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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产科综合征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研究如此困难

时间:2022-04-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已开发的生态数据为精神分裂症提供了其他产前危险因素的存在线索,包括产前感染,产前营养不良,以及产前应激。理想状态下这些因素应当被今后的产后并发症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所结合。当我们进入一些研究者称之为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新时代的时候,大样本、新范例、现代统计及分子技术这3者的联合为发现产科并发症如何引发精神分裂症提供了机会。

1.统计能力 产科风险因素和继发精神分裂症的相互联系的效应值总的来说并不大,其差异率小于2%(表6-3及表6-4)。大致相当于已报道的被动吸烟与肺癌,或口服避孕药者中患乳腺癌的风险。这样小的效应通常会引起争论并且表示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这些效应有的可以看作是外来的,如一些生活方式或社会因素;而有的则是内在作用,像现在依然未知的遗传或外源性因素。精神分裂症产科风险因素的研究在概念上可以认为是一种少见疾病的一种少见危险因素的研究,因此既不适用经典的群体设计,也不适用于样本控制设计。最大的样本研究其发现5%差异率的能力也低于70%(表6-3)。像巢式样本控制设计的方法是有效的,但即使如此,个别产科并发症独立性的缺乏以及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削弱了统计效力。一些研究试图通过在优先假设的基础上仅检测一项暴露因素以克服低统计效力的缺点。这种方法已被证明是相对较有成果的尝试,在缺氧缺血性损伤这一公认高风险机制的研究上表现出了明显的效应,但每个研究者运用的暴露因素组合各有不同,这阻碍了研究成果间的总结、比较和重复。

2.产科并发症的局限性 起初没有人知道广泛定义的Lewis-Murray的产科并发症在整个人群中有多常见——25%~30%的新生儿符合至少一项Lewis-Murray并发症。可以归入“产科并发症”这一概念的离散的暴露因素是如此之多,以致于将其归结为一个高危因素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在开始判断这些联系是否能解释为偶发事件之前,研究者必须用几率、偏倚或混杂因素这样的术语来明确许多截然不同的联系。如果这个领域要有所发展,那么不仅是在群体研究的方法上,而且在通过详尽研究更严格限定暴露因素上均需要改进。泛化的产科并发症概念因其不能提高我们对该领域的认识而将不再使用。更为细化的暴露因素的定义,如母体抗体的产前检测;以及定量检测更广泛的应用,包括出生体重及头围,这些可能会体现更大和更持久的作用。

3.产前期的信息 出生记录正趋向于包括详尽的分娩和新生儿期的信息,但产前期的信息可靠性相对较低。怀孕过程这样的细节经常在住院分娩入院时方被记录。主要的孕期并发症例如产前子痫经常被提及,但另一些问题则常常没有纪录,例如产前应激,或是一些关于感染或出血时间这样的细节不完整。然而,目前的Meta分析显示:许多产前因素(即使是不那么理想的数据来源)与精神分裂症发病存在有意义的联系。如果能获得产前期详细的,前瞻性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更为有力的联系。已开发的生态数据为精神分裂症提供了其他产前危险因素的存在线索,包括产前感染,产前营养不良,以及产前应激。理想状态下这些因素应当被今后的产后并发症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所结合。另一种方法是跟进那些有相对特殊的产前期(或围生期)并发症的队列个体,并且对其发育期的结局有一个大致范围的估计——回到几十年前Pasamanick与其同事所提倡的那样。这种方法从前在阐述一些少见的产前疾病上比较有用,如胆道感染和Rh不相容,目前该方法正运用于随后的低体重儿和早产儿的研究。这一方法也可用于判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产科风险因素是否具有特异性

4.相互作用或组间作用 长时间以来,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产科并发症的作用上,这就把精神分裂症患者限制在了某一分组之内,就像有家族史,男性,或早期发病等,但大多数研究并没有足够能力确实可靠地检测出结果。Verdoux与其同事在一项个别患者数据的Meta分析中发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年龄与产科并发症之间的关系——精神分裂症发病年龄越小,有产科并发症史的可能性越大——但发病年龄与精神分裂症家族史或性别无关。Cannon与其同事也发现了早期发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窒息与分裂症的联系。然而,总的来说,近来的群体研究并没有检测患者群体组间关系的趋势。

遗传环境作用的研究开始用于精神分裂症领域。人们开始认识到“隐藏的”遗传因素对环境暴露的作用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例如产科并发症。一项在精神分裂症上总的作用较小的暴露因素在特殊基因组成的个体上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在接下来的10年,我们将看到那些对同一人群精神分裂症遗传和环境因素测量结果进行精确检验研究的初步报告。然而,为了做出尽可能不包括环境因素(例如个体的产科并发症)和作用较少基因的全面的相互作用模型,我们至少需要上万例样本。我们还要关注基因与子宫内环境在动力方面的相互作用。

5.合作处理的需要 用目前研究产科并发症和精神分裂症之间联系的方法很少能够报告出这种关系,结果就是我们坚持一遍又一遍地报告那些有着“小的几乎消失的影响”的危险因素。在该领域的探索需要转移到流行病学的区域及其他学科,例如发育生物学、神经病理学、以及遗传学。创新性的处理方式包括运用动物模型研究产前感染的影响,以及对大队列样本胎儿期的详细数据和保存的胎儿期血清的分析。当我们进入一些研究者称之为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新时代的时候,大样本、新范例、现代统计及分子技术这3者的联合为发现产科并发症如何引发精神分裂症提供了机会。

参考文献

[1]Mary Cannon,Peter BJ,Robin MM.Obstetric complications and schizophrenia:historical and meta-analytic.Am J Psychiatry,2002Jul,159(7):1080-1092.

[2]金卫东.精神分裂症:模型,药理,治疗.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

[3]金卫东,苏宗荣,张理义.精神分裂症与孕产并发症.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2000,27(22):69-73.

[4]苏宗荣,金卫东,张理义.精神分裂症的孕产并发症量表评定.临床精神病学杂志,2000,10(5):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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