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商的兴学动机和优势

绅商有着强烈的兴办新式教育的动机，并具有兴办新式教育的诸多优势，成为各社会阶层中一个相对具有开拓精神与能量的办学群体。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绅商对西方文化与教育制度有着比较深入的接触和理解，于办学有着自觉的内发驱动力。他们出身不一，经历不同，然而都积极投身于创办并长期经营近代新式工商实业，或由商而官，或原本即拥有功名、官衔，与洋务官员、外国人士建立了密切关系，对西方科技、文化制度以及中国变革大势有着直接的感悟，认识到引进西方教育培育新式人才对于振兴实业、富国强兵的重要价值。无论是经元善的“学堂培才本务”（注：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1898年5月7日），盛档：044278。）观念，张謇“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注：张謇：《张季子九录》第4卷“教育录”，中华书局1931年铅印本，第23页。）的信念，还是盛宣怀“自强必先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注：盛宣怀：《南洋高等商务学堂移交商部接管折》（光绪三十一年二月，1905年3月），《愚斋存稿》第11卷，第1页。）的思想，均将开创新式教育作为自强图存的根本。其实，当时很多督抚和新型知识分子也具有此等思想。不过，同西方文明接触较直接的绅商对西方教育的认识更真切具体，并就我国仿办新式教育的具体内容、模式有着明确的思路与经验。如郑观应率先倡议的三级学制思想，经元善的女子教育观，盛宣怀、张謇的师范教育思想，这些先见之明是他们创办新式教育取得丰硕成果的内在原因。

其次，对兴学育才有着最直接的现实需求和实施教育的强大财力。经营新式工商企业是绅商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这是他们从事政治、文教、慈善等事业的基础，也是实现实业救国愿望以及增长个人财富的途径。但是，发展新式工矿实业离不开近代科技与管理人才，他们将高薪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当作权宜之计，从成本与利权考虑，他们认为必须自设学堂培植专才，以期望逐渐替代外人，提高经营效率，实现民族企业的独立自主发展。于是，由企业经营而形成了对新式教育的直接、迫切需求。同时，他们认为实业与人才相表里，事业发展需要依靠教育来配置人才，发展教育也不得不倚仗实业提供经费，正如张謇所言“父教育而母实业”。（注：周邦彦：《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台湾文化大学出版部1981年版，第26页。）在国家尚未启动新式教育的情况下，他们自行出资设学堂培养专才，是实现企业正常运转，提高效率的必要投入。1902年初，由上海众绅商共同创设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在章程中明文规定：

至于行用钞币，扩充学堂，设立商物院，开创工艺所，纠公司，订商律，应办事宜甚多，既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手一足之烈，俟风气大开，循序渐进，不难逐件施行。（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第一次章程六条》“一明宗旨”，据《上海商务总会历次奏案禀定详细章程》，第4-6页。转引自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将兴办各类新式商业学堂或实业学堂，培育、储备商务实业人才，作为促进工商实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当企业有了盈余款项后，主管者具有相当大的支配权，将盈余款用作办理教育或慈善事业。盛宣怀能够创设南、北洋两学堂，张謇能在江苏设立众多的教育机构，关键因素是拥有企业的经费资助。这是其他兴学群体难以企及的优势。

再次，拥有一定政治资源与政策保障。绅商多曾充任洋务大员、中枢朝臣的属下或幕僚，有着比较强大的政治靠山，如盛宣怀、郑观应，都是李鸿章办洋务所依赖的幕僚。张謇曾为翁同龢的门生僚属，后又被刘坤一所借重。他们留心时务，熟悉外情，在后者的庇护下致力于实业，又以实业为根基，跻身官场，成为晚清时期出入于政、商两界的重要人物，这为他们兴办教育带来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源，“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这在政治和经济历来高度统一的中国社会环境下办理新式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绅商的教育活动多能得到官府扶持而顺利创办与开展，比起政治联结相对少的教会势力、新型知识分子或其他兴学个体，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虽然督抚政治地位显赫，令绅商难以比肩，但位列重臣显贵，决定了他们须更多地与国家保持步调一致，缺乏绅商所具有的开拓意识。正如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分析我国现代化早期推进力量时指出：

那些担当具体社会责任，或在统治阶层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家、政治家，不论他们的思想如何开明，他们所持的态度、所阐明的观点总是较为缓和，较为现实，多少总与社会的实际承受力相一致。（注：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3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1865—1895）》，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相反，绅商却能以敏锐的思想，立足现实需求，并利用督抚、朝臣的支持，使其教育活动获得官方认可和法定地位，由此走在发展新式教育的最前列。

最后，绅商能够凝聚起一批富有思想的教育理论者与实干家，形成推动新式教育发展的合力。近代以降，西方文化观念随着坚船利炮裹挟而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也逐渐出现新的思潮，先后产生一批熟谙中西文化、倡议变革的改良主义、维新观念的新型知识分子，如容闳、冯桂芬、王韬、钟天纬、严复、梁启超等。在教育方面，他们主张改革科举，仿行西方做法广设学堂，遣留学，设译局，大力引进西方文化，并提出具体实施。然而，这些新型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相对低下，又缺乏必要的财力保障，所以，除撰文作理论倡议外，多借助游说或投靠各方势力予以推行，洋务大员、地方督抚、绅商阶层就是他们凭借的重要对象。洋务运动早期，这些新型士人主要游说前两者，虽有成效，但并不显著，如冯桂芬倡议李鸿章设立上海广方言馆，成绩有限；容闳费尽周折说服曾国藩、李鸿章等大员，选派留美幼童，又遭到中途夭折的命运。甲午前后，绅商阶层逐渐形成且颇具兴学理想与实施能力，成为士人争取或依附的又一个重点对象。因此，绅商能够凝聚起一批富有见解的教育理论者，又能延聘到一些热心办学的实干家。经元善创开女学堂时，梁启超、康广仁等维新思想家们为之献计献策；盛宣怀创办南、北洋学堂时，得益于钟天纬、张焕伦、何嗣焜等人的鼎力赞画，特别是创办南洋公学过程中，更得张元济、蔡元培、沈曾植、罗振玉等维新人士的实际参与。

此外，绅商还具有我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中和之道”思想和服务乡里、热心公益的传统。诸多有利办学因素的结合，决定了绅商对于兴学育才格外热心，成为我国近代教育早期发展史上极具革新活力的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