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的民族学校教育

二、传统社会的民族学校教育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自古就居住着众多的民族群体，各民族群体之间长期往来，形成了比较平和的族际关系。这其中也包括了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各民族共同生活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共同依靠和主宰着这片土地。从居住格局上看，形成了“块状互嵌”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贵州各民族之间的很多信息是相通的。所以，在贵州学校教育开始形成的时候，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贵州民族学校教育。

贵州的学校教育发展缓慢，萌芽和局部尝试于元代以前，成形于明代，且于明代方始开科选才。而专为少数民族实施教育也始于明代。但是，与主流社会的学校教育相比则显得不够完备，在教学内容上也有所差异。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省正式成立，成为明朝的13个行省之一。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明代强调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教化”，太祖朱元璋提出“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把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教育作为“安边之道”。当时，教育形式上主要是吸收土司子弟到京城入太学，并规定土司子弟必须送入府、州、县学或宣慰司学习礼，未经儒学习礼者不准承袭土司职务。^[7]明朝还开始注重培养本地教师和任用少数民族教师。据《明实录·宣宗宣德实录》记载，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永宁宣抚司宣抚奢苏曾经上奏说，“本司儒学生员俱土獠夷人，朝廷所授教官语言不通，难以训诲”，建议授本地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李源以教职。明朝廷同意奢苏的意见，任命李源为永宁宣抚司儒学训导。这是贵州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少数民族教师。^[8]

清代贵州的民族教育有所发展，实施民族教育的方式主要是义学和社学，并责令各级官学增加少数民族子弟学额，增加专门名额开设“苗科”乡试。^[9]清代的义学不但数量大，而且分布广，绝大多数设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增加了少数民族入学的可能性，这与明代相比，进步了很多。清乾隆时，为控制贵州地区，在教育方面有比较严重的限制。清末民初，外国教会进入贵州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安顺、威宁、赫章等地创办“苗民学校”，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在威宁石门坎一带举办“苗民学校”50多处，推行苗人张岳汉先生创制的、以苗族象形字体加音韵及仿效英文拼音结构创制而成的苗文，在苗民学校进行教育。在进行宗教教育的同时，把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引进少数民族地区。“民国”时期，民族教育在贵州称为“边民教育”“苗民教育”和“苗夷教育”。1936年，贵州省政府在贵阳青岩建立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后迁入榕江，改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又在贵阳高坡、黄平、关岭、荔波、威宁、罗甸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12所省立初级小学。杨森任贵州省主席时期，提出建设新贵州大同进化理论，实行“同化教育”，颁布《贵州省加强边胞教育办法》，强制推行“统一语言，改良服装习俗”，激起了少数民族强烈反对。^[10]民国时期的贵州教育体系有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贵州民族教育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原始传统的教育到比较规范的学校教育，从旧学到新学的曲折发展过程，但民族教育的基础十分薄弱。然而，这些发展过程具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尽管在传统社会里，贵州的民族教育多以“教化”为主，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思想钳制，稳定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但从历史客观性看，这些历史实践为贵州的民族教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