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善堂力争的同时，广东的药业商界也纷纷响应，如香港南北药材行向多个政府部门致电请愿：
袁大总统、国务院、教育部、实业部、财政部钧鉴： 《政府公报》载部颁医药学校规程，遗列中医药物。查中华药值，岁销数百兆万，天然物产澌灭，固属可惜，即有西法化用，亦损失难偿。商等拟创立中华医学会，扩张医校规模，参用中西医学，研究改良，藉挽利权而重民命，特先电禀，伏乞查核赐准示复。香港南北九八药材行商叩。[13]
广东近代商业发达，商业行会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广州有名为“七十二行”的组织，是各行业行会的松散联合体，其“始成于科场之供应，继彰于商包厘金”（《七十二行商报》发刊词）。行会一方面代替政府催征乃至包征税收，另一方面致力于维护本行工商业者的利益。“七十二行”中，与中药相关的有所谓“药业八行”，分别是：
（1）南北经纪行：出售长江以南的川、滇、浙、赣和长江以北诸省所产药材的批发商。
（2）西土药材行：主营广东、广西所产的土药材以及邻近的湖南、江西一带所出产的同类产品。
（3）参茸行：主营人参、鹿茸和一些较为贵重的幼药，如珍珠、琥珀、牛黄、犀角、猴枣、麝香、田七等。
（4）药片行：个体经营的手工加工药片业。
（5）樽头店：主营补益性药材，如冬虫草、党参、当归、燕窝等。
（6）生药行：经营未经加工炮制的中药。
（7）生草药行：以随处可采的草药为主。
（8）熟药行：以经营配剂为主，包括膏丹丸散、茶酒油等类型。[14]
“药业八行”各有不同的集散地和行会组织，如中药业同业公会为“寿世会馆”，洋参业的店号组织为“昭信堂”，药片业的组织为“广聚堂”，熟药丸散店组织为“杏泉堂”等。另外，近代佛山中成药业相当发达，很多广州药店是穗佛联号经营的，参与出资创建中医学校的也有佛山药业同人。
南北药材经纪行捐建的学校建筑
港澳地区的药业在近代也颇具规模，当时的香港是药材和成药外销南洋、金山等外埠的集中地。港澳药业的原料供应多依赖广东内地，广东许多药行也经常通过在香港开办联号或聘请代理商来推广海外业务，[15]因此两地中医药业可谓唇齿相依。港澳地区药业行会也为兴建中医学校而积极出资。其中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捐资最力者主要是香港“药业三会”，即南北药材经纪行以义堂商会、参茸行宝寿堂商会、香港中药联商会。另外也有澳门药业同人参与。
在中医教育权利问题上，当时报章认为：
查此事着急者，不在中医而在各商民。各行中如川帮行、南北行、参茸行、生丸药行、桂皮行、京果行，每年关于药品，行销千数百万。今弃中医，即弃中药，于利权丧失甚大。[16]
正因为药业界认识到医药关系密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更迫切要求兴办中医教育。当时药业界的一位董事李应权回忆：
因本行和中医有密切关系，唇亡齿寒，中医如真的被西医打倒，则药材行业也受极大影响。因此，我们便联合同业的八行，捐款创设中医学校和中医院。[17]
粤港两地的中药商业界为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比九善堂更快地落实行动，正式开始筹办中医学校。1913年3月。广州各药材行假座省城中药业最老牌的公会之一——张大昌堂所在的寿世会馆集议，筹划举办中医学校之事。会上公推卢乃潼为主席。会议发出《筹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宣言书》：
《筹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宣言书》
窃惟中国医药，经数千年，圣贤作述，爬梳推阐，垂为定本，以诏后世而寿生灵。此正如日月江河，万古不易者也。互市日久，西药输入，心醉欧西者或嗜之，然试思咸同以前，中国未有西药，岂其时人尽夭札耶？今日西医学校、西药房且遍国中矣。姑勿论中医与西医孰优孰劣，然专以利害言，中医有万不能废者。
中国岁产药材，其值万万。设中医澌灭，中药随之，微特农与工商辍业待毙，而国课亦为之牵动矣。盖中国素号四万万人，贫富平均，每人每年只需药费半圆，已达二万万之数。若弃此原有之二万万，而反以二万万转购西药，漏卮之巨，国何能支？
窃谓欲保中药，宜昌中医；欲昌中医，宜立专校。盖医术渊邃，非研精覃思，不能登堂而哜脔。而近世士夫，聪颖者薄为末技，鲁钝者怵为畏途，其藉医猎食者，则又一知半解，贸尔悬壶，反为世所诟病。坐令千龄绝学，不绝如线。过此以往，恐通材凋谢，欲提挈而无由。此不能不设校者一。
医书浩如烟海，而未标明科学。考之史志，有宋一代于医学最为留意，元丰间置提举判局，设三科以教之；崇宁间改隶国子监，绍熙二年后置太医局，其命题考试之法以及程文，至今犹有传书；至明制，则定医院十三科。此皆中医科学之权舆。然或未赅括，或病繁碎，非细为编订，分列科学，则满屋散钱，初学者苦无着手。此不能不设校者二。
古之良医，必通备药。今之医者，只事开方。叩以配制煎治之法，瞠目茫然。此为中医之大病。不知同一药材，而地道不同，则功用辄异。且药贾间以伪药搀入，此尤不可不辨。故非有老于药材之人，陈列标本，逐类指授，即日习本草学，亦等于纸上谈兵。此不能不设校者三。
本校设立之大旨，习中医兼习中药，由中医以通西医，葆全旧学而灌输新理，一炉共冶，弃短取长。更参以理化学，采西医炼药之法，以制中药。不特挽回利权，并可流行外国。行见中国之医学，以讲求而益精；中国之药材，以推广而愈畅矣！管蠡之见，敬候明教。[18]
因为筹款对象为药业商人，故宣言侧重从利益角度分析。学校正式定名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值得说明的是，民国大多数中医学校的名称中都没有“药”字，如著名的上海三校，分别名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改为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同在广州的另一间中医学校，名为光汉中医专门学校，都无“药”字。这一名称体现了该校以药业为后盾的特点。
寿世会馆会议后，卢乃潼即联系香港药界伍耀庭、曾恩普、赵佩麒、何尔昌、梁子贞等人，发动省港药材界共同捐资，其中香港方捐款2 700元，省城方则按揭安隆银号4 185元（由冼冰检、赵佩麒及川庄安记担保），购买了广州市麻行街四间房屋以及南濠街一段地皮，作为校址，准备建设。[19]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筹办，就此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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