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的文教政策

第五节　宋元明清时期的文教政策

宋(960—1279年)、元(1206—1368年)、明(1368—1644年)、清(1616—1911 年)是中国封建教育发展走向繁荣、得以完善，进而僵滞、逐步走向式微的时期。宋进一步完善和扩充了自唐代形成的国家教育体制，并被其后的元、明、清诸朝所承袭。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摧残了学术的质疑精神，僵化了人的思想，难以激发人的创造力，终使中国封建教育走向衰落。

一、宋代“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发展的时期，在其三百余年的历史中，中国封建教育在经历一系列调整、重建与变革之后，出现了继盛唐以来的又一次繁荣局面。在这一调整变革的进程中，中国封建教育的基本模式逐步形成，基本定型，并且在教育的方针、政策、法规及观念诸方面，为其后历朝封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范本。

(一)尊孔崇儒，整饬纲常秩序，加强经学教育

宋朝建立后，汲取晚唐五代两个世纪藩镇割据、权臣悍将篡位的教训，高度重视文治。宋代统治者认为，儒学是“人伦之大纲”，只有尊崇孔子，恢复儒学的至尊地位，才能真正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宋朝建立之初，即致力于恢复被战乱毁坏的各地文孔子庙。其目的在于整顿纲常，化民成俗，以孔子的言论和行为，为士庶崇仰的典范。宋代统治者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封孔门十哲^[5]为公，七十二弟子为侯，对当时的孔子的嫡传后裔加封文宣公的爵号，并予以赐官、赐田、赐出身、免除赋税等优厚待遇。君臣亲往祭祀孔子庙，将孔子庙释奠礼由上公之礼升为帝王之礼。这些举措蔚然化开儒学隆盛的一代风气，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与重建，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经学教育，并在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调整措施中，逐步加强经学比重。宋太宗在位时，就曾明确强调:科举取士，须通经义，遵周孔之礼。并于端拱年间(988—989年)，诏令国子监刻印唐代孔颖达《五经正义》，颁行天下。宋真宗尤其重视经学教育，曾自称在东京讲《尚书》七遍，《论语》、《孝经》各四遍，并强调宗室诸王所习，唯在经籍。咸平三年至四年(1000—1001年)，又诏令国子监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正义，加以《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及孙奭《孟子正义》，合唐人经注，为《十三经正义》，颁行天下，成为法定教材。同年，诏州县学校及聚徒讲诵之所，并赐“九经”。在此之前，又诏令群臣子弟荫补京官或京官出身者，并试读一经，精熟方为合格，从而加重了经学在仕途中的作用，为宋初儒家经学教育的普及和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尚文抑武，尊重读书人

宋朝成立之初，通过逐步扩大科举录取名额的办法，广求俊才于科场，抑制势家子弟，广开寒俊仕进之途。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始复贡举时，进士诸科一榜及第、出身者，不过19人。以后历次进士、诸科及第、出身者也不过几人，或数十人。开宝六年(973年)录取人数最多，进士及第也仅10人，但复试后加进士26人，总共36人。宋太宗即位后，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一次殿试录取进士及第109人，诸科及第207人，特奏名进士、诸科出身184人，共500人。据王禹偁至道三年(997年)统计，太宗在位的20余年间，进士、诸科登第者近万人。科举录取规模的大幅度扩展，大大鼓励了士儒读书学习的积极性，促使宋初文化教育隆盛。

宋代重用读书人。宋太祖屡次亲临国子监，并在幸学期间告诫侍臣:“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6]宋太祖倡导和鼓励读书，文武百官及士庶皆以读书问学相勉，以不学无术相耻。与此同时，儒臣文士在朝中占据的要职日益增多，礼遇益厚。地方大吏，则如河北、陕西诸路，形成文臣为大帅，武臣副之的定例。朝中的翰林、馆阁文职，尤被士儒所向往，并成为骤进显职的捷径。

(三)大力兴办图书文化事业

宋初崇尚文治，重视图书文化事业。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八月，即诏求亡书。凡献书者，经学士院考试吏理，凡堪任职官者，多委官任职，或赐以科名。建隆初，设立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收藏图书12 000余卷。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另建三馆书院，赐名崇文院，正副本藏书总数达8万余卷。淳化三年(992年)建秘阁，专门收藏三馆正本及古画墨迹。真宗晚年又建天章阁收藏太祖、太宗御集，并为两宋历朝皇帝因袭为例。

国子监为重要的图书印制、收藏场所。宋初国子监藏书，不过4 000卷，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阅书库中藏书已达十余万卷，45年间增加了25倍。图书文化事业的繁荣，为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此外，宋初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如宋绶、宋敏求父子就是著名的藏书家，父子两代藏书积至30 000卷。这些藏书家也多是著名的校书家，并多能积极倡导学术和教育。

二、元朝“遵用汉法”的文教政策

元朝是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1279年，元灭掉南宋统一中国以后，为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国家政权，开始在文化教育领域大力推行“遵用汉法”的文教政策。

(一)尚文禁武，以文治国

蒙古族统治者在征伐中，对汉族儒士采取怀柔政策。早在蒙古军队南下伐金之初，著名的契丹族政治家耶律楚材就曾向成吉思汗阐述以儒治国的道理:“治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7]元太祖采纳耶律楚材重视儒学的建议，奉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为“衍圣公”。元太宗重视选用儒者。1237年举行的科举取士就是有名的戊戌选试。中选的儒士全家得以享受免除赋役的优待，除种田需向国家缴纳地税外，其他一切科差杂役概予免除。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受汉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治国理念开始出现根本性变化，即由征战讨伐转变为以文治国。世祖及以下历代元帝皆对以文治国的政策投以了莫大关注。

(二)实行民族等级制

元代将人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在元代实行的国子学试贡法中，汉人考试内容最难、要求最严，蒙古人、色目人要求宽松，内容简单，但授官等级却高于汉人。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出身的学官待遇也不相同:蒙古字学教授拟比儒学教授例高一等。^[8]科举考试，也将蒙古人、色目人分为一榜，汉人、南人分为一榜。两榜考试内容不同，南人、汉人考试内容较难，蒙古人、色目人考试内容较易。

(三)尊孔崇儒

元朝对儒学非常尊崇。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规定孔子庙祭祀礼仪与帝王相等。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盛赞孔子为“万世师表”，同时将孟子推崇到“亚圣”地位。并积极推崇忠孝等儒家道德，令中书右丞悖罗铁木儿以国字译《孝经》，并称赞《孝经》:“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乃至庶民，皆当由是而行。”^[9]元仁宗也曾指出:“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10]

元代尊孔崇儒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改善其强权暴戾的政治形象，以笼络广大的汉族士儒，也确实收到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民族间和谐的实际效果。

(四)遵用汉法，崇尚理学

蒙古族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原汉地文化，特别是理学对于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独特作用所在，开始大力推行汉化、崇尚理学。元代从元仁宗开始，理学地位得到迅速提高。元仁宗早年在太子藩邸，就曾命太子詹事王约等人节译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的著作《大学衍义》，并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即位之后就恢复了久已停办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儒学人才。与此同时，采纳程矩夫等人的谏言，规定科举考试从“四书”中出题，以程朱等理学家的注疏为评分的标准，并将宋代著名理学家的牌位列入孔庙从祀。从此正式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传统的汉唐经学教育从此转变为程朱理学的教育。

三、明代“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

明(1368—1644年)统治者把尊经崇儒作为国策，重教兴学，以培养忠于君主、维护君主专制之士。为了进一步加强文化专制，采取了多种方法与手段。

(一)尊孔崇儒，推崇理学

明清时代的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为建立国家政治的指导思想。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以后，就下令学者以朱子之学为宗，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洪武三年(1370年)开科举，规定“经义”为题，用宋儒注疏。其中“四书”一项，后来规定必须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出题。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有个儒士朱友季把所写专诋程朱之学的书进呈给皇帝看，结果被痛打一顿，书也被烧毁。永乐十二年(1414年)，胡广等人奉命纂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以使“家孔孟而户程朱”。这三部《大全》的出台，全面确立了程朱理学在明代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程朱理学也彻底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教条。

(二)网罗士人，加强思想控制，实行文化专制

明朝建立以后，很重视人才的选拔。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年)诏书中说:“贤才，国之宝也。”朱元璋曾屡次下诏或遣使向全国访求贤才，招纳明经儒士，给予高官厚禄。明代所设的荐举科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儒士、孝廉、秀才等，多方招纳士人，“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11]。科举的地位更加崇高，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明朝一代宰相170多人，由翰林出者十分之九。高级官员几乎全都出生于科举，科举已成为做官的唯一正途。明代官学生员，特别是国子监生，享有的优待之高是前代比不了的。

统治者一方面加强笼络士人，另一方面也加强思想禁锢，实行文化专制。明代以八股文取士，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从内容到格式都是高度标准化的。明代还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制度和惩处条例，对各级学校和学生施行严格的控制与管理。明代国子学和地方官学都制订了严密学规，对师生言行严加管制，学校兼有刑罚惩治的功能。明代统治者多次大兴文字狱以震慑师生，通过制造诸多文字冤案，枉杀无辜，制造恐怖气氛，使学校师生慑于淫威而俯首帖耳任其统治。

四、清代“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文教政策

清初至鸦片战争前的教育崇尚儒家经术，提倡程朱理学;广兴学校，严订学规;软硬兼施，加强控制。

(一)崇尚儒家经术

清朝统治者为凝聚人心，对儒学采取尊崇的态度。早在入关以前，他们就曾派遣官员祭奠孔子，翻译儒家经典。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帝下令封赠孔子的第65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第二年(1645年)，顺治帝接受国子监祭酒李若琳的建议，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并且举行了隆重的祭孔典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各地孔子庙大成殿，并于次年亲自到曲阜祭孔。乾隆皇帝也非常尊崇孔子。他曾经先后九次到曲阜去朝圣。

(二)推崇程朱理学

清朝自顺治初年始，就把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以统一全国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科举考试当中，以程朱理学派的观点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第二，开始封赠朱子后人。顺治十二年(1655年)，朱熹的十五世孙朱煌被封为翰林院的五经博士;康熙五年(1666年)，朱熹的第十六代孙朱坤来承袭翰林院的五经博士。第三，清初统治者开始把朱熹作为孔庙中大成殿的配享，把朱熹封为十哲之一。第四，清初统治者开始命令一些大学士编纂朱子全书。在康熙年间，著名理学大师李光地负责编撰66卷《御纂朱子全书》。康熙为此亲自写序言。经过清初顺治、康熙对程朱理学的大力鼓吹，清朝把整个社会思想统一于程朱理学之中。

(三)笼络士人，实行文化专制

清朝统治者从入关起通过各种方式笼络汉族士大夫。清代规定的八种做官资格中，进士和举人排在前两位，而且屡开特科，网罗士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特设博学鸿儒科，录取50人，都授予翰林院官职。这些笼络政策的确很有效果，士人以受朝廷重用为荣。

清朝统治者多次大兴文字狱，严禁世人的言行。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总共制造百余文字狱案，其中著名的有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廷珑“明史案”、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六年(1728年)的吕留良“文选案”等，对士人进行大肆滥杀，株连抄没。

清朝统治者还对不利于统治的书籍进行销毁。据统计，从乾隆39年(1774年)到乾隆47年(1782年)，焚书24次，总共烧毁了538种书，13 862部，实际上销毁的书可能还不止这些数字。清朝统治者以修书为名，成立编书馆，收罗大批士子来组织编写各种古书，致使知识分子开始走向了脱离现实的道路，很多有思想、有才气的人埋首于故纸堆，不敢去妄议政事。

清朝的文教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于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教育体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腐朽、没落。

【注释】

[1]《左传》哀公三十一年引《泰誓》。

[2]《说文解字·序》。

[3]《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见《史记·李斯列传》。

[4]《史记·秦始皇本纪》。

[5]十哲指的是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十位学生(子渊、字骞、伯牛、仲弓、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的合称。

[6]《宋史》卷一《太祖本纪一》。

[7]《元史·耶律楚材传》。

[8]《元史》卷八四《选举志四》。

[9]《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一》。

[10]《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纪一》。

[11]《明史·选举三》。