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思想在女子教育上的论争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在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感召下蹒跚起步,又在贤妻良母观与反贤妻良母观的既斗争又调和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纵观中国近代新旧思想在女子教育上的论争,包括兴女学与禁女学之争,贤妻良母观与反贤妻良母观之争。

一、倡女学与禁女学之争

孔子有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易·系辞》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大戴礼记·本命》曰:“妇人者,伏于人者也。”《曲礼》曰:“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这是两千多年来男尊女卑的经典依据,其影响根深蒂固。兴女学,让妇女走出闺门到学堂读书,这是几千年所没有过的,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他们认为:“男尊而女卑,女子之主义,服从而已;若使之结社会以明公理,读书史以增知识,则难制矣,浸而习俗相安,视为固然。”^[88]在他们看来,男女生来就不平等,女子就要深处家庭之中不与社会交往,司中馈、育子女是天经地义,服从是应该的。他们认为,女子走出家门接受教育,不是把从前的社会风尚都推翻了吗?不是把“三纲五常”扫地以尽吗?女子有了学问、智识,还能指挥如意吗?因此他们认为办女学是胆妄已极,大伤风化的举动。1904年,导迷在《觉民》杂志上发表《女学的阻力》一文。文章指出:当时人们对于新办的女学堂说了“歹话”,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中国的人防到妻子,如同防偷食的狗,又象防偷食的猫,妻女亦不许出外一步,好象一霎眼,就要被他人骗去的模样。这个心思,人人有的,而且有了几百年。这个根已经种来深得很,掘都掘不起的了。所以一闻现在女学生,出外入学堂读书,他们耳中就大大的听不进了。^[89]

因此,女子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时时受到封建传统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据1904年10月26日的《警钟日报》报道,湖南士绅王先谦欲纳湖南第一女学一学生为妾,该生不从。王先谦即使人上“请废女学”折,对女学堂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说湘省女学并无实用,徒为伤风败俗之场所。王先谦又致书大臣瞿鸿禨,称该女生因不贞避羞而入女学,此风断不可长,宜急设法阻止。清政府得奏,遂下令将湘省“设有女学堂,即行停办”^[90]。刚刚诞生的女学堂在湖南便惨遭夭折。

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清政府和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揭露和斗争。《警钟日报》对清政府封闭女学堂事件的内幕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抨击。正在日本留学的女革命家秋瑾闻知湖南第一女学堂被封闭事件以后,写信热情地鼓励该校师生,鼓励她们不要灰心,要自立,并号召她们到日本去留学。

1907年2月,广东提学司下令封闭民立铁铮女学堂。其理由是,该校女校长陈翰华、女教员张蕙贞等“妄语自由,渎乱大防,败坏礼教”。并出牌示“仰该学堂人等一体遵照”,以便杀一儆百。牌示中诬蔑广东民办女学堂说:“粤省风气渐开,民立女学,不下十余所,然往往一效未收,流弊百出,甚者物议沸腾,玷□学界”^[91]。

对此,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对于官府摧残女学堂的罪行,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并驳斥了顽固派的无耻谰言。该报尖锐地指出:清政府所办的官立学校,不过是“专为造就奴才之地”,“其学科之腐败,可无待论”。民办学校有好有差,而那些办得卓有成效的,无不遭到清政府的迫害和摧残,“遭嫉忌而借风潮使散之”。《中国日报》认为:广东省近二三年来民办女学校有了一定发展,顽固派便借端制造风潮,“甚而加以最不名誉之诬捏”。该报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广东民办女学的情况,指出:“中国女界,素乏家庭教育,一旦收吸自由空气,薰莸之歧出,诚所不免。”在女教师、女学生中不可能无一人一事之可以者。^[92]但是,绝大多数女教师、女学生的言行是无可非议的。她们“倡言自由”“沪其装,革其履、绢其遮”正是文明举动,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清政府不仅借端封闭女学堂,而且还在各地设置教育会和学务处,通过它们控制女学堂,限制和破坏民办女学事业。当时,革命派报刊《复报》接连发表《学务处与女学》《苏学务处与宁学务处》等文,对学务处破坏女学堂的行径进行揭露和批驳。在《学务处与女学》一文中,作者大胆地指出:

学务处与女学,势不两立者也。欲兴教育,先兴女学,而学务处为女学界之魔障。故欲兴女学,当先破坏学务处,而女学校始可安然设立。^[93]

要破坏学务处,就必须“先兴轰天震地之革命”,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复报》把推倒学务处,发展女子教育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实为难能可贵。兴女学与禁女学之争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礼教和反封建礼教的问题。革命派的鼓动宣传,激起了女子求知欲望,女子求学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对此,守旧派抱着大江之水东流去,无可奈何向隅悲的心态,转而大张旗鼓地提倡绝对的贤妻良母主义的女子教育。

二、贤妻良母主义与反贤妻良母主义之争

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派别对女子教育的目的,内容的论述虽各不相同,但贤妻良母主义与反贤妻良母主义之争却贯彻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的始终。

贤妻良母主义是中国女子教育的传统思想,清末兴女学时不但将其全盘接受了,而且因植根颇深,所以虽几经时势变迁,仍绵延存续着。

贤妻良母主义者把教育子女,管理家务作为妇女的天职。他们说:因此,在他们看来,女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知识技能而在于培养贤妻良母:“女子之普通教育,非在特殊之技能,而在普通之常识,不必求与社会国家之事,可必不可有忝于贤母良妻。”^[94]辛亥革命后,女子教育的思想仍为这种传统的思想所支配。《新青年》杂志的女子问题一栏仍以“服从”为女子教育的着眼点。认为:

男子之性,沉毅有余,而慎密柔婉诸德,终不如女子。婴儿初生,如叶始芽,如花如胎,爱惜保护,犹虞不育,故其事宜以女子任之。且婴儿初在襁褓,无时离母。母之视听言动,无一非婴儿模效之资,则其重任顾不重耶?^[95]

……女子者,人类之母也。相夫教子,持家处世,其所贡献于国家者既多,……吾国女子以数千年之压制,服从既成为第二天性,然正利用其服从之性,奉之以良好教育,终成世界第一女子。^[96]

明确提出女子教育的宗旨在于养成贤母耳、良妻耳。

贤妻良母主义甚至认为女子应当“以家庭为世界”,把料理家务,教育子女作为她们终生的事业,而不必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殊不知,妇女的家务劳动如果失去了社会性,成了私人的事情,正是使妇女受压迫的真正原因。妇女要获得解放,首先必须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投身到社会化的大生产中去。“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97]

“贤母良妻的责任,不比任何职业为卑贱,……大多数女子以家庭为世界,不但是一件当然的事,并且也是值得保存的社会情形了。”^[98]所以,对于女子教育主张训练母职。显然,这种贤妻良母主义教育观是与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唱反调的、保守落后的妇女教育观。周恩来曾经指出:“我们反对借口妇女应尽母职,因而取消其社会职业……我们更反对以同样的借口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99]所以贤妻良母思想必然遭到持进步女子教育观者的反对。

反贤母良妻主义者认为,女子教育不在于养成贤母良妻,而在于养成比贤母良妻更广大更重要的“社会的人”。她有和男子同样的“做人”的目标和担负社会改革的责任。他们鞭挞过去的女子教育只从女子自身考虑,强调为母为妻的训练,根本不为女子的命运着想。陈以益在《女报》发表文章说:贤母良妻“实则,男子之高等奴隶耳”。

吾国之男女卑,以女子为奴隶,其奴隶仍下等之奴隶,不适于用;今之贤母良妻,先与女子以少许之教育,而仍奴之,此所谓高等下女教育。譬之佣工婢女,一识字,一不识字。识字者,可使之取书来,亦可使之取物来,不识字者,不知书名,仅能使之取物来。在主人,因以识字者为最便利;而在婢女,则二人固同为婢女也。今贤母良妻,犹识字之婢女,而其子、其夫,犹主人。贤母良妻之教育,犹教婢女以识字耳,虽有若个之学问,尽为男子所有。^[100]

所以,她极力主张,女子教育“务使有完全人格,有独立之能力”。“使全国女子皆为独立自营而后已。”^[101]她“谨告女界,其勿以贤母良妻主义,当以女英雄女豪杰为目的”。从而彻底实现男女教育的平等。叶绍均在《女子人格问题》一文中更为彻底地批判了贤母良妻主义女子教育思想。指出:

女子只应做某某的妻、某某的母,除了以外,没有别的可以了。母为什么要良?因为要抚养成男子的儿女。妻为什么要贤?因为要帮助着男子立家业。试问一个人活在世间,单单对于个人有关系,这种人生,不是同“阿黑”“阿黄”一样的没有价值么?对于大群,不是毫无关系,可有可无的一个赘瘤么?^[102]

而人格完全的人,是不应该做“某人的某人”而应该做社会上一个独立健全的分子,并且这与社会国家都至关重要。“妇女人格未能健全,则少年中国未曾健全,盖少年中国乃具健全人格之男女国民所共同组合者也。”^[103]什么才算是“健全人格”?“人格也者乃一精神个体,……一切天赋本能皆得完满发展人格。”因此发展女子健全人格的唯一途径是使男女受同等的教育,发挥女子参与政治事业、社会事业之才能。所以先进的女子教育观主张实施“女子全人教育”,即两性均等的全人教育。这就必须“立于平等人格上,用启能主义,注重女子职业教育,以及未来百事之基础”,并且“培植其(女子)宿具之知能,使其必要知识充足,以与男子立于对等生活之上不致败北”^[104]。这种男女人格平等的教育观,猛烈抨击了贤母良妻教育的不合理性,对女子地位的提高有重大意义。

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力斥贤母良妻教育所强调的女子应以“家庭为世界”的思想,主张归赋妇女参政的权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对有人以妇女程度不够为借口反对妇女参政的观点给予驳斥。他认为只问妇女参政该不该,不能问她们程度够不够,纵然不够,也可用教育补足,不能剥夺其权利。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极重视和提倡女子教育。他认为女子不学,则不能自立。女子要自立,就必须自己有一定的职业,冲出家庭的藩篱,自谋生活。在教育实践中,他注意培养对社会有用的新知识女性。1902年,他与蒋观云等人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校,为辛亥革命准备了一批有知识、有胆识的新女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先进的女界疾声呐喊,强调妇女权利及女国民对国家所应尽的义务,把争取自身的解放与爱国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女学·女学报》积极提倡女学,并提出了争取女权,要求妇女独立、男女平等的主张。《女子世界》号召妇女养成女国民资格“要握定一个坚贞激烈的宗旨,做他日女军人的预备工夫”。大声疾呼,妇女要赶快觉醒,“撇脱贤母良妻的依赖性,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惊人动地的事业”^[105]。秋瑾在《精卫石》中还说:“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106]新文化运动中,先觉者们在对贤母良妻教育大加挞伐的同时,极力强调男女教育平等的重要。陈问涛在《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一文中主张扩充女子职业的范围,“要求女子与男子职业平等,必求知识平等,必求男女教育平等”,主张“从高小到大学一齐解放女禁”^[107]。

贤母良妻教育思想指导下的女子教育,十分偏重家事教育。对于这种偏颇的见解,高一涵在《女子参政问题》一文中指出:女子国民学校所用的国文读本要加入家事要项,女子中学的课程设家事、园艺、缝纫各科,女子师范特别加入“以造就蒙养院保姆为目的”一项,这种教育机关,简直可算是“良妻贤母养成所”,其所有的职业,大半属于家庭的事业,所学的知识技能,大半是操持家政的知识技能。进而他质问道:“我们天天说男女知识不平等,请问这种教育制度——女子教育和男子教育不同的制度——又怎能造成男女知识、职业的平等结果呢?”所以,他得出结论:“女子要想抱着为社会之一员的人生观,又非打破这种使女子知识不能与男子平等的教育制度不可。”^[108]

由上所述,反贤妻良母主义教育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把女性理解为人,强调女性的存在就是人的存在,论证了她们应该和男人拥有同一的权利、义务,同一的价值。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女性应冲出家庭的牢笼,打碎“相夫教子”“以家庭为世界”的束缚女子的精神枷锁,到广阔的社会中去开辟新天地,寻求自身的价值,承担起国家社会以致人类的职责、义务,创造新的未来。概括一句话。就是实现一切均与男子无异的奋斗目标。然而,在当时中国的情形下,实现“男女同等教育”必须唤醒女性自觉意识。从而他们进一步阐述了男女平等教育的理论。

贤妻良母主义者反对男女平等教育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男女性质不同,体力、脑力有强弱之分。具体说就是:生理上的体质女子弱于男子,心理上的智慧,女子低于男子。针对上述论点,民初先进教育家们从心理角度出发,指出男女共学,不仅对女性有利,男子也可增益。首先男女同校可以让女子在与男子同等的学习条件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与男子同样或更为优越的学习成绩,这样有助于她们消除自卑心理。其次,男女同校有助于正常的两性道德的形成。他们认为,中国人所以对异性总有一种神秘感和好奇心,就是因为缺乏交往,没有见惯的缘故。再次,男女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激励效应,它使人在异性面前表现出最佳状态。

男女平等的教育还是社会发展之必然。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自清末创办以来,渐渐地和世界女子教育的潮流合拍。而究其实质,正如郭妙然在《女子教育的三个时期》一文中所指出的“是依那自然的进化,不是人力所能够限制的”。因为“有些女子渐渐觉悟到没有学问的苦,因此起反抗的倾向,有要求达到男女教育的动机”^[109]。又因为一般热心的教育家,经过研究,审察和试验得出女子的体力、脑力没有比男子薄弱的结论。所以,那种主义的女子教育思想不仅违背了社会发展的潮流,而且丝毫没有科学的根据,必然被男女平等教育思想所代替。

在贤妻良母主义女子教育思想与反贤妻良母主义女子教育思想激烈的论争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两者调和的思想。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不单纯在于养成贤妻良母,而于贤妻良母之外也要兼顾到女子的社会性。实质上仍然是一种贤妻良母主义,只是为“贤妻良母”增加一点条件而已,是与封建女子教育相妥协的产物。它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股改良主义思潮,与妇女解放运动背道而驰。因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又打着妇女教育的旗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颇有市场。但同样遭到进步的女子教育观的反对。

1907年《东方杂志》发表的《论女学宜先定教科宗旨》一文明确指出,创办女学有两要义。即“先从贤母良妻派入手”,因为它适宜于正处在女学发轫之始的中国社会情形,且不违背我国的风俗政教。何谓贤母良妻派?“贤母良妻派者,非普通女学之谓,亦非轻视女子,而以授以寻常浅近之教科也”。它和非贤母良妻派的区别在于:

宗贤母良妻派者,一切教科目的,专注于女子应尽之义务,其收效于爱国也,半受间接之影响。宗非贤母良妻派者,一切教科目的,在与男子服同等之义务,其收效于爱国也,多受直接之影响。故贤母良妻派与非贤母良妻派,初无浅深之别,而只有彼此之殊,其必先由贤母良妻派而后进于非贤母良妻派者。^[110]

显而易见,作者混淆了两者性质的根本差别,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创办女学的另一要义是:应注重国文。因为“国文是各科学中最感动学生之爱国心者,政治风教学术道艺所寄焉者也”,“有国文以感发之,而后能爱其种;有国文以鼓吹之,而后能爱其教;爱其种教者必能爱其国”。而我国之女子爱种、爱教以致爱国之心最为薄弱,所以女学之方针应注重国文。作者认为应让学生首先明了自己的职务,即孝舅姑、和妯娌、相夫教子诸端,而后进以适宜的教育,如伦理学、家政学,等等,这样一切国家思想,即寓于各科学之中而油然发现乎外。这种观点既承认了贤妻良母派的合理性,又为它蒙上了一层美妙的面纱。

随着时代的发展,“五四”运动后,姜琦在《女子教育问题之研究》一文中对贤妻良母主义女子教育观又有了新的解释,他说:“倘使一切女子能够同着配偶者互相协助,这叫做良妻;能够有经济和智识的能力直接教育子女,这叫做贤母。”并且他承认贤母良妻并不是女子教育的唯一目的。照他的意思,“良妻贤母”四个字,并不是绝对没有价值,不过不能够当作女子教育的唯一目的,只可当作目的中之一部分。他觉得女子教育的真目的,是在养成完全的女子人格(包括良妻、贤母、公民而言)。显然,他在规定女子教育目的时首先看到的是女性而不是真正的人,同男子一样的人。所以这一思想同样也是基于贤妻良母主义,是贤妻良母主义与非贤妻良母主义的折中。后来随着时代的演进,他才逐渐矫正了他的这一思想,从而认为女子教育首先应该是人的教育。

总之,中国近代新旧思想在女子教育上的表现,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根植于中国历史土壤,强烈地反映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色。一方面,我们看到贤妻良母主义教育观陈陈相因,习非为是,根深蒂固。人们背着这因袭的重负,在女子教育发展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另一方面,我们又清楚地看到,先进的中国人在清理、扬弃、改造这历史精神积淀的同时,迈出了中国教育的重要一步。这种逐渐形成的男女平等的教育观是中国教育观念的大变革,是迈向现代的前奏之一。

【注释】

[1]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同上书,第4页。

[3]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6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83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5]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6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6]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6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7]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5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8]同上。

[9]康有为:《大同书》,第12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5。

[10]同上书,第195页。

[11]同上书,第223页。

[12]谭嗣同:《仁学上》,见周振甫主编:《谭嗣同文选注》,第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谭嗣同:《仁学界说》,见周振甫主编:《谭嗣同文选注》,第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谭嗣同:《恩纬氤氲台短书一报贝元徵》,见周振甫主编:《谭嗣同文选注》,第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69～87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6]同上书,第870～871页。

[17]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7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18]同上书,第871页。

[19]同上。

[20]同上书,第872页。

[21]同上书,第877页。

[22]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8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3]康有为:《大同书》,第295页,上海,中华书局,1935。

[24]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7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5]同上书,第875页。

[26]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7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7]卢翠:《女子爱国说》,见《女学报》第5期,1898年8月27日。

[28]刘纫兰:《劝兴女学启》,见《女学报》第4期,1898年8月20日。

[29]卢翠:《女子爱国说》,见《女学报》第5期,1898年8月27日。

[30]《中国妇女》主编:《古今著名妇女人物》上册,第380～384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3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168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32]同上书,第172页。

[33]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第128、129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34]同上书,第129页。

[35]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36]同上书,第53页。

[37]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38]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39]同上书,第52～53页。

[40]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第35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41]同上书,第65页。

[42]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秋瑾集》,第126页,上海,中华书局,1960。

[43]同上书,第32页。

[44]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秋瑾集》,第124页,上海,中华书局,1960。

[45]林士英:《论女子当具独立性质》,《留日女学会杂志》第1期,1911年5月。

[46]《共爱会同人劝留学启》,《江苏》第6期,1903年9月21日。

[47]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第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8]同上书,第137页。

[49]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1916年1月15日。

[50]《星期评论》第8号,1919年8月。

[5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12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52]《鲁迅全集》(第4卷),第5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3]《鲁迅全集》(第1卷),第2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4]同上。

[55]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56]同上书,第35页。

[57]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1916年1月15日。

[5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28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59]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42页,上海,文心印刷社,1936。

[60]周天度:《蔡元培传》,第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1]同上书,第215页。

[62]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五),第25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63]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66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

[64]康有为:《大同书》,第30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5。

[65]康有为:《大同书》,第30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5。

[66]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83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

[67]《上海女学堂图》,《女学报》第3期,1898年8月15日。

[68]《女学会书塾开馆章程》,《女学报》第9期,1898年10月。

[6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80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70]同上书,第811页。

[7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80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72]同上书,第812页。

[73]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34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74]同上。

[75]《鲁迅全集》(第1卷),第2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6]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868页,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

[77]《士绅刘颂虞等公恳示禁幼女缠足禀》,见《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1)》上册,第50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

[7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29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79]同上书,第88页。

[80]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81]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60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82]《中国妇女》主编:《古今著名妇女人物》上册,第383～384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83]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57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84]同上书,第572页。

[85]同上书,第576页。

[86]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67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87]周恩来:《论“贤妻良母”与“母职”》,《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0日。

[88]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91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89]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第220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90]《湖南女学废闭之原因》,《警钟日报》,1904年10月26日。

[91]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65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92]《粤吏之整顿女学》《学界宜速设法以保全女学之名誉》,《中国日报》,1907年2月20日、10月10日。

[93]《复报》第8号。

[94]沈颐:《论女子之普通教育》,《教育杂志》第1卷6号。

[95]沈颐:《论女子之普通教育》,《教育杂志》第1卷6号。

[96]《新青年》2卷6号。

[9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2～4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8]《现代评论》2周年刊。

[99]周恩来:《论“贤妻良母”与“母职”》,《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0日。

[100]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68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01]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第168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102]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12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103]《少年中国》1卷4期。

[104]转引自《教育评论》1980年第4期。

[105]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第180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106]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秋瑾集》,第130页,上海,中华书局,1960。

[107]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3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108]转引自程谪凡:《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第88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109]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第2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110]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679～68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