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决困难问题入手，正风理气，顺势而为

那天，农业部常务副部长万宝瑞宣布完班子后，即下榻在水产大学简陋的招待所。老书记胡友庭热情地上来与我握手，对我表示支持，并告诉我，当年他也是从华东师大调任水产学院书记的。到校第一天就遇到老学长、老校友，格外亲切，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的前任书记林樟杰专程从上海师大（他在1999年11月已就任该校党委书记）赶来，向我详细介绍了班子成员的情况和学校发展的概况。第二天，我陪同万宝瑞副部长去市政府拜访了常务副市长冯国勤，两位领导作了交接。万副部长说：“这是我们部党组讨论的最后一个大学的领导班子了，以后就交给上海了”。冯副市长则高兴地表示：“上海市一定积极支持并主动关心水产大学的发展，希望农业部也能够继续予以关心”。根据两位领导的旨意，我校积极主动汇报协调，后来终于促成国家农业部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共建上海水产大学的协议。

农业部当时有直属大学13所，根据国家高校布局结构调整的总体布局，除了中国农大、南京农大、华中农大这3所综合性的农大划归教育部管理以外，其他10所大学都下放到相应的省市，由地方管理为主。上海只有我校这一所以水产为特色的农业大学，顺理成章进入了上海的高校管理系统。那一年和我校一样从国家部委下放给上海的大学共11所。

2000年是整个国家迎新辞旧、阔步迈入21世纪的一年。考虑到国家实施现代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为较快提高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同时也是为了适当减缓就业压力，国家教育部出台了大学扩大招生的政策；学校“落地”①以后，上海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这些都是学校发展的良好机遇。

正当自己准备甩开膀子、按照上海的要求和学校的情况抓发展的时候，一堆来信打断了我的思路。我到学校上班的第二天，办公桌上就已经摆上了匿名来信，反映学校财务与后勤管理上的问题。以后几乎每周都有这样的来信，还有从市教委、市纪委、农业部乃至中纪委转来的信件。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我校的举报信件超过了100件，是整个系统中最多的。那段时间自己感到压力很大，夜不能寐，甚至半夜说梦话也在嘟哝学校的事情。我知道，学校的教职工、包括中层以上的干部都在观察我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上海水产学院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军工路复校以后，尤其是1985年更名为上海水产大学以后，在国家农业部的领导下，在历任党政班子的努力下，在为渔民服务、开拓远洋渔业、推进教学改革、理顺管理体制上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对有些问题的处理不够果断有力，有些制度不够完善，在10几年的时间里出了好几件违纪违法的案件。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学校先后发生两位中层干部收受贿赂被判缓刑的案件，在上海的高校中都有一定的影响。而由于情面关系，在总结教训、彻堵“漏洞”上做得不够到位。摸清了这些情况，我即着手找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先行谈话。他们反映，来信来访的情况基本属实。俗话说，情况明方能决心大。经过几个星期的调查了解，我在党委常委会上提出，由纪委书记牵头，尽快查清问题，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杨浦区检察院也及时参与了信访件的查处。

期间，有不少人来“打招呼”。我下乡时的老同事、上海某大学的后勤管理处处长，我校民盟主委等好几位朋友和同事先后前来“说情”。是啊，来信所反映的一位处长年届退休，一心扑在工作上，成绩明显，曾被评为系统的先进工作者，更何况他的妻妹就是我下乡时任支书的星火农场13连的职工；另一位处长年轻有为，工作能力很强，深得农业部相关司局的赏识。但是，他们在学校公款的使用中确实不规范、甚至挪用，严重违反了财经纪律和有关规定。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②这是自由主义表现的第一种。抓党风廉政建设切忌“一俊遮百丑”，只有严格执纪才能令行禁止。再说，“孔明挥泪斩马谡”③。在当时信访件“满天飞”的情况下，不对这两位同志的违纪情况进行处理是不足以平息“民怨”并警示大多数干部的。好在检察院在几个月的调查后得出了所查问题不属违法，建议学校党委对违纪问题进行处理。在教卫纪工委的指导下，又经过半年多的案件审理，最终对两位同志分别给予了党纪和政纪的处分。同时，党委研究，抽调两位年轻优秀的干部接替他们的工作。

我知道，在当时“多栽花少栽刺”的社会风气下，我们这样做有点“逆潮流”。但是，作为党的基层组织，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是从严治党的基础环节。我们这样做是会“得罪人”，我们不怕“丢选票”，只要有利于干部队伍建设，有利于党的作风建设，有什么个人私利不能抛弃呢？大家都为党的建设这棵大树添一抔土，中国共产党一定枝繁叶茂。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学校教职工看到了我们抓队伍、抓作风的态度，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校第六次党代会也在2001年按期召开。在以后的10年间没有再发生过大量“来信来访”的情况。

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我体会到，对学校党委来说，“攻坚克难”的事情有许多，只要不回避矛盾，依托班子集体的努力，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每个办学历史较长的高校大多有些遗留的“老大难”问题。有句话说得好：“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只要出以公心，坚持原则，以诚相待，友情操作，难题难事都是可以解决的。到水大不久，办公室就告诉我，有一位退休职工，因为不能按离休待遇，已经上访10年了，光进京就有多次，在国家民政部和上海市有关部门都“挂了号”，是难弄的“信访老户”。果然，没有多少时间相隔，这位退休职工就找来了，并递上了所谓的“申诉信”。由于已经70多岁，身体也不是很好，他家属一起陪着。我热情接待了他夫妻两人。看了材料，我告诉他，我会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和政策，然后给以答复。同时我也对他说：“申诉问题的解决还是在学校，你到上海乃至北京反映问题的材料最终都是回到学校。如果你信得过学校党委，我建议你不要再向上去信访，我们一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来解决你的问题”。他看我说得很诚恳，点头同意了。作为一级党委，“守土有责”“领导包案”，都是应尽的职责。这位职工累积的心结，真的要解开，不是这么容易的。我详细看了他的材料，并调阅了有关档案。他出身贫苦，15岁就上渔船做学徒。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我校渔船上工作，后来担任船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校有两条渔船供教学实习使用）指导员，90年代初以正科级退休。他工作负责，能吃苦耐劳，长期在船上工作，栉风沐雨，非常辛苦。现在身体也不好，罹患多种老年病。而他的心结在于，他新中国成立前在渔船当学徒时，渔船曾经被解放军征用作为水上练兵使用，因此他就应该享受离休待遇。这里的关键是，船被征用，他还是学徒，并没有成为部队员工；他还是拿“折实工资”④，并没有享受供给制⑤。症结找到了，但真要说服他可真不简单。前后花了几年时间，我多次陪同他去市教卫党委、市社保局，找有关部门一起了解政策，一起向他耐心解释；每年冬天，必定去他家拜访，并送去慰问金和物品；我还找他妻子退休前的单位与他唯一的儿子的工作单位，请有关领导一起做解释和劝说工作。同时，在我学校的职权范围内，并征得上级领导机关同意，按副处级的退休待遇每月把差额发给他作为生活补助费。“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终他老两口接受了学校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于2004年11月以他老爱人的名义高兴地送了一面锦旗给我，上书：“党的好干部，群众好书记”。遗憾的是，该生活补助他只拿了一年多就去世了。我想，他应该是平静地离开人世的。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遇到胡搅蛮缠的人，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往往感到束手无策。经历过10年的农村锻炼，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已经完全工农化了，过去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高已经较少了，更多的是务实和硬气。道理要讲，还要有可以操作的措施，并要有法规的支撑。水大有一位职工，60年代因为小错遭受过重的处罚而发配去了安徽农村。80年代他向学校申诉，作为纠偏，在征得农业部同意后，允许他回上海，但需办理退休手续、住房自理。他也在申诉处理材料上签字，同意不要安排住房。我到学校工作后，开始考虑解决教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他不知怎么知道消息了，有一天他突然带着家属和小孩坐到校办公室里，并扬言不给解决住房就准备睡在这里了。办公室的同志都很紧张，分大家感到十分为难。我了解情况后，告诉办公室说，他这是无理取闹，我坚决不见；如果他晚上7点还不离开，让保卫处采取强制劝说形式，同时以妨碍执行公务报告警署；如果他自觉离开，我们会研究解决措施。这三点意见转告以后，他见我们态度坚决，6点一过就自行回去了。事后，我们考虑他是租房子居住，小孩大了，租的面积需要适当增加。经过研究，每月增加200元的租房补助，既解决了他的问题，也不会形成连锁反应。办公室的同志则从中学会了如何解决这类问题。

秉承这样的原则，我们逐一梳理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尽我们能力给予解决。经过几年的仔细工作，目标基本实现，即不让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再带到下一届班子。我想，作为党委要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也是一个方面吧。

注释：

①“落地”：指原属于国家部委管理的高校下放给省（直辖市、自治区）管理。

②《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

③“孔明挥泪斩马谡”：三国故事，马谡为诸葛亮十分器重赏识的将领，因骄傲自负，失去要镇街亭。为严肃军法，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他强忍悲痛，不得不将马谡伏法。

④折实工资：以一定种类、一定数量实物的价格总和作为折实单位。每月发若干折实单位作为工资，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些公司实行的工资制度。

⑤供给制：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对部分工作人员实行的免费供给生活必需品的一种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