之前早为后半生做好准备。一些“社会企业家”在自己原先的事业达到顶峰以前，早就已经开始了自己所选择的第二事业计划。“自我管理”之所以意味着知识劳动者要尽早发展自己的第二事业，还有一个原因是——没人能够奢望在漫长的岁月里不会遭遇生活或者工作方面的挫折。有一位能干的工程师到了42岁在公司里还没有获得晋升。有一位能干的学校女教师到了42岁才明白，一直留在这所她开始职业生涯的小学校里，即使自己具备了任职资格也永远成不了学校决策者。可是第二职业——而不是另外一种爱好——就会使情况截然不同。那位没有得到晋升的工程师现在才明白，他在自己的职位上不是很成功，但他从事的社区科普教育工作倒是相当成功，深受社区欢迎。而那位能干的女教师在朋友开设的家庭教育顾问公司里拥有一个受人尊敬的专家席位。
在知识社会里，我们希望人人都能获得成功。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最多是免于失败。可是，对于个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找到一个能使自己有所作为、与众不同，并成为“人物”的空间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期望如此的人必须找到一个第二空间，无论是第二种职业、平行职业，还是社会事业或者值得自己认真工作的外部事业。这些事业都能够提供先人一步、受人尊敬和取得成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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