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捐赠法》作为规范公益事业捐赠行为的母法，虽然规定了捐赠和受赠的行为，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以及相应的优惠政策等，但由于其涉猎的范围广泛，包括了教育、救灾、扶贫、卫生、环保等多个公益事业领域，所以其不可能对每一种捐赠行为都一一详细叙述，由此导致大多法条的规定比较原则和笼统，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二）教育捐赠法律规范缺乏可操作性
教育捐赠作为公益事业的一部分，其既具有一般公益事业的共性，同时又拥有着教育本身的特殊性，教育机构作为受赠主体也具有与其他公益机构的不同之处。《捐赠法》作为规范公益事业捐赠行为的母法，虽然规定了捐赠和受赠的行为，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以及相应的优惠政策等，但由于其涉猎的范围广泛，包括了教育、救灾、扶贫、卫生、环保等多个公益事业领域，所以其不可能对每一种捐赠行为都一一详细叙述，由此导致大多法条的规定比较原则和笼统，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例如，对于捐赠优惠政策问题，《捐赠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但具体优惠的税额比例是多少，对于农村学校、中小学、高校等不同受赠主体的优惠有无区别，办理税收优惠的审批部门和审批程序具体如何都没有明确规定。又如第二十七条:“对于捐赠的工程项目，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支持和优惠。”但支持的方式和力度各地都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该立法内容很可能成为形式。由于缺少具体的可操作法规政策，权利义务不明确，导致管理监督也缺位，从而严重阻碍了教育捐赠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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