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学校教育效率的理论

2．3．1 国内外高等学校教育效率研究的发展历程

教育作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领域，与其他经济领域一样，自身也存在着效率问题。自从J．Coleman于1966年在《教育机会均等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教育效率”一词后，教育效率受到了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通过研究教育效率问题，可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加以科学利用，从而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创新动力和智力支持。本章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别总结了国内外高等教育效率研究的发展历程。

1．国外高等学校教育效率研究的发展历程

（1）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是教育效率研究的发展初期，这个阶段主要侧重于研究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后期的一些研究开始触及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旨在说明教育投资的收益性。

如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Dennison等通过研究发现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1963年，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Hansen采用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方法对美国各级教育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21］，这项针对个人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研究显示对于教育的研究已经不再是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单一视角。这时候的绝大多数研究都采用了大样本回归统计的方法来探究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的相关性这一问题，并得出学校的资源投入、教职工素质以及学生的社会背景等因素可能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状况，强调合理利用学校资源可以提高教育效率。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Coleman等人形成的“科尔曼报告”，主要研究了学校投入包括教师特征、学校组织特性、社区等因素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其贡献主要在于研究者把研究的视角放在研究学生成绩的分布（被作为产出考虑），分析结果表明，如要提高资源投入后的产出主要是科学配置教育投入［22］。以后的研究逐渐从以学校为研究对象演化到以学生作为研究的对象[1]。这段时期的研究虽然强调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重要性，分析了高校的规模、经济状况、教师的水平和学生的家庭背景对学生的学习质量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仅仅重视均数水平的教育指标，却忽视了实际上存在的范围广大的成绩差异以及学生相互间行为方面的差异可能对教育带来的巨大影响。没有指出如何组织和利用学校资源，没有对怎样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最有效进行研究。

（2）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视角从教育效率的外部转移到内部

学者们对于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已经普遍认可，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入教育内部，即如何通过不同要素之间的配置来实现教育。1983年，A．P．Heyneman和W．A．Loxley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29个国家初等学校质量与学生学业成绩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教师质量及学校质量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在低收入国家要比在高收入国家明显得多［23］。

1985年，在英国的贾勒特报告（Jarratt Report）中，将教育效率分为3类：内部绩效指标、外部绩效指标和运行指标。其中，内部绩效指标反映了学校方面的特征；外部绩效指标反映了学校课程设置适应社会经济的情况；而运行指标主要是指学校的单位成本、教职员工的工作量、图书馆设备的利用率等教育工作运行的“生产率”情况［24］。

1986年，美国教育经济学家Hanushek的研究发现［25］，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受制于教育投入等客观因素，对于不同研究而言，不同教育投入效果的形式是不一致的。因此，学校用以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典型投入政策（例如降低班级规模、聘用具有更多教学经验或更高学历的教师、提高教师工资，以及提高生均费用等）并没有显示出与学生的学业成就有正相关关系。这一阶段的研究侧重于教育效率的影响因素，但对于教育效率的影响因素存在着不同认识。这一阶段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个案研究，包括比较性个案研究（对不同学校的教育效率问题进行的对比研究）与简单的个案研究（对某一典型学校的成功或失败经验加以整理并使之理论化的研究）。但也有学者认为，个案研究具有样本不可重复、缺乏客观标准等缺点。

（3）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强调实现教育效率的最优化

这一阶段的研究强调教育实际问题在教育效率研究中的重要性。研究重点演变成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如何配置不同的资源要素实现教育效率的最优化问题。

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使用定量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大都采用先假设理论，用统计方法观测样本，这种方法显得研究更加有逻辑性。但有许多学者反对这种方法，他们认为这种精确的计量方法对以前的研究产生了混淆，也使有些研究人员对以前的方法和成果产生了质疑。

2．国内高等学校教育效率研究的发展历程

早在20世纪30年代，古![2]在《中国教育之经济观》中就提出，办教育必须“研求教育历程的经济”，要讲求经济效率，应当在经费、劳力、时间与机会方面谋求最小限度的浪费，在生产的效能与事物的利用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但真正对教育效率进行系统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教育效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是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1984年，厉以宁教授提出“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探讨了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和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强调智力投资的生产性问题，对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沈利生利用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研究了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发现我国存在着重物质资本投入，轻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继续存在下去，最终会影响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26］。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是分析和肯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巨大的积极作用，论证教育与就业、经济增长率、资源利用率、实际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关系。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在这一阶段，对于高等教育效率的研究也从高等教育的内部效率转向高等教育内外效率兼顾研究的局面。例如，成刚关于高等学校规模经济的研究表明，学科、产出质量和学校经营收入显著影响我国高校的成本结构，中国高校存在总体规模经济，也存在各种产出的规模经济，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规模经济程度最高［27］。邓庆彪、刘革关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经济效益的实证研究说明，由于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尤其是普通高校的平均在校人数较低，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平均规模偏小［28］。这一时期的研究论证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效益现象的存在，也存在因为要素的配置不合理所导致的低效率，分析了导致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低的根本原因，如宏观教育决策的失误、教育体制的弊端和教育结构的不合理等。

第三阶段：20世纪末至今。这一阶段我国的研究者开始尝试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效率，逐渐转入对高等教育效率微观领域的研究。研究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单项指标评价，而是对选取的样本从多项指标进行评价。并且有学者开始关注我国高校的X低效率。例如，谢玉梅（2003）认为打破高等教育市场垄断唯一的出路是引入竞争机制，提倡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改革，允许私人进入该领域；为了克服高等教育机构存在的内部低效，应实行效率工资制，废除职称评定，建立竞争的教师市场，发挥“声誉效应”现象，认为应该通过调整结构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29］。李福华在其专著中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国1000余所高校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统计分析，并系统分析了机制、制度和技术对高等学校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30］。对于高校X（低）效率的研究并不多见，相关研究认为造成高校X（低）效率的原因包括高校人力资本浪费严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高级教师过分看重科研和高校管理制度不完善等［31］。

2．3．2 国内外高等学校教育效率研究综述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到目前为止，高校教育效率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高校教育效率的理论框架研究、高校教育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和高校教育效率的实证研究。高校教育效率作为高等教育效率微观层次的内容，对其的研究往往包含在高等教育效率的研究之中。

1．高等学校教育效率的理论框架研究

研究高校教育效率的理论框架主要是研究高校教育效率的内涵及高校教育效率研究方法等内容。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构建了高等教育效率的理论框架，以期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模型并为高等学校的实践提供指导。

不少学者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教育是一种生产或经济活动，是教育投入与产出之比，对教育效率的测量“偏重于可以测量的直接产出”［11］。教育经济学将教育效率分为外部效率和内部效率，外部效率是指教育系统所消耗的社会资源与教育的间接产出之比；内部效率是指教育系统内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使用效率的衡量。

很多学者都赞同教育效率与经济效率的相似性，认为在教育领域也存在着类似于经济学的3种形式的效率，即教育生产效率、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和教育X效率。教育的生产效率，指教育部门或教育单位的投入与产出之比；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指教育部门或教育单位对资源配置的情况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教育的X效率，指教育部门或教育单位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教育投入的实际产出与投入的应有产出之间的差额［12］。教育经济学搭建的理论框架中，对于高等教育效率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3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重点研究高等教育投入与其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的比较，着重分析高等教育投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与推动作用。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在1924年发表的世界上第一篇教育经济学论文中，提出“教育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直接关系，劳动者所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能力越强，并认为学历与提高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观点。从那以后，学者们相继研究教育对于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如美国的经济学家Schultz，Dennison，英国的经济学家Vaizey与Sheehan，我国的厉以宁、邱渊等。二是中观层面，重点研究高等教育体系内部资源的科学配置和运行机制。如著名的“科尔曼报告”主要研究了学校投入包括教师特征、学校组织特性、社区等因素对于学生成绩的影响。1975年，L．Alexander和J．Simmons对17个发展中国家物力投入与人力投入对学业成绩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证明物力投入对学生的学业并没有很重要的影响，而教师的某些人力因素却与学生学业成绩发生着联系［32］。三是微观层面，重点研究高等教育机构或高等学校中的某一领域如何最优配置教育资源以提高教育效率［16］。如符银丹、陈士俊、陈卫东（2012）选取“985”高校的创新基础能力、创新投入能力、环境、支持能力、创新产出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为投入指标，产出变量选取专著数量、国外及全国性刊物发表论文数、鉴定成果数、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国家级奖项等，对我国37所“985”高校2008年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规模不当已成为制约我国部分高校科技投入产出效率提高乃至可持续发展的症结所在［33］。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在教育领域的渗透，有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教育效率。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看作是一种资源，教育制度则是教育领域的一种规则。华中师范大学的杨秀芹认为，教育制度的潜在经济价值可以体现在降低交易费用、减少教育过程中行为主体之间的摩擦、抑制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减少外部性等，同时，还可以通过制度提供激励机制，激发个体的工作积极性，通过维护教育秩序而减少不必要的教育耗散，所有这些对于教育效率的提高都具有重要作用。如果教育制度处于缺失或者低效，或者在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不断的冲突和矛盾，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无从保障，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教育制度可以称为是左右教育效率的根本因素［34］。她认为，教育制度缺失过程、教育制度低效，以及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都能够降低高等学校的教育效率。

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教育效率。许丽英（2007）认为，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教育效率主要应该通过促进阶层流动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这两大基本功能的实现程度来反映［35］。“教育应该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以及“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应该成为衡量教育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社会学意义上，教育效率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并不只是一定数量的象征，更有明显的价值判定色彩，与教育目的、教育功能等直接相关。教育结果与教育目的越契合，教育功能发挥越大，教育效率也越高。

另外，还有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类文献关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主要有5种观点：独立论、一致论、矛盾论、兼顾论和分层次论。独立论的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公平主要受高等教育外部因素的影响，而高等教育效率则主要受高等教育内部的影响，两者是独立的。而矛盾论的观点近年来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主张两者必须择其一优先发展，认为目前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有限，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从研究文献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效率的研究大多是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的，虽然也有学者从社会学、教育学等视角对教育效率进行了分析，但研究的声音很微弱，而且多为定性分析。

2．高等学校教育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教育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得到普遍认同后，研究重点从高等教育效率的外部逐渐转入了内部，如教育资源能否充分发挥作用，效率是否与预期的相符，哪些因素影响了高等教育效率等。

1967年，英国经济学家M．Blung和R．Layard等通过时间数列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英国大学教育的生产率趋势［36］。得出的结论是：学校用于促进教学方法的教育开支的比例越来越大，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于学校的产出有关键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启发了其他的学者，在瑞典、英国和美国也有研究者开始了大量的类似研究。

Cohn等（1989）对美国121所公立和私立大学进行了规模效益的研究，他们认为，学生规模与研究经费在一定比例上会使学校具有较高的规模效益［37］。前面我们曾提到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Hanushek在关于教育投入要素的配置优化对教育结果的影响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25］，一味地增加投入对教育产出产生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对于产出的影响有更大的空间和可能。

Moreno和Tadepalli针对美国公立大学7个学院中的42个学科的效率进行分析。其结果是22个学科运行有效，20个学科相对无效，并且在评价过程中具体分析了这些无效学科的原因，从而找出提高效率的方法［38］。

Warning（2004）以员工工资和其他成本（包括图书馆资源、计算机、服务和未来的基础设施支出等）为投入指标，以SSCI论文发表、SCI论文发表、SSCI毕业生数、SCI毕业生数为产出指标，对73所德国公立大学的效率进行评价，Warning认为大学的战略选择影响学校的定位和资源的投入方向［39］。

Thanassoulis等（2011）对英国大学的效率进行了研究，发现大多数大学的效率呈降低的趋势，如果通过增加学校经营规模和提高学校内部运行效率，并调整学生组合，效率是可以提高的［40］。

田东平、苗玉凤（2006）分析了高校的效率在2001—2003年存在波动性，2002年效率低于2001年，2003年效率又出现效率递增现象。从影响高校效率的原因而言，他们认为纯技术效率是影响效率的重要因素，但个别学校仍存在因学校规模无效而造成效率较低的情况［41］。

成刚、吴克明（2007）从设备、师资和图书馆以及研究生培养的资源共享情况入手，分析我国高校范围不经济的原因，得出高校内部资源的共享和互补是影响高校范围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院校类型和高校所在地区对高等教育内部效率也有显著影响的结论［42］。

成刚、林涛、穆素红（2008）运用SFA方法对我国高校的成本效率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我国高校之间的成本效率差异显著，学校的类型、办学地点以及教师的职称结构、办学条件中的占地面积、本科生和研究生数量都显著影响高校的成本效率［43］。

潘璐、何蛟、傅强（2010）利用随机边界法分析了高校的成本效率，探讨了效率低下的影响因素，并发现教学评估对高校效率有直接影响，如评估前师生比大幅度提高，评估后整体效率有下降趋势［44］。

陈立泰、梁超、饶伟（2012）运用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2005—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省际高校科研效率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省际高校科研总体效率水平较低，国际科技交流、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对高校科研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校企合作与高校科研效率关系不显著［45］。

袁卫、李沐雨、荣耀华（2013）分析了2011年教育部直属72所高校的办学效率，并指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高校办学效率的显著因素。东部、中部和西部高校办学效率存在明显差异［46］。

冯宝军、孙秀峰、刘小君（2015）以2005—2010年教育部68所直属高校为样本，评价高校的成本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发现我国高校成本效率处于下降趋势，高校的地理位置、重点与否、教师的职称结构、生师比、教师的学历结构以及高校规模等都显著影响高校的成本效率［47］。表2．1是从研究文献归纳总结出来的高校教育效率的影响因素。

表2．1 高校教育效率的影响因素

续表

总体而言，影响高校教育效率的因素主要体现在高校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高校的外部因素包括政府教育资源的投入、地区经济水平和教学评估等；高校的内部因素包括院校类型、学校的发展战略、办学水平、办学规模、科研水平、交流水平、高校内部资源的共享和互补、办学地点以及教师的职称结构、办学条件中的占地面积、本科生和研究生数量等。

3．高等学校教育效率的实证研究

随着对高校教育效率的研究日渐深入，研究者的研究视角更加宽泛，很多学者进行了对于教育领域微观组织以及高校某一特定方面的效率评价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外高校效率研究工作较为侧重分析大学学术部门的效率，即对高校内部不同学科或院系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测度分析［48］。美国学者A．A．Moreno和R．Tadepalli评价了美国公立大学7个学院中的42个学科的效率。分析结果得出22个学科运行有效，20个学科相对无效，并且在评价过程中具体分析了这些无效学科的原因，从而找出提高效率的方法［38］。另外，J．Beasley研究了所在学校化学和物理系的生产效率［49］，并在随后的进一步研究中，用同样的数据研究了这些部门的科研和教学效率［50］。

谢友才、胡汉辉（2005）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效率进行了定量分析，以大学为分析单元，将教育和研究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产出。将导师数、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数和研究经费作为投入，研究发现：66所大学中，31所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是总体技术有效的，47所大学是纯技术有效的，而规模无效的大学中有32所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51］。

张敏、唐任伍（2006）以高等教育的功能和办学目标为依据，建立了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评价的指标体系，给出了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各子要素和综合评价的方法及步骤［52］。

周炜（2006）通过对53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效率研究，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效率存在着严重损失，发现高等教育资源在高校间分配的不合理是造成高等教育资源效率损失的最主要原因［53］。

陆根书等（2006，2013）对于高等教育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科研效率上。通过对教育部直属高校2000—2010年的科研效率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发现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科研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在2000—2010年，教育部直属高校科研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均存在较大波动现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54］［55］。

关晓斌、张豫（2012）运用北京地区高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了北京地区高校R＆D投入产出绩效的特点［56］。许寒、胡宗菊（2015）以湖北省各级各类高等学校2004年和2013年科技活动投入产出数据为样本，对湖北省高校R＆D活动的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评价［57］。

董友、胡宝民、于建朝（2007）从R＆D人力投入、R＆D经费投入、R＆D物力投入和R＆D产出等方面，利用2001—2005年的数据，对河北省高校的R＆D资源配置现状进行分析总结［58］。

杨妮娜（2015）研究了我国高校R＆D资源配置的具体情况，并运用DEA模型评价了我国各地区高校R＆D投入产出效率［59］。

从相关文献来看，研究的内容包括高校的整体投入产出效率、高校的科研效率、研究生教育的配置效率和高校的R＆D效率等内容。

4．简要评价

上述文献利用不同方法、不同的模型从不同角度对高等学校教育效率的理论框架、影响因素以及效率评价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得出了很多有益的结论，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高等教育效率的研究大多是通过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虽然也有学者从社会学、教育学等视角对教育效率进行分析，但研究的成果不多，而且多为定性分析，缺乏综合性的实证研究，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及方法对高等教育效率进行实证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

二是对于高等教育效率的影响因素的探讨虽然已经有不少的文献，但还不够全面和系统，特别是关于国家政策及管理制度等对教育效率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比如，1985年国家关于教学评估的文件出台，我国的教学评估由教育部统一部署和管理，从以前的评估试点到现在形成正式制度，其作为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手段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目前的文献中几乎看不到对教学评估和教育效率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从政府的监督角度来观察高等学校的教育效率，拓展了研究视角，能够更好地为决策部门服务，本书对教学评估对高等学校教育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三是目前国内对于高校教育效率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个体高校的效率研究上，对我国普通高校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较少，从教育效率研究成果来看，缺乏对我国普通高校效率的全面整体的理解。

四是关于高校R＆D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对于高校R＆D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高校R＆D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高校R＆D资源配置等，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去研究R＆D与高校效率的关系，将填补此研究领域的空白。

五是对于高等教育效率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效率本身的研究，对于影响高校教育效率的机制仍然缺乏研究和探讨，如何在高等教育效率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其影响机制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1] 根据Martin Carnoy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他把“科尔曼报告”作为分水岭，把教育经济学分为早期教育经济学和现代教育经济学，而两者相比不同的体现在于“如何研究教育的生产上”。

[2] 古!（1899—1977），中国教育经济学家，是我国较早研究教育经济问题的一位学者。他于1934年出版《中国教育之经济观》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