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用半世纪

从业五十春　学用半世纪

陆宗城

一、走进知识宝库

我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多子女家庭。日本侵略军的炮火迫使我全家追随浙江大学西迁。因家境清贫，我念完初中就无力升学，只好在家自学高中课程，准备报考大学，靠学校的贷款念书。一年半以后，为了改善自学条件，请人介绍，我于1940年2月，在贵州遵义满怀喜悦地进入浙江大学图书馆，当一名实习生，时年仅17岁。我先在采编部干了几天，因期刊部争着要人，就把我调去从事登到等工作。当时我还没有打算一辈子搞图书馆工作，只是把这个知识宝库作为升大学的阶梯而已。这年春天，我得悉到暑期我将有机会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了。我就全力以赴地利用业余时间准备升学考试，并侥幸地被浙江大学录取了。但由于须缴纳高二的成绩单方能入学，我哪来这证件呢，我只好在懊丧中知难而退。幸而本馆采编部姚佑林主任自学成才的经历，给了我鼓舞：他1932年也是初中毕业，进浙大图书馆当实习生，在书林中发奋图强。在我进馆时，他的知识水平已远远超过了大学毕业生；他已能按西文编条例，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英、德、法及日语图书的编目工作，并帮助读者查检外文资料，因而获得校长及教授们的普遍赞赏。从他身上，我体会到在图书馆工作，只要自己努力，不升学同样能成为专家。我开始安下心来，自学图书馆学知识，并于1940年秋调到贵州湄潭浙大分部图书室工作。

在那里，我协助室主任工作。通过刻苦自学和努力实践，我的知识和经验得以迅速增加。不久，我已能代理室主任的工作。但在1942年夏，贵阳高中的一位老师来找我去整顿该校图书室，并答应在一学期后让我破格插班进入该校高三下学期，为我取得高中毕业文凭、进大学创造条件。我的心又动摇了。我想，有大学学历总比没有好；等我考上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后再来浙大工作，不是更好吗？于是我就转到贵阳高中工作。在图书室我找到一本王云五编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就边分编、边流通，独个儿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全部约五千册书都整理出来了，期刊则按字顺排架，一个相当正规的中学图书室就此呈现在师生面前。这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我自己也感到莫大的快慰。接着，我顺利地完成了高三下学期的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一所学杂费、生活费免缴，还发零用钱的著名大学念书。四年里，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都花在图书馆。1947年夏，我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却带着肺结核病到南京一家银行工作。1949年2月，南京解放前三个月，我被遣散回家。此时，我的肺结核病转重，医生要我卧床静养，我就只好躺了下来。在养病期间，我回顾往事，深刻地认识到：没有一流的图书馆，就没有一流的人才；没有一流的馆员，也就没有一流的图书馆。

二、回归书林故里

1951年夏，我的病情稳定下来了，医生同意我重新工作。正好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成立，需要一个内行去创办图书室。我虽非图书馆专业毕业，但在自学中提高、在实践中成长，自信能够胜任，于是就去负责这一工作。从此我与图书馆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合适的图书分类法好用，我就根据当时文化部的通知，采用暂按登录号排架、自行组织分类目录，读者按登录号索借；现刊及教师指定参考书我自行采取开架借阅的办法。当时图书室只有三个人，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一开学就井井有条地向全校师生开放，因而获得了大家的好评。我知道图书馆员应该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所以除了努力满足他们的文献需求外，我尽量为他们解疑释难，还同他们一起学俄语。这样，我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2年2月，因院系调整，图书室随浙江师专归并到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该院图书馆分采编、阅览两组。我担任阅览组主任，负责全部读者工作，并协助兼职馆长处理全馆事务。当时我学习苏联图书馆理论和经验，知道图书馆员应是党的宣传员。所以，我除了带领全组搞好一般的内阅、外借之外，还配合形势，举办各种图书展览、文艺讲座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于阅览室开架的大量图书破损较严重，主要是封皮脱落，我就与校团委联系，组织团员一起举办名为“破书的控诉”展览会，并组织他们义务修补，因而很好地起到了爱护图书的教育效果。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和缓解借阅台前的拥挤状况，我想出并实行了以班或寝室为单位的集体借书的做法；平时允许小组长进书库为同学们选借图书，所以在我们工作繁忙时，他们就主动帮忙上架和跑库。他们成了我们的知心朋友。每到期末，我们还举办计划借书，办法是：在考前一个月印发馆藏推荐书目至各班级；由各借书小组填报假期借阅计划；按计划选配图书，或通过馆际借书或以其他优秀图书取代；然后由各小组长在放假前来馆借取，分发给同学们。这样做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又节省了同学们期末借书的时间，反响极好。那时我们阅览组才五个人，没有大家义务劳动加班加点，没有同学们的义务参与，这么多的工作是没法完成的。

1958年夏，在原浙师院的基础上成立了杭州大学。从此我调任采编部副主任，负责外文采编工作。我除了进一步学习有关专业知识外，又学了法语和一点儿日语，总算满足了工作需要。当时我虽然离开了流通部门，但对它的工作还是很关心的。我深刻体会到图书馆全部工作的意义，都是通过流通部门来体现的。记得当时的陈立校长，要找一个不太著名的德国科学家的生平资料，无法查到，就跑来找我。经过努力，我终于在外文工具书中找到了相关资料，较好地满足了他的需要。他非常高兴，自言自语地说：“图书馆员还是能解决问题的。”有一次，政治系的学生涌来借有关中国革命史的书，不少人没借到；当时我正好去书库，就在党史类找了一些书给他们。他们一下子欢呼起来。又有一次，当时的馆长、历史系毛昭晰教授从北京回来，对我说，他这次碰到几个本校早期的毕业生，他们除了问起本系老师的近况外，还问起你陆老师现在怎样呢！我听了，感到一股暖流注入心田。心想，难为他们，事隔这么多年，竟还没有忘记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人！我经常用这些事例来鼓励流通部门的同志，也用来教育我后来的学生。当然我不是轻视采编工作：为了用好每一分钱，我发动全体编目同志分别联系一两个系的老师，请他们帮助选书，以提高采购质量；为了解决外文会议录的编目难点，我同夏勇和周子荣两同志，试图将题名仿照阮冈纳赞分面组配的原理，拟订分段著录格式，可惜未被图书馆界所采纳，但我总算是尽了心的。

三、挑起教育重担

1979年，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成立。在会上，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我省（浙江省）应创办图书馆学专业，并寄希望于杭州大学。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迟迟未能实现。1981年我首批被评上副研究馆员，而且在同批三人中馆龄最长，这个重担就自然而然地落到我的肩上。1982年浙江省高校图工委举办暑期培训班，我任班主任，于是优选了一批同行来任教，作为我省办图书馆学专业的一次练兵。由于考试成绩将被作为评定职称的依据，所以师生都非常认真。结果，这个班被省教育厅主管副厅长誉为浙江省高校图书馆的“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我走上了培育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征程。在领导的支持下，1983年我办起了杭州大学夜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并专程去南开、北大、北师大及武大取经。在火车上，我创作了《图书馆员之歌》（后来发表于《浙江省高校图工委通讯》），用来鼓舞士气。1984年，我创办了杭大全日制图书馆学专修科。同年，我还在杭州市向阳中学创办了图书情报中专班。我在专修科的课程设置上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外语、计算机和主题法等课程的教学，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这个专业暂归校图书馆领导。办学维艰，我作为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除了讲授图书分类、主题标引和英文工具书三门课之外，还得同副主任黄建国老师一起抓学生的思想工作、生活管理和文体活动等；为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每年还召开一次学生学术讨论会。凡此种种获得了师生的好评，在校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87年我被授予浙江省高校“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并在授奖大会上被指定代表全体获奖教师讲话。同年，我晋升研究馆员（因教龄不足，那时尚不能评为教授；但出于工作需要，后来学校同意我使用教授头衔）。1988年，我年已65足岁，乃按规定退休，并被学校返聘两年。此后我服从工作需要，退而不休，一直执教至1992年11月，因赴美探亲而暂离讲台。在我和其他许多老师们的多年努力下，这个专修科终于从1993年起改招本科生，并即将与我校（杭州大学）档案专业合并，单独建系；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相继成为我省图书馆界的业务骨干。真是令我欣慰不已！

四、耕耘学术园地

我一直重视从实际出发钻研问题，提出改进意见。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压抑，我长期没能发表文章和参加学术活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的指引下，我才真正地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我把科研作为改进工作和教学的必要手段。因为我是“行伍”出身，没受过系统的专业学习，搞好工作和教学都比较吃力，故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多，成果欠丰，总共只发表了论文约25篇，出版著作4本：其中《略谈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对图书分类的挑战》一文，曾被收入北大和华师大图书情报系印发的《图书分类教学参考资料》；《从分类目录到主题目录》和《再论从分类目录到主题目录》两文，分别获中国图书馆学会优秀奖和特别奖；《英汉图书情报文献学词汇》一书获该会优秀奖；《图书分类》一书获该会优秀丛书奖；《新主题文献分类指南》一书，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关于我国文献资源共享的发展战略思考》一文，获浙江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等。由于我在学术研究上比较重视与中青年同行合作，所以上述论著大多不是我独个儿写的，但我也决不挂空名。这样做，既出了成果，又培养了人才，倒还是一种好办法。我先后承担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及“九五”规划的三个重点课题和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一般项目，均采取集体攻关的办法进行。现除“九五”规划的课题外，都已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两项课题成果，均被认为居全国领先水平。我多次出席中国图书馆学会及省图书馆学会召开的各种学术会议。我认为它们是同行学习和交流的极好场所，但目前有些会议的会风有问题，主要是收费过高，往往使不少人望洋兴叹。1993年，趁在美国探亲之便，我作为会员，出席了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年会和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参观了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到小学图书馆的各种类型的多所图书馆；还成了佐治亚大学图书馆的“贪婪”读者。此后，我又出席主题为“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及“中国古代藏书楼”等的国际研讨会。这些活动可以扩大眼界、广交朋友，有利于吸收国际前沿讯息。为了出席中美图书馆合作会议，我除照例提交论文外，还修改了我那支《图书馆员之歌》的歌词，并请同在浙江省老干部艺术团合唱团创作组的张国强同志，帮忙谱了一支愉快而又充满豪情的曲子，在晚宴上播放。代表们从未听到过抒发图书馆员情怀的歌，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五、描绘绚丽晚景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于1994年回国，先是忙于两个课题的收尾工作，接着整理从美国搜集来的资料，并陆续出席学术会议。1997年因工作需要，要我重上讲台，再教主题标引的课程。此时，手检标引正向机检标引过渡，人工标引将向自动标引发展，老底子不够用了，我只好边学边教，逐步提高。我负责的浙江省“九五”重点课题是要编制一份图情专业新型机读词表，我特意买了台微机，边学边干，力争有所创新。像1998年这样的酷暑，由于家里装了空调，假期没课，又没有其他活动，正是集中精力钻研的好机会，所以我一天也没有休息。1998年10月，我去北京大学出席“21世纪大学图书馆新使命”国际学术研讨会。不少人劝我别太辛苦了，但对于我这样一辈子从事这一专业的人来说，为之操劳，正是乐在其中，有着使不完的劲呢！为了调剂身心，我于1955年起，参加浙江省老干部艺术团等合唱团活动，既唱歌、又创作，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今年我76周岁，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已整整50年了。我是靠刻苦自学、勤奋工作走过来的。按工作成绩和学术成就来说，比之于同行中的权威人士，我是差得远了，但愿意继续努力。夕阳无限好，霞光照满天。我身体健康，此生无悔，自信还能为图书馆事业贡献微力。我谨寄语同行后辈：经济的基础在知识，知识的创新靠信息。我们是信息海洋的导航员，我们是甘为人梯的无名英雄，我们寓伟大于平凡之中，我们的人格是高尚的！在美国，图书馆员被认为是最可爱的人，难道我们不是吗？欢迎大家唱起《图书馆员之歌》，昂首前进吧！“为图书馆事业，我们把生命燃烧！”

（原载《图书馆论坛》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