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设北洋大学堂

限于史料缺失，特别是“盛档”资料长期未能公之于众，前人著述论及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时，多属就事论事，孤立地叙述盛氏创建北洋、南洋两所学堂的一般经过情形，既很少联系到此前盛宣怀创办技术实业教育的实践与经验积累，也未提及上述规划宏远的全国捐设学堂计划。今据前述盛宣怀教育实践与捐学计划，认为创设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实际上是盛氏兴办技术实业教育的延续与提升，也是其实施全国捐学计划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创建北洋大学堂是盛宣怀全国捐学计划实施的第一步。至于北洋大学堂开办经过与办学情形，天津大学校史、各类近现代教育史、天津地方史志等著述多有记述，（注：较为详尽而严谨的著述有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1990年编著出版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1卷，王杰、祝士明2010年编著出版的《学府典章——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之研究》，等等。）本文此处从简，叙述时侧重于盛宣怀在创建、办理该校时的具体作为与影响，并拟利用新发现的史料，弥补、纠正既往表述中的部分缺失与不确之处。

1895年9月19日，已任津海关道三年的盛宣怀将精心拟具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上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禀请创办天津中西学堂，并请奏明立案。盛宣怀在禀文中，对创设该学堂的立意构想、教学建制、校址经费、学生选考、管理人员等作了一一陈述，后附拟设天津头等学堂、二等学堂章程、功课、经费。禀文洋洋八千言，筹划精详，思虑宏远。（注：该禀及附章程、功课、经费底稿见盛档：026518“盛宣怀致王文韶禀（1895）”、026507“设天津头等学堂章程功课与总教习筹议各议折”、026509“设天津二等学堂章程功课与总教习筹议各议折”。禀文经盛宣怀数十处修改，后两件为盛宣怀亲笔；正式奏报禀文见《皇朝经世文新编》第6册《学校》上，上海译书局光绪戊戌年（1898）版，第18-25页。）实际上，自1892年盛宣怀就任津海关道以后，就秉承其在烟台筹设矿务学堂之兴学热情，积极筹划在天津设立一所新兴学堂。1895年9月，盛宣怀批改《天津头等二等学堂招生启》时就特别加上一段：“（盛宣怀）乃请于前任北洋大臣、大学士李（鸿章），未及举办。今复请于现任北洋大臣、直隶督宪王（文韶），思有以创办而振兴之。”（注：《申报》1895年9月14日；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页。）意指此前曾筹办此类学堂，并禀请李鸿章开设，惜因甲午战事等原因未能及时开设。

王文韶于同年9月30日将盛宣怀设学禀文择要改拟为《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具奏光绪皇帝。（注：该折原件藏故宫第一历史档案馆；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珍档》刊布该原件。另，关于该校校名，特别是初创时期校名，历来表述不一，盛宣怀禀文名称曰“天津中西学堂”，王文韶奏折题名中曰“西学学堂”。据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1卷第39页称：1895年创办时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张昉、王莉、张泽英合撰《“北洋大学堂”若干史实百年新考》（载《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1月，第9卷第6期）运用查获的1895年12月英文报纸对该校报道使用的中英文校名，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认定学校开办时及以后使用的正式校名应为“北洋大学堂”，而禀折所称“天津中西学堂”“北洋西学学堂”是对仿照西方国家办学模式开设新式学堂的一种称谓，并非使用的正式名称。笔者依据“盛档”里该校初创文献记载，认为《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1卷对校名的表述应有误，张昉等人称“天津中西学堂”“北洋西学学堂”是对新式学堂的称谓而非正式校名的推论比较符合史实。查“盛档”中1895年至1896年共计50余件有关该校史料，未见有“天津中西学堂”“北洋西学学堂”字样。但同时也显示，1895、1896年文献中，称“北洋大学堂”只有两处，一为上述盛氏全国捐学计划单，一为1896年10月20日丁家立致盛宣怀信函封套上写明“督办北洋大学堂宪”。此期，学堂多分别称北洋头等学堂、北洋二等学堂，时伍廷芳、王修植职衔“北洋头等学堂总办”，蔡绍基职衔“北洋二等学堂总办”。有时称“天津大学堂”，如1896年4月《代拟招考天津大学堂学生告白》抄稿（《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下册，第396页）。实际上，从奏禀、“盛档”等史料可知，盛宣怀初拟设立北洋头等、二等两所学堂，两堂并不设在一处，人事、经费、管理上也有区别，只是实际办理过程中两堂始终合于一处，融为一体，于是渐称“北洋大学堂”，头等、二等学堂遂成为“大学堂”两大内部设置单位，这从1897年后“盛档”史料中“北洋大学堂”称谓逐渐增多可以得知。又因丁家立同时担任两学堂总教习，且丁氏力主称“北洋大学堂”，给盛宣怀呈文多署“北洋大学堂总教习”。由此，张昉等人认为学校开办及以后使用的正式校名为“北洋大学堂”似亦不完全确切。校名之辩，事关北洋大学堂初办时规划、沿革等史实，此处作长注试释之。尽管如此，本文为统一起见，仍沿用“北洋大学堂”校名。）10月2日即奉旨照准设学。10月18日，北洋大学堂正式开办，11月19日前后开学授课。（注：关于北洋大学堂也即我国第一所近代大学开办、开学日期，长期以来并无确切记载。早在1925年北洋大学30周年校庆前夕，刘仙洲校长为查证开学日期以确定校庆纪念日，“穷治校史，将历年档案暨印行一览、同学录等，尽量搜讨”，然于“正式成立及正式开学之日期”也无从征信，只得将奉旨批准之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1895年10月2日）定为该校成立纪念日，一直延续至今。上述张昉、王莉、张泽英合撰《“北洋大学堂”若干史实百年新考》一文，利用新发现史料，将北洋大学堂正式开办日期和正式开学日期划定在一定的时段：即开办日期为1895年10月18日至11月16日之间，开学日期推断为1895年10月18日至11月23日之间。虽精推细究，仍略显泛指。笔者依据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藏历史档案“南洋公学呈奏筹办公学及清朝督办盛宣怀的照会”卷（档号ls3-001）内文件“禀复本学堂（北洋大学堂）概况（光绪二十五年，1899）”载：“遵查北洋大学堂创办，经宪台禀请前北洋大臣王，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具禀，十四日奉旨照准，并咨总署各在案，是年九月初一日开办。”基本认定开办日期是“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即1895年10月18日。又据1895年10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盛宣怀致天津水师学堂潘子静函中“大学堂现在开办，上层楼不敷应用”等语，也可作为上述材料的佐证。至于开学授课日期，则依据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1895年11月30日）盛宣怀给伍廷芳信函（盛档：044905-1）中说“学堂于初间已开课”，“初间”指农历十月初，即公历11月17日（十月初一日）至11月21日（十月初五日）。）开办时拟设北洋头等学堂、北洋二等学堂两所，头等学堂以天津大营门外梁家园村原博文书院房屋为校址（现天津大沽路小营门外海河中学、解放南园一带），二等学堂暂借博文书院开办，日后拟另行择地建筑堂舍。然此后两堂实际合于一处，亦融为一体。

学堂依照盛宣怀、丁家立所拟办学章程，在人事行政上革新旧制，“向来学堂有会办、提调、监督各名目，今拟一概删除，藉省开销而杜纷杂”，（注：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95年9月19日），《皇朝经世文新编》第6册《学校》上，上海译书局光绪戊戌年（1898）版，第25页。）设督办1名、总办2名（头等、二等学堂各1名）、总教习1名等职。督办统摄全堂事务，总办、总教习须驻堂办公，分掌行政、教学事务，事权明晰，人员精简，有别于此前洋务学堂人事纷杂的状况。盛宣怀以津海关道身份担任督办，1896年10月盛调离天津赴沪任职后，直至1900年暂时停办，学校督办由继任津海关道李岷琛、黄建筦先后兼领，实为名义性质，统辖责权仍在盛宣怀，举凡订定办学宗旨、筹措办学经费、人事任免、增减教学机构、对外交涉等校务大政，均由盛宣怀负责或定夺，是全校实际上的最高行政主管者。头等学堂总办初由盛宣怀选聘外交名臣伍廷芳（1895年12月至1896年12月在任）担任；伍廷芳离校后，又聘请翰林院编修王修植继任。二等学堂总办聘任首批留美幼童出身的蔡绍基担任。王、蔡两人任职至1900年学堂暂时停办。总教习由美国驻津副领事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1857—1930）担任。此外，每堂各聘中外西学、中学教习若干名。盛宣怀为学堂筹定了开办及常年经费，指定轮船招商局每年捐交规银2万两，电报局捐交银洋2万元，津海关捐交税收1万余两。轮、电两局所捐款项每年能够如数拨给，此款正合盛氏全国捐学计划之所订定。

在教学设置上，盛宣怀与丁家立再三考究，援照美国教育模式，并参照中国实情，以二等学堂、头等学堂每堂分四班（相当于现今的年级，由低而高依次是四班、三班、二班、头班），每班学额30名，每堂学额120名，各以4年毕业。二等学堂近似于中学性质，招收已学过小学堂、年龄在13—15岁者，授以英文、数学、各国史鉴、地舆学、格物、平面测量等普通课程，读完四年通过考核后，方准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即外国大学程度，学生逐年深入学习英文、几何学、微积分、化学、工程初步、金石学、万国公法等近代自然科学、应用工程、法政类课程。读完第一年后，学生可继续读其余三年高等课程，是为高等普通学；亦可改习专门学，专门学分工程学、电学、矿务、机器、律例五门，课程与原定后三年课程有别。矿务、机器两专业属工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盛宣怀将早已有心创办的矿务学堂、轮船学堂变为现实。头等学堂毕业者，或派赴外国大学继续深造，或酌量委派洋务部门任职。

北洋大学堂开办当年即1895年9月，盛宣怀指派丁家立、蔡绍基南下上海、香港选招学生，同时电告上海、香港两地招商局、电报局负责人予以协助，两处共招到二等学堂三班、二班、头班及头等学堂四班学生百余人。11月正式开学时，“二等三班已齐，头班只有四人，先查有二等学堂头班可升头等四班者十数人。”（注：盛宣怀：《致伍廷芳函》（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1895年11月30日），盛档：044905-1。另：1896年1月29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蔡绍基致盛宣怀呈文称：“查头、二等学堂日来尚称静谧，各教习亦复任职，学生等均极勤谨。”可知头等、二等学堂均已开办。《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1卷第28页谓：“实际上二等学堂于1896年才设立，比原计划推迟一年实现。头等学堂于创办西学学堂的当年即设立，于1895年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招取相当于二等学堂四年毕业者，精选三十名，列作头等学堂末班（四班）”，似属不确。）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创办当年同时开班。第二年续招二等学堂四班学生30名，以后各班按年递升。1897年夏，铁路学堂归并北洋大学堂办理，同年秋复迁回。盛宣怀奏准在堂内增设卢汉铁路学堂，王修植兼任总办。至1899年底，北洋大学堂即有王宠惠等19名首届毕业生。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津京时，校园被德军占领，学校停办。盛宣怀将部分星散师生招集至上海南洋公学，或充任公学教习，或归入专设铁路班继续学习。1903年，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另择武库为校址，北洋大学堂重新复校开学。该校历经清末民国，成为著名的工科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为天津大学。

盛宣怀为北洋大学堂的筹建与发展精心规划，他认为此前所办学堂效果不显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无次序，浅尝辄止”，北洋大学堂应分初等、高等两层设学，各分年限，依次递升，不可躐等；高等又分若干专业，学制清晰，上下衔接，“不容紊乱”。（注：盛宣怀：《寄直督王夔帅津海关道李少东观察岷琛》（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898年1月7日），《愚斋存稿》第29卷“电报六”，第34页。）更可贵的是，他认为大学堂教育目标是培养具有精深学问的专门人才，而非仅掌握外国语言的翻译人员。1898年，继任天津海关道李岷琛（少东）函商盛宣怀，将60名学生改习外语。盛宣怀当即致函王文韶、李岷琛加以阻止，重申自己的办学目标与立场。他说：

顷接少东观察来函，忽欲改六十名分学法德东三国之文，是殆误会此堂仅学文字，不知内有分类专门工夫，为小失大，弊莫甚焉。前据丁家立面商，头等三十名，应分律例、矿务、制造各若干名，以后每年每类仅得数名，正恐不敷派用，时势需才如此其急，讵可一误再误。铁路学生同是英文，宣尚不肯假借以损大学，况改习他国文字，便须另聘他国教习。此堂隳废，即在目前，为天下笑。（注：盛宣怀：《寄直督王夔帅津海关道李少东观察岷琛》（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898年1月7日），《愚斋存稿》第29卷“电报六”，第34页。）

结合前述人事行政、教学设置，可见盛宣怀创建的北洋大学堂显然有别于无系统的一般洋务学堂，是洋务技术、语言教育走向正规系统教育的分水岭。近代著名教育史家陈东原先生认为，北洋大学堂的教学设置，“既与旧式书院办法完全不同，又异于同文馆、广方言馆之仅设数科，故实为中国有普通学校之始。”（注：陈东原：《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75页。）徐式圭在《中国教育史略》中称，北洋大学堂是“中国实施新式普通教育的第一次”。（注：徐式圭：《中国教育史略》，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09页。）从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来说，北洋大学堂又是近代高等教育正式诞生的标志，被公认为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