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协和人的脾气

1．老协和人的脾气

协和人，特别是老协和人的脾气，经常是民间传说里描述的对象。

有人说协和人脾气怪，他们严厉，甚至有点迂腐。他们朴素，怎么都看不出曾经是在一个有着美国办学和管理背景的机构中工作过，并且在世界一流的医学院进修过的人。他们又是那么单纯，即使受了流俗的伤害，也不妨碍他们继续单纯。

2006年11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上，发了一整版文章《协和往事》，意在回忆协和往事之际，观照当下。一位读者读完这篇文章后，在博客上这么写：

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段时间常跑“协和”。相比较国内现在很多大医院的明亮外科大楼之类，老协和实在是个迷宫，那曲曲弯弯的长长走廊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尽头似的，前面总有峰回路转的新洞天……虽然常被那严谨的老头老太们问得张口结舌，但我还是喜欢去协和，极爱去感受协和老楼与新式建筑不同的厚重与沉稳，希望哪一天也可以像那些老头老太们一样对所有的转弯抹角烂熟于心。说起那些老头老太们，真是又爱又恨，他们的古董式的严谨，他们的孩子般率真，仔细深究哪个不是名震学科的大牌啊，在别处都极少见了，也许只有在老协和才能见到这样的人，现在想起还禁不住偷着乐……不管治学还是做人，那些老头老太们都是我的榜样。

博客的题目，叫《想起老协和的转弯抹角处》。“常被那严谨的（协和）老头老太们问得张口结舌”，“说起那些（协和）老头老太们，真是又爱又恨”，这两句话非常生动地刻画了外人眼中的老协和人。

有人形容过90年代协和的“四大美女老太太”，这四位美女老教授，虽已年过六十，但各有各的风格和魅力，工作在不同的专业，都堪称名医。她们有着共同的特点：疾恶如仇、坦率直言。如果在开大会时有不能苟同之处，站起来就说，不畏任何台上坐着的领导和官员。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采访协和的一位妇产科老专家时，在跨进她家门的那一刻，眼泪打转，快掉了出来：“房子老得不行，连电梯都没有。没有任何装潢。我根本想象不到这位名医会住在这种地方。”

而这位老教授曾在治疗这位作家朋友时，对着她“大发脾气”。可你知道老太太为什么事发脾气吗？多半是因为和自己八竿子打不着、而和病人的治疗有关的那些事情。朋友举例说，自己曾因为难以忍受化疗的痛苦而擅自决定出院，老太太在楼道里厉声喝住了准备出院的她，站在她病床前慷慨陈词，演讲了两个小时，听众声泪俱下。

同样是这位老教授，有一次在门诊诊室时，一位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拿着化验单来找她，那是他患了绒癌的爱人治疗后的复查结果。老太太看了看化验单，立即用她的大嗓门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老教授听了，快步走到诊室的衣架旁，从白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拿去取药。”末了，用她那火急火燎的大嗓门对中年男子说：“记住一定要治，千万不能耽搁！”不知原委的人以为她是在吵架。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也许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大夫。但熟悉协和妇产科绒癌专家杨秀玉的人都知道，从年轻时到现在她一直这样。很多病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认为她厉害，态度不好，其实她是替病人着急，她常火冒三丈地对病人说：“态度好，假如态度好能治好病，我态度能比谁都好。”

在中国开创了血液病学的邓家栋，他的夫人是协和同班同学、也是后来的妇产科专家——1932届的王耀云。晚年时，一位记者去他们在北京南城南纬路的家采访：“两位医学家的家非常简朴：位于南城的一套普通的两居室，仅仅四平方米大小的客厅，放上两个沙发和一个茶几后，人要侧着身蹭过去才能坐下；卧室的一张木床已用了几十年；过道上摞放的几只旧木箱被当作了桌子，夫妻俩至今仅有一台14英寸彩电；今年才刚买了空调，还是因去年王耀云中暑病倒，儿媳一再动员才买的。他们家中没任何装潢……唯有那些整齐码放在书架上的诸多中英文书籍，不经意地流露出这平凡中的大者之气。”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放的是中国医学基金会授予邓家栋的“医德风范终身奖”奖杯。

2000年，当时的协和医大党委书记到邓家栋家里拜访。邓家栋从那装满书籍的书柜中，取出两本厚厚的书送给党委书记——1930年出版的英文原版《资本论》，上下册。这两册书，跟着邓家栋辗转各地几十年，泛黄的纸张上留有他许多阅读后的痕迹。邓家栋把书递给党委书记说：“困难会很多，不要畏惧，我相信你们能把工作干好。”

上世纪60年代，叶剑英曾经为邓家栋题了这么一首诗：

泽畔竹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
竹廉志洁泥无滓，一读骚经一肃然。

人们很少会想到平时谦和的邓家栋，也有大发雷霆的时候。他晚年时，一位同事到病房去看望正住院的他。一见面，邓家栋就有些激动地对同事说起：我告诉你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医院的领导被罢免了，他在位三年竟出国了五十多次。

去看望邓家栋的同事，本想安抚一下邓老激动的情绪，故意轻描淡写地说：这事有国家来管，您老都退下来了，就别为这样的事担心了。没想到，这话让邓家栋的情绪更激动了，他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老泪纵横，自问：“我是一名共产党党员，我怎么不担心呢……”

关于张孝骞的民间传说更多，其中有关病历书写的就有好几个著名段子。

张之南说：“在我做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的年代，内科流传着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说，说是张孝骞主任查房时，看到不合格的病历，就当众扔在地上。从张老师的修养和人品看，我认为不大可能发生这种事，但从张老对病历的一贯严格要求，出于惧怕而产生这种想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多年任协和内科主任的张孝骞对下级医生要求极为严格，单就病历来说，“不仅内容要准确齐全，而且单位要标准化，字迹不得潦草，绝对禁止自编的简化字和缩写。要求忠实于事实，在重要的地方还要做分析，不能写成流水账”。张孝骞常说：“病历是有历史意义的公共财富，不能看成个人的小事而漫不经心，要对别人和后人负责。”

还有一个故事，是当年一位毕业刚进协和医院的消化内科大夫，第一次随上级医生查房，当老师张孝骞把病历推到她面前时，她却连第一句词都忘了。“重做一年实习生！”在接下来这一年的实习生涯里，她算是深切体会了怎么写病历，共写了一百余份。

“导师这种近乎残酷的手段，逼我练就一身真本领。”她后来成了消化科专家，写了篇关于如何写大病历的文章。这篇文章，导师张孝骞反复看了三遍，修改了三十八句话，给她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采集的病历是客观的，诊断是主观的”。

虽然张孝骞是否在查房时看到不合格的病历就当众扔在地上，未经证实，但从他晚年的一些日记中，可以读出他的老协和脾气：

1979年1月5日，上午未赴院，下午2：20赴院参加胃肠专业组门诊和查房，说无病例，因而取消。当即怒气不息！

1979年1月21日，上午办公会上又大发批评，主要是科内医生不够，领导又不愿压缩普通门诊。措辞可能有过激之处，下次当完全缄默或不参加这样的会。下午开学术委员会听取升教授者的汇报和答辩，走过场也！

1979年3月19日，10时参加科主任办公会，讨论研究生问题，为教育部和卫生部、医科院、医院领导墨守条例，不顾及医学临床实际，不考虑目前后继无人的问题，在会上又大发脾气，除张乃峥外其他人都噤不发言。事后又深悔自己多事任性。今后对这些问题将一言不发！

1981年3月9日，上午赴院，在8楼3层病房看两例（病人），都未检查完毕，查房不像一种严肃的活动。在讲解时，许多住院大夫（进修大夫）做别的事情，非常生气。看见金兰时，也发过一阵牢骚，事后思之大可不必，因为无济于事。

1985年3月2日，星期六，上午在病案室看病历，发现病历质量大成问题。

1985年4月10日，上午参加党委召开的整党座谈会……5楼洪大夫提了关于中低人员的精神面貌问题，我立即附和，认为学术气氛不浓厚，协作不够好。

甚至在阅读报纸上报道的社会现象，他也一样会生气：1983年8月17日，“阅人民日报四版的‘狼车的主人’，报告一名以权谋私、敲诈勒索的电霸，深为愤慨！”

在抗日期间，张孝骞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的那段时间里，有次他发现正在贵阳中央医院实习的一名高才生，对临床漫不经心。他便把那学生叫到一边，一连提问了好几个临床医学的问题，直问得学生哑口无言，张孝骞火了：“你不要自以为聪明或者把书本读熟了，就会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医学是实践科学，轻视临床的人，是不配当医生的！”此后查房，张孝骞总是重点提问这位学生，有人甚至觉得他故意为难这个学生。而毕业时，这位终获教诲的学生，给张院长写了一封真诚的感谢信。

解放后，在知识分子改造的运动中，张孝骞怀着改造的热情，在大会小会上，一遍又一遍地反省自己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希望丢掉身上某些不健康的东西，“汽车、洋房、名利思想”。没想到，他也因此陷入了窘境，遭到一些人的严厉批判，比如“湘雅医学院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工具，你担任了那里的院长，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不坐公家的小汽车，年逾半百的他，竟学起骑自行车来，有一天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肩关节损伤。

在政治运动中，造反派们认为：张孝骞给许多高干看过病，他们的健康情况是有政治价值的宝贵资料。但是张孝骞反复向造反派们解释：医疗档案，是医生在履行其职责时建立的，医生永远有义务替患者保存，而患者有权利要求医生不泄露给第三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造反派们三次抄过他的家，以期找到那些想象的高干档案，还取消了他打扫厕所的资格，实行隔离审查并逼供，塑料管、钢丝锁落在他身上。他心里计划着逃跑：在打饭时穿过协和医院门前的马路，跳上大华电影院前的公共汽车，跑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去。七十多岁的他，跑了几步就被抓回。问他动机，他天真地回答说：“你们不讲道理，你们不代表党，我要去找个讲道理的地方。”

虽然在政治运动中几经坎坷，受过折磨和伤害，但到了八十八岁，尤其当他知道自己得了恶性肿瘤肺癌扩散后，仍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做过开胸大手术的他，拄着拐杖出现在党委办公室门口，递交了自己书写工整的入党申请书。入党后不到两年他离开了人世。去世后，他除了“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协和医院的泰斗”“我国西医学的先驱”，还有一个称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孝骞平时从来不去理发馆，头发是夫人给理。当人们说他简朴的时候，他悄悄地说：“不是的，天下人没有人不喜欢舒适的生活，我只是花不起时间。”这位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每个月有一百元的津贴。他不接受这笔钱，要将它退给科学院，科学院不同意，他就把这笔钱存入银行，1966年他把存折上的一万三千多元上交了。

协和医院司机班的师傅，就怕接张孝骞上班。说好的时间，只要迟到一分钟，不管刮风下雨，这位倔老头就拿着拐杖自己走了，理由是：“医生早到一分钟，病人就可能活，医生晚到一分钟，病人就可能死。”而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跟着张孝骞去查房，常转眼不见他身影，原来他赶去拧紧一个没关严的水龙头，或去关掉一盏白天还开着的灯。有一次，他去医院看到大门未关，非常激动地对一位领导说：“大冬天不关门。浪费多少暖气，你们管不管？必要时专门雇个人关门也值得。”

张孝骞在进行入党宣誓

张孝骞写的入党申请书

每次去病房查房，他身后的队伍会越跟越长。听完其他医生的叙述，他经常说：“我的想法有点不一样。”他对年轻医师要求严格，严格到近乎毫不留情的程度。对一个不勤奋的学生，他会暴跳如雷；对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他会当面训斥。有的医生不注意观察病人，病历写得潦草，他就会发火。

“文革”后，张孝骞年事已高，仍参加内科各专业组查房，虽然听力障碍、眼睛白内障、精力不济，仍坚持到场，他说：“我还是来，你们不一定征求我的意见，我主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新进展。”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嘱咐内科新就任的主任，务必要抓好医疗质量。见到他的学生、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时，张孝骞用已不太清晰的声音叮嘱他一定要抓好医疗。

中国风湿免疫的创始人张乃峥在晚年时回忆往事：“我曾多次参与对张孝骞教授的批判。50年代我的一张大字报，激怒他发了一次在协和医院从未有过的大雷霆。但是他不念前嫌，先后支持我去苏联学习和在全国宣传开展医学遗传学工作，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讨论晋升教授的会上，他对我说：‘你今天工作报告讲得很好，我很高兴。’他脸上的表情似乎比我自己还高兴。1980年他已八十几岁高龄，支持我创建全国内科第一个风湿病学专业单位，以后又支持我作为国家公布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