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制”到公益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公务员只是一类工作，而非与外界割裂的堡垒。我从省团委来到美丽中国支教也是一种转岗。人应该找到适合自己、可以发挥最大才干的地方。”

——题记

如果不是当年的那场宣讲会，廖杞南或许至今还在仕途上一路前行。

2013年决定加入美丽中国支教时，他的身份是广东省团委的副处长，生活优渥安逸，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有更远大的前程。也是那一年，全中国152万人报名参加次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竞争19,538个职位，一所城市的448个事业编制引来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报名，他们应聘的是环卫工。

和许多人一样，听到廖杞南辞职的打算，团委领导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他劝说属下“不要那么冲动”，“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你有很好的发展前途，而且同样可以服务群众、服务那些青年社会组织” 。廖杞南的回答是：“加入美丽中国支教，我可以直接面向学生、面向支教老师，服务会更加直接。”因为怕自己后悔，当天下午他就提交了辞职信。

一向赏识他的领导收下辞呈：“你先去试试，觉得可以就做下去；如果觉得不合适，还可以再回来。”这个建议更让廖杞南觉得：“自己一定要在美丽中国支教做好事情，不能丢领导的脸，不能丢共青团的脸。”

这条退路并没有用上，从第一次了解美丽中国支教到成为其中的一员，廖杞南用了四年时间，漫长的等待并未动摇其决心，反而使之更加坚不可摧。

本科、研究生和工作，廖杞南一直是在中山大学度过的。2009年，他在校团委工作了有一年半，已经是科长级别。4月的一天，领导交给他一项任务：一个公益机构要来招募志愿者去支教，组织者持有美国岭南大学基金会秘书长的推荐信，领导要求他去旁听和监督这场宣讲会。他没有多想，背起书包就去了。

教室里来了五六十位听众，廖杞南坐在最后一排，看到那位比自己还年轻的外国青年号召听众去云南支教，那是他第一次听到“美丽中国”这个名字。学生们对支教并不陌生，中山大学的研究生支教团一直名声在外。从1999年起，学校每年都会选拔德才兼备的本科生前往边远地区支教一年，回来后直接保送读研，廖杞南本人就曾是支教团的一员，2004年在广西恭城的莲花中学支教一年，在团委也分管这一工作。

不过，眼前这家组织的支教是面向所有大学生，又属于纯公益性质，参与者得不到任何实质回报。讲者刚介绍完情况，就有学生举手，问他怎么想到要做这件事的。廖杞南当时也不看好他们的支教，甚至有点同情那位讲者：“太理想主义了，现在的大学生怎么会去农村支教，还全无回报呢？”

宣讲会在他心中激起的一丝涟漪，很快消散了。之后的某天，校园网上的一则新闻无意间跃入廖杞南的眼帘：我校4名学生入选美丽中国支教项目。他由此得知，这个组织已在北京、上海、广州完成面试，并确定了10位支教老师，其中4人来自中山大学。这让廖杞南觉得，本校学生还是有情怀的，又联想起孙中山先生的毕业训辞 “为邦家光，为社会福”，似乎明白了什么：“这与美丽中国支教的愿景是一致的，难怪他们会在中山大学办宣讲会。”

后来廖杞南才知道，自己无意中见证了历史。他旁听的是美丽中国支教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宣讲会，那位做宣讲的外国青年是创始人潘勋卓，4名被选上的学生则属于美丽中国支教第一批老师，于2009年9月前往云南大理鹤庆县支教，那时的支教还只有一年。他们的名字是：朱慧、范妮、王井健、梁珊。

接下来的几年，廖杞南继续在中山大学工作，2010年被提拔为校团委副书记，这一年他30岁，级别也随后提升为副处级，并于2012年调任广东省团委。期间，他始终在默默关注美丽中国支教，眼看着这个公益组织逐渐壮大，每年都有更多的青年报名参加，支教地也从大理鹤庆一个县扩展到云南多地，2011年还来到了家乡广东。这些年轻人的事业，不时让他回忆起自己的支教往事。

在他当年支教的大瑶山脚下，很多学生家境贫寒，一学期过去大半仍无力缴纳学费，最后是老师看不下去帮忙垫付。他们每天学习10多个小时，但因不懂学习方法，成绩并不突出。一个叫婷婷的高一女生成绩优异，却在第二学期开学前告诉老师，自己的哥哥考到南宁读大专，父亲又生病，自己需要去打工来减轻家中负担，不能来上学了。孩子的最后一句话是：“老师，请您相信我，哥哥毕业后，我一定还会回到课堂读书，我一定要到中山大学去看看。”三年后，女孩重返校园，并在2010年考上了一所三本高校。

当年孩子的退学，让廖杞南第一次有了强烈挫败感，她的回归也让他深刻体会到“教育改变命运”这句话的含义：“有太多这样的孩子，你推他一把，他的整个人生道路就不一样了。从那时起我就相信，一个更美丽的中国需要更平等的教育机会，一段青春的付出可以改变许多农村孩子的生活。”

机缘巧合。调任广东省团委后不久，廖杞南陪同妻子参加她的小学同学聚会。妻子的一位同学恰好在美丽中国支教负责人力资源工作，她委托廖杞南帮忙为刚成立一年的广东项目地物色负责人。廖杞南寻觅了半年多，没能找到合适人选，自己倒冒出加入美丽中国支教的念头。

大学时的专业是社会学，在廖杞南看来，未来30年，中国政府的中心任务会转到社会服务领域，以后也将更加依赖社会力量，更多优秀的社会组织、有能力的负责人会涌现出来并担当重任，自己也应当提前跟随这一趋势。

加入公益组织必然意味着离开体制，廖杞南为此前后考虑了四个月，最终打定了主意。他把想法透露给大学的导师，对方回答：“追随你的内心。”妻子也支持他的决定：“男人应该出去闯一闯。”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离职时，廖杞南写下一篇纪念文章，引用了这句“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口号：“我追随内心的呼唤，重新回到支教志愿者的行列。十年，感谢父母，感谢中山大学，感谢共青团，感谢支教团，感谢莲花中学，感谢我的学生。”

这一年距他前往广西支教，即将满十年。

5月份辞职，廖杞南先后经历了六轮面试，“比公务员入职还难” 。负责首轮面试的梁珊是2009年第一批支教老师之一，自己曾经的学生，这让他感觉十分奇妙。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他在汕头大学的学术交流中心迎来最后一次面试，并和潘勋卓在校园中边走边聊；一个月后，入职通知书递到了他手上。他的正式头衔是“机构管理层兼广东地区执行总监”，两年后又多了一个“项目拓展及战略关系开拓总监”，负责安排老师们前往广东各地学校支教，以及与当地教育部门沟通。

上任伊始，廖杞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扭转人们的固有观念。在外界的一贯印象中，广东代表着繁荣富庶，很难与支教挂上钩；连老师们都普遍希望去云南，觉得那里更艰苦、更需要支教，是“正宗”的支教地。这也导致成立之初，广东项目地更多扮演着“收容站”的角色——2013届支教老师填报志愿，47个人只有两个人肯去广东，最后分到那里的十几位老师都是被调剂过去的。针对这一现状，廖杞南在第二年面向支教老师做了一场线上宣讲会，详细阐述了去广东支教的必要性。

“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他引用了广东前省委书记汪洋的一句话，后来还列举了统计数据。2016年，广东省GDP高达79,512.05亿元，在全国排名第一，但珠三角地区就占了85.4%，其他地区加起来只有17,788.37亿元，以至于被合称为“粤东西北”地区。

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2014年，广东省公共财政教育支出达到1779.5亿元，同样在全国各地区中排名第一；普通小学的生均公用经费却仅为1851.39元，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九，学生缺乏学习兴趣，教师存在倦怠情绪、留职意愿低等问题也十分普遍。

“广东就是中国的缩影，你可以看到广州、深圳那么发达，但离它们只有一二百公里的地区就穷得不得了，这种反差让人内心特别煎熬，是一种不小的心理考验。”廖杞南为此告诫老师们：“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不要来广东。”

这番告诫在老师们真正来到支教学校后变得更加直观。与云南动辄上千名学生的中心校相比，广东地区的乡村学校大多保持在百余名学生的规模，有的学校就建在大山深处，周围连商店都没有，2014年的上半年，廖杞南在潮州的大山里挑选合作学校，他向一位校长要电子邮箱，校长以为是指通信地址：“廖老师，对不起，我们这里中国邮政到不了。”

观念上的差异更为明显。有些地方受重商文化的影响很深，家长宁可让孩子去打工，也不肯供他们上学。有的全家六七个女儿，家长把全部资源投入到唯一的儿子身上。有的家长对孩子不闻不问，不知道孩子成绩如何，连孩子上几年级都记不清楚。

了解到这些情况，很多老师都改变了看法。留学英国的谢晨颖一心想去云南支教，却被调剂到了汕头，她还为此哭过。廖杞南问她：“你来美丽中国支教的目的是什么？看看当地，你不觉得这里有支教的必要吗？不要忘记初心。”谢晨颖迅速调整了心态，后来她看到学生们普遍觉得“读书无用”，便和队友陈骁一同举办了“职业教育讲坛”，让他们懂得了为什么要学习，自己也明白了来这里支教的意义。

在团委的工作经历也对廖杞南帮助不小。针对同一地区学校相对集中的现状，廖杞南根据过往经验，让老师们实行高度自治，希望在引导学生成长的过程中，也让老师实现四个“自我”：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实现自我成长、自我发展。

他把相邻学校划入同一管理片区，每个片区的支教老师组成一个团队，还鼓励老师自发组织各种委员会：“队长联席与对外关系委员会”负责与当地政府的对接，“团队与地区文化建设委员会”负责开发各种文化产品，“筹资与公益资源整合委员会”参与机构的募资工作，也负责在当地开拓资源??如果有老师在当地举办课外项目，同一片区的老师都会加入进来、各有分工协作：韶关地区的五所学校将各自图书馆的资源进行了整合；粤北发起了一次募资，一个晚上就募集了3.5万元资金。2015年开始，整个广东团队还印制了支教纪念文集《微光》，汇集了广东团队的支教故事，文章全部出自老师之手，每年出版一部。

与各地教育部门打交道则是另一种体验。廖杞南曾代表美丽中国支教拜访过一位相识多年的领导，因为相关手续没有办齐，对方把机构批评了一番，最后表示：“老弟，你能离开公务员队伍来做这件事，我很钦佩。能做的我一定做到，但是请考虑我们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和希望。”廖杞南并未有“受刁难”之感，他知道，从一所中学的老师做到校长，再到进入教育局，领导改变当地教育现状的愿望比谁都迫切，只不过他更坚持原则。

“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换位思考，要站在政府的角度去判断，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也有合法合规的压力，需要和他们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廖杞南说，“毕竟，做好事也要讲规矩的。”自那之后，美丽中国支教成立了“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这一法律实体，每次开拓新项目地，合作协议都会盖上立德未来、团市委、教育局三方的公章。

2014年，项目地拓展到潮州，广东的支教事业彻底打开了局面，当地团委书记陈锦辉的支持是重要因素。在廖杞南眼中，这是一位“文人性格”的领导，受邀参加香港的慈善晚宴，他能在当地书店泡上一整天，直到晚宴召开前才动身去现场，回潮州还要带上满满一箱书。廖杞南同样与他早就认识，但一直来往不多，觉得在对方眼中，自己就是个“一心向上爬的官僚”。

他没想到，得知美丽中国支教希望来潮州的消息后，陈锦辉不等自己上门，亲自开车来到汕头办公室，表示要无条件支持美丽中国支教。这让廖杞南感到“遇到了对的人”。两人用三天时间走完1000公里，走访了潮州地区几十所学校，向各位校长逐一了解是否有支教的需求，每所学校至少去了三次。

三年下来，美丽中国支教已拓展到广东的汕头、潮州、梅州、河源、韶关五个地区，并和各地政府部门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向美丽中国支教发出了要求。2015年，广东省团委还为支教老师们落实了社保，团省委书记奔走于各部门，亲自落实各项工作，每个环节都高效快捷。

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之余，廖杞南不时被问到“离开体制是否后悔”之类问题，他的回答是，之前自己一直心存愧疚，因为组织给予的远超过自己的付出。由于当年的支教经历，他不仅得以保研，毕业后还在30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留校的20人之一，工作一年半后又当上副科长，三年后当上校团委副书记。每次竞争上岗，他的支教经历都得到面试评委们的充分肯定，总是一路绿灯。“和我一起竞岗的同事都很优秀，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支教经历就得了那么多好处，这对他们不公平，现在离开所谓的‘体制内’来到美丽中国支教，也算是回报组织对我的栽培。”

他也认为，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公务员只是一类工作，而非与外界割裂的堡垒。“在现代社会，百舸争流，体制内本就不应该是唯一出路。换句话说，体制也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才，这些‘溢出’的人才，在我们的社会服务领域，是一股重大的推动力量。某种意义上讲，我从团省委来到美丽中国支教也是一种转岗。人应该找到适合自己、可以发挥最大才干的地方。”

尽管如此，他依旧不忘强调：“我以共青团为荣，以支教志愿者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