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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迫不及待要再度拥有它

时间:2022-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也许有人会说,中国长久以来的封建统治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引爆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但是他们毕竟是少数精英的典范,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代表性。我们身处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我们的创造力冲动不足,似乎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节奏,我们注重模仿多于自主创造,于是,国人便作出了“当今中国社会缺乏创造力”这一定论。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创造史,历史的车轮总是在人类创造力的推动下不断前行。人类具有创造力,这从根本上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宗教、艺术、语言文字等,这些都是人类想象的结果。可以说,想象是创造力的原初动力。每一民族都是凭着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进而创造出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文明样态。

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力的民族,儒释道相交合流的信仰与哲学,源远流长的礼乐文明和宗法、政治制度,体现东方美学精神的建筑群落,联结中西、横跨欧亚的丝绸之路,基于象形因素的书法艺术,有着一千三百年历史的文教科举制度,活字印刷、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四大发明的熠熠生辉,望、闻、问、切“四诊”为体的中华医学,独具地域特色的烹调与饮食,凡此种种文明成就,无一不是人类创造力的结晶,无不体现出中华民族文明演化的丰富多样。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延续五千年而从未间断的文明古国,其中原因复杂、值得回味,但若是这个民族缺乏创造力,又怎能达到如此高峰?也许有人会说,中国长久以来的封建统治压抑了人们的创造力,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中国能维持一个将近2400年且历经朝代更迭的强大封建帝国社会,并且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弘治中兴”“康乾盛世”等社会繁荣景象,我想说的是,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了。

当今时代,面对如浪潮般汹涌而来的一波接着一波的科技革命所带给我们在思维和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正逐渐被跨越国界的技术变革所主导。技术改变了生活,技术也控制了我们的生活。核技术的进步,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隐患。从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引爆开始,“人类不仅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广泛应用于全球的信息网络系统的建立,让我们的信息交流再也不必麻烦邮递员了,只要轻轻敲击键盘或是通过网络视频,我们不仅可以即时实现和地球上其他地方人们的对话,甚至也可以问问身在太空中的宇航员“你吃饭了没”。我们也会时不时地接听到陌生电话的提醒和问询,告诉我们的汽车快到年检时间了,问我们的新房子需要装修吗?我们的孩子需要上保险吗?苹果Iphone手机可以非常隐蔽而准确地搜集到用户的行迹信息,对用户经常活动的地点、时间、频率进行分析。当我们知道这些信息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我们的个人信息已处于完全开放状态,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隐蔽的“潜伏者”。毫无疑问,人类的这些重大的技术进步都应该归功于创造力的结果。创造力开创了我们崭新的生活,创造力也让我们对这个新奇的世界日益失去了控制。

创造力如此重要,它是可教的吗?教,指的是人类技能或经验的一种纵向传递。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师者的职业定位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所谓的传道,指的就是传“可教之道”或者说是“可学之道”,而“授业”和“解惑”的目的也在于更好地为“传道”服务。宇宙航行、飞机驾驶、烹饪技术是可教的,《百家姓》《千字文》《颜氏家训》是可教的,但创造力单靠教真的是教不出来的,因为它并不是一项单纯的技能或知识系统,它是一个人知识、智力、人格、修养等多种因素内在综合“反应”的结果。

于是,有人提出创造力(创造性)只能培养,不能教。我想说的是,创造力到底怎么培养呢?它能完全脱离教吗?如果能完全脱离教,那学校的职能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学校的基本职能是教育,即教和育的有机结合。像在一些学校里专门开设的开发创造力的课程,难道这种课程不需要教,仅仅依靠学生的“陶冶”就能会吗?持“创造力只能培养,不能教”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它完全割裂了培养和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教是培养的一种手段、途径,培养不能完全脱离了教。显然,创造力虽然不能完全依靠教,但其在某种范围内仍然是可教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教、教什么以及是否为教创造了适宜的土壤和氛围。

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可教的成分,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一个班级里的学生,其中总有个别学生会表现出具有较高的创造力,我们不能说这类学生所具备的创造力是他们靠着自身天赋和努力独自发展起来的,与老师的教毫无关联。对于创造力而言,真正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对创造力如饥似渴,但我们根本不会教,正如有人在谈到创新人才培养时这样讲道:“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有一种饥饿基因,始终处在饥饿状态之下,做什么事情都火急火燎,追求即刻效应,注重眼下,不论未来,就连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也是如此。但这样是根本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

我国基础教育的弊病,一言以蔽之,即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创造力。我国中学生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频获大奖,不能不说如果学生没有卓越的创造力,这简直就是一个无法达到的高度。然而,众人皆知,但凡是能够参加这类比赛的学生,都是在国内经过层层选拔,优中选优,历经各种艰辛的强化训练,才能有资格代表国家出征的,这些学生的智力和创造力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他们毕竟是少数精英的典范,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代表性。用于奖励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经济、和平等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诺贝尔奖,至今仍是国人之痛,也成为国人缺乏创造力这一说法的最掷地有声的“脚注”。美国获诺贝尔奖的人数累计已达到300名以上,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老牌国家紧居其后,包括俄罗斯乃至我们的邻邦日本都屡获此奖,而我国本土到目前仅获得两项诺贝尔奖,一项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莫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的某著名大学文学院教授,他仍是一位集农民、军人、作家、教师等诸多身份于一身的民间人士,另一项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是女科学家屠呦呦,她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无院士头衔。真可谓高手在“民间”!

崔健在歌中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们身处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我们的创造力冲动不足,似乎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节奏,我们注重模仿多于自主创造,于是,国人便作出了“当今中国社会缺乏创造力”这一定论。毕竟,那么多的诺贝尔奖都几乎与我们无缘,国内每年“制造”出那么多的高考状元,我们也没见他们为社会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

创造力既然有可教的成分,那么若从学校教育的角度进行反思,我们需要做出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呢?我认为,检验一个人是否有创造力的根本标准在于他(她)是否能够为社会创造出新的、更大的价值。因此,学校要自觉打破自身围墙的限制,主动与社会建立相互融通的关系,与社会融为一体。我们要以社会服务作为评价学校成就优劣的根本标准,以社会表现而不是在校的考试分数作为评价学生发展的根本标准。学校要让学生走出学校,进入社会,到生活中、在事件中探究问题,增长智慧,在社会实践的大课堂中发展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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