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本职最重要

筑梦者之20世纪40年代

人物名片

应畏之，男，1940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终身从事于教育事业，2000年退休。先后担任宁波市江北区文教局局长、宁波市教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宁波市教科所所长、宁波市教研室主任等职务。负责编写了职工业余中等学校初中课本《代数》、《几何》（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编了《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手册》、《中小学生自我素质教育手册》、《入学儿童家长必读》（浙江教育出版社），参与了上海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试用教材及教学辅导书的编写；在《人民日报》、《文汇报》、《宁波日报》、《新民晚报》等十余种报刊发表近两百篇文章。最大的特点是特立独行，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敢于思考，惯于思考，善于思考，乐于思考，并且直言直书，供世人分享。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都在流行知识分子“下海”，在这样一个浪潮下，应老先生却选择了教师这一行业，而且一干就是一辈子。“当初之所以选择教师这一行业，我想与我母校宁波二中的语文老师徐子祥的教诲是分不开的。他是我一生中最钦佩和爱戴的老师。”

在应老先生眼里，这位徐老师就像是照耀他人生旅途的灯塔，每每提起，总是双眼炯炯有神，神采奕奕。“上徐老师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他用他的生命诠释着他的职业，尽管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但是只要他站在讲台上，呈现给学生的永远是最好的、最有精神的一面。他善于引导学生积极开动思想机器，使得课堂效果活跃，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可以说，应老师的教育梦想火种就是来源于这位徐老师的言传身教。“记得一次上作文讲评课，他一上台就点了我的名，让我在十分钟内讲讲自己的作文。这有点让我手足无措，但是徐老师鼓励我，说我的文章有特色，思想性很强，让我想到什么讲什么，不用拘束。于是我就大着胆子讲了十分钟，当了一回“小老师”，我讲完之后就热闹了，许多同学都抢着来发表各自的想法与意见，我也因此悟出了老师的用意，他是想让我抛砖引玉，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在我看来实在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到现在仍能受用。而我也因此萌发了报考师范大学的想法。”

“除此之外，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一名同学参加学校举办的作文比赛获了奖，徐老师把我们叫了去，我原以为他会对我们说一些鼓励的话，结果他直截了当地对我同学说：‘虽然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消极低沉的情绪，但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我们都要相信党，相信社会会进步、会发展。’后来我的同学告诉我，这学期因为他家的社会关系复杂，他被免去了班长的职务，而徐老师早就观察到了他的情绪变化，在当年‘左’的思想盛行的时候，徐老师能如此关怀我们，鞭策我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徐老师的这些行为为应老师走上教育事业，如何做好一名教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

除此以外，应老师还与我们分享了他高中所在班级的一些难忘往事，据说这个班级被称作为“海燕班”。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高尔基的那首《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谈到这个“海燕班”，应老师抿了口茶，向我们娓娓道来。“1957年年末，我们的班主任把我们几个班干部叫进了办公室并且十分慎重地和我们说了一个消息。原来，当时学校正准备搞学生自治的试点，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从那时起，我们的班主任便从此卸任退居二线，和我们并肩作战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军事化编班，每班称为排，下面有四个班，其中一个班清一色都是女生。虽然男女分开，但是男女之间都非常有爱、互相尊重。这在现在看来是十分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确实是发生了。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这种模式更加锻炼了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段经历成了我们今后生活中一笔宝贵的财富，而这种经历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却是当下学生最缺乏的。这个自治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了1960年‘海燕班’毕业。”毕业，意味着离别，也意味着新的起点。 “海燕班”毕业的学生，三分之二的学生上了大学，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去了农村参加劳动。在每年的假期，这帮“海燕”同学都会不约而同地从各地飞回宁波参加班级聚会，一起谈论当年的班级和同学，都十分有感触。这也体现和巩固了“海燕班”无坚不摧的凝聚力。试想，现在有几个班级能坚持每年都聚会，每次参加的人数过半，并且坚持了几十年呢？

在采访的过程中，应老师十分感慨于我国各个阶段教育方针的变化，着实给我们上了一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政策发展课。睿智的双眼、严谨的逻辑思维、清晰的表达掩盖了岁月在应老师身上的痕迹。“我出生在194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到如今，可以说我是看着教育制度一步步发展完善到现在这个状态的。1949年，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的目的，‘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在这一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年轻的祖国接管和改造了旧教育。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至1958年又补充了教育的方向与途径，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由教育方向、途径和培养目标组成了完整的教育方针。这一方针沿用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片面强调为无产阶级服务，过分强调形式，但总体的方针没有改变。后来先在教育方向上和培养目标上做了本质上的改变，即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培养徳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至党的十七大，教育方针阐述得更科学、更全面。这些教育方针的完善体现了我们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进步。”

“到现在党的十八大，我觉得是把教育翻开了新的一页，除了继承党的十七大的主要思想外，还第一次把教育事业提高到民生的高度，第一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第一次把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放在创新精神和实在能力之前。我认为这是每个教育者都应该深刻思考和努力实践的。现在我们的追求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教学的根本任务，让人民满意我们的教学。以前我们的目标是‘教书育人’，而现在的‘立德树人’内涵更加丰富、广泛。以前的‘教书’是老师的工作和任务，‘育人’也是老师的工作与任务，而现在的方针要求我们尊重学生的本性。在我看来，现在的教育方针更多地要求学生要有社会责任感，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教育不在于过去，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我去过英国等欧洲国家，可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教学硬件设施比一些世界一流名校还要强，那么是什么导致他们的学校培养出更多各界精英呢？我想区别就是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少了一些社会责任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学生缺少个性发展，缺少培养他们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机会。不过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意识到了这种不足，并在一步步改进我们的教育方针，但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定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在我们国家曾经出现过一所世界一流名校，那就是西南联大，可以说那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有名的一所学校。在当时国内知名高校合并并且集体西迁的时代背景下，大浪淘沙，最后留下来的都是精英。可以说，现今中国在国内、国际都有名的大家基本上都出自于西南联大。”

“教育决定民生，教育决定民族的未来。党的十八大将教育和民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展示了党和政府对教育和民生工作的高度重视。但是，民众对我们的教育产生了信任危机，我想这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一些人一有钱就送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深造，这种风气已经在中国散播出来，致使大量人才流失，也造成公众对中国教育的不信任。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梦还任重而道远，但我相信它必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素质的普遍提高等因素而得以实现。”

“要实现我们的教育梦，社会的整体氛围至关重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了社会群众普遍的急功近利心理，整个教育观念就是学习看成绩，课外还补习，分数高就代表一切，整个社会都在给孩子压力。我发现中国的家庭普遍存在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现象，但我们不仅要望子成龙，更要防子成虫。有些年轻的夫妇，在孩子未出世时，就早早为孩子设计了成‘龙’的途径，从读什么幼儿园到读什么重点大学，很少有家长会去想，万一孩子成不了‘龙’，那他会不会成‘虫’呢？说到底，真正出类拔萃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平凡人，如果教育能够让一个平凡的人做好他的本职工作，感受得到知识的乐趣，不去做有违社会公德的事，我想教育在某个程度上来说已经很成功了。成长固然需要从小抓起，不成坏人也是要从小开始防范。只有社会氛围跟上了，家庭教育进步了，才能构建我们的教育梦。”

2000年，应老师退休。他曾先后担任了宁波市江北区文教局局长、宁波市教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宁波市教科所所长、宁波市教研室主任等职务。可以说应老师的一生和教育事业是分不开的。“我看着教育界的风风雨雨，看着它不断地前进，就像和一个同龄的伙伴一起经历着我们的童年、青春、中年和不惑之年。”

应老师和我们谈了很多他经历的一些有关于教育的事情。其中就谈到了高考扩招。“我记得当年同龄青年中考上大学的不到百分之一，因为多数人没能读到高中毕业，毕业了也不是个个参加高考。而且你去参加考试了，录取比例也很低。高考扩招使大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使得现在有一部分人开始质疑这个政策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高考扩招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体现了教育的公平性，而且更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全民的素质。”不被旁人的观点所迷惑，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应老师对一些教育政策始终有着自己睿智的看法。

“在这条筑梦的路上，有许多事让我记忆犹新。‘文革’结束后的一些年，我看到了当时‘文革’十年给人们带来的文化空白，但在当时并没有很多人看到或者说是在意这种现象，没人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急迫性，于是我在心底开始酝酿一项行动，使人们和政府看到这十年的文化断层所造成的影响，于是我在一些部门的支持下开始在宁波范围内组织了5万人参加的‘青年文化摸底考试’，主要是考语文和数学的一些基本常识，考试的结果让我们震惊，两门考试的平均分都是不及格。政府部门看到这个结果也震惊了，于是掀起了全市职工文化补习高潮，他们的初高中文凭是补课考试合格后，由市教育局直接发给的。宁波还担当了编写全国职工业余学校数学教材的任务，那时全国各地来甬学习考察的人很多，这项活动得到了各局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这项活动过后，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开始‘补文化’。”

“在教育路上，我也接到过十分困难的任务，管理整治宁波十三中，也就是现在的宁波外事学院。在当年，宁波十三中被称为宁波最垃圾的学校。接到任务上任后我首先抓德育并从制定和实施中小学生行为规范入手，把十三中作为试点，在时任校长王惠训和其他教师、家长的共同努力下，一步一步慢慢抓，最终彻底改变了学校的形象，摆脱了垃圾学校的称号。管理整治的成功，我想和当时的老师、家长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其中时任校长王惠训尤其功不可没。”

“我是去年（2012年）下半年由市教育局返聘至市教科所，任筹建中的宁玻教育博物馆主编，目前我的目标就是把宁波教育博物馆建起来，宁波教育博物馆内的许多东西都是宁波市民捐献的记录宁波教育发展片段的旧物，可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当你看着这些旧物，就感觉自己在时光穿梭机中触摸历史发展的痕迹。但是建一个博物馆不是那么容易的，凭借我的一己之力恐怕是很难实现的，需要各方的努力和协调，不过我相信不久以后，宁波一定会有一个承载着许许多多宁波教育工作者心血的、展现宁波教育发展历程的博物馆，这一天不会太远的。”

宋庆龄女士曾经说过：“学校对年轻人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在一个人的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却是家庭。” 在家庭教育上，应老师可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当年我的女儿中考少了一分，我也坚决不去走后门，而是让她去读中专。我这么做，就是不想让他们有优越感，让他们懂得靠努力来换取成果。我对子女的要求就是人要向好的学。高考恢复后，我和爱人曾培养两户亲戚家的孩子上大学，因此，我家也被誉为‘大学生的摇篮’。后来，我开办了‘家庭教学班’，把我的女儿和侄子、侄女三人组成一个班级，在家里专门腾出一个房间作为他们的学习室，当时还给他们制定了两个规矩、三项制度。我很少在学习上辅导他们，主要是在严格执行制度上，天天给他们打分，公正、合理，绝不马虎，给他们创造生活有序，安宁和谐的教育环境。可喜的是，这几个月‘家庭教学班’的生活经历，使三个孩子都养成了良好的学习、生活和劳动习惯，至今还能巩固下来。”工作之余，应老师还喜欢旅游，走南闯北，领略不同的自然风光、异域风情。除了青海之外，中国所有的省份都有应老师的足迹。应老师还经常走出国门，向西方学校讨教教育经验和管理经验，既增长见闻，又便于开展日常工作。

这么多年来，应老师一直在教育岗位上从不懈怠。他说他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把本职工作做好，不求最好，只求更好。在他看来，“每个人，只有在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才能追求更高，才有资格向更高的地方发展。宁波的教育梦，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且宁波也有着很好的教育基础和教育环境，只要每个人都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并且有所追求，终将实现我们的宁波教育梦。”

文/图：姚国琴　王麒程　洪迹婷

指导老师：王　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